成都平原灌县都江堰，是古代巴蜀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代表着巴蜀地区的灌溉农业文化。

《蜀王本纪》有“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记载，玉山也就是都江堰旁的玉垒山，《华阳国志·蜀志》干脆就说“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先秦时代，岷江在流入成都平原的地段已经有水利工程的修建，比上面两部书早得多的《尚书·禹贡》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这里说岷江是长江源头是完全不对的，岷江从岷山出来以后“东别为沱”，沱是小江的意思，是从江流主道分出的分流。在禹贡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岷江已有向成都平原的分流，这种分流可能就经过加工的天然河道，用它作灌溉渠道。巴蜀在杜宇开明时代有相当发达的农业，那必然有相应的水利设施，况且还有开明治水之传说。《禹贡》的成书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但总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史记·河渠书》载：“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李冰是在秦昭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以后任蜀守的，也就是战国后期，《禹贡》的作者极可能早于李冰看到或者听说了当时都江堰的水利工程。

李冰任蜀守时，原来都江堰的水利设施可能满足不了当时的灌溉需要，或者在洪水期不能保证安全，前引《史记》中有“辟沫水之害”，沫水也就是今天的大渡河。大渡河在今乐山市注入泯江，所谓“离堆”位于沫水和岷江的会合处，阻挡水流下泄，若大渡河发洪水，在“离堆”不能下泄，必然抬高岷江上游的水位，也就抬高都江堰处沱、岷的水位，使之也有洪水的危机，故而有凿离堆下泄洪水的必要。但一般认为离堆是开凿宝瓶口时，玉垒山被切出来的一个山角，即今内江与外江之间的部分，恐怕与史籍记载不相答合。

李冰对于都江堰的重大贡献应是在岷江中分水堤的建造。因为宝瓶口的开凿应该更早，前已引述有开明凿坟垒山，在开明氏时，就已开凿有宝瓶口。分水堤的堤叫鱼嘴，其形状象鱼嘴而得名，正对着下泄的江水，江水被鱼嘴分开，沿分水堤被分成内江（沱江）和外江（岷江）两股水流。这是一种极有成效的无坝分水方法。分水堤的建造，最能表现巴蜀人的聪明才智，《元和郡县志·成都府》下记有：“破竹为笼，圆径三尺，长十丈，以石实之，累而壅水。”岷江两岸盛产竹木，江，江边鹅卵石遍地都是，就地取材，十分方便。这种方法建成的分水堤虽不能历久，但修造和重修都十分顺利，非浩大的工程可比，李冰所修分水堤也应如此。鱼嘴向后加宽，两边修金刚堤加固使之牢固。分水堤下端又缩小，使之稍微呈梭子形，后来为调节内外江的流量，在分水堤中又开有平水漕，以平衡两边水量。

都江堰另一工程奇迹就是飞沙堰。飞沙堰修建于分水堤和宝瓶口的内侧，进入成都平原的各条灌河都是由宝瓶口引自内江，而飞沙堰则是在分水堤后部又内不和外江分开，是一个低平而宽阔的泄洪道。飞沙堰基本是用竹笼装卵石筑成，低平宽阔也最适合于这样建造，其作用在于自动泄洪。如果进入内江的水量过大，宝瓶口不能承泄，就漫过飞沙堰而流入外江。除泄洪外，飞沙堰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过滤进入宝瓶口的内江水流，使沙石从堰上穿过而进入外江，故有飞沙之名。这不能不令现代的水利工程专家为之惊叹，其对水流原理的利用，使人不敢相信它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利用宝瓶口对内江水流的阻碍，江水横向环流加大，使江水中的沙石横向运动而飞过堤堰。

对于这一伟大工程的维护，相传有李冰所定的六字诀——“深淘滩，浅包堰”。因为用竹笼装卵石作堤堰，日久江底有大量沙石堆积，影响水流，所以要在鱼嘴前建有杩槎。它是用三根圆木札成三角架，这种三角架就叫杩槎，架在水中，两个杩槎之间再用横木作梁，顶水放以木条，木条上铺上竹笆、竹席，后有泥沙挡住，成为临时的水坝，既可以是为分水而用，也可以单为拦内、外江，以便挑挖河底沙石，清理水路。

就都江堰的功能来说，它是集灌溉、航运、泄洪于一身，是一个完美的工程，早在西汉时期都江堰就以全能的功效，使巴蜀人民受益无穷。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说“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司马迁盛赞成都平原的灌渠之多，不计其数，灌河中船来帆往，尤可见成都平原的富庶。

东汉画像砖上的砖画则更能表现汉代巴蜀文化的内容，因为两汉之际的战争对巴蜀地区的影响是较小，绿林、赤眉起义，刘秀政权的建立，其战争都是在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公孙述的割据相对稳定了巴蜀，刘秀对公孙述成汉的作战对四川的破坏也不大，所以两汉巴蜀文化是相承的。画像砖所反映的汉代社会生活十分丰富，刻画农业生产的有弋射、收获、桑园、采莲、播种、薅苗、放筏、采桐等；手工业有盐井、酿造、舂米；社会风俗有市井、宴乐、舞蹈、杂技、庖厨；政治文化有考绩、讲学、迎谒、车马出行、西王母。此外，还有头戴尖顶帽、高鼻、深目的胡人形象；有击鼓骑吹、宴饮场面；还有庭院、甲第等。题材不下五、六十种。

如成都出土的农收鱼猎画像砖，画面上部是渔猎：荷塘中的莲花盛开，莲蓬婷立，荷叶平铺满地，花实并茂，水鸭、游鱼穿戏其间；隐在树阴下的猎人肌肉矫健，精神强劲，正凝神贯注，满弓待射，受的雁鹜则在天空中惶恐飞扑。其下部为一收获的场面，田里稻谷满穗，两个男子持镰正在收割谷草，三个女人弯腰手摘谷穗，后一人肩挑谷穗，手提壶，一幅农忙收割的生动的画面，因为细腻的表现手法，给人一种类似浮雕的感觉，形象逼真，有强烈的浪漫主义写实色彩，看了使人生出田园多美好的感觉。

另一块盐场画像砖的构图颇带抽象意味，画面以山林场景的底韵，叠加劳动场面。山峦叠嶂，林木茂密，无论是飞禽走兽或是狩猎的猎人，各具神态。山前的盐场设有取卤的井架，架上设滑轮，其下的两层每层各两人，正在用力拉绳取卤；卤水通过竹筒，注入灶房的卤池，再转至灶上，灶上有盐锅五口，灶门火光闪闪，一人匍伏在地上加柴扇火，两人卷裤弓腰背柴往灶房而来，细致真实地表现了汉代制盐的全过程。

德阳出土的斧车画像是一辆兵车，车子无盖无饰，唯有立着一柄大铖形斧，十分威武。车中两人各执带穗长矛，紧勒缰绳，马蹄腾空，车轮滚滚，一幅冲锋陷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架势。拉车的马线条流畅，马的躯干流滑舒展，但却带有奔腾的力量，四肢细而骨节圆，良马的标志。四蹄蹬开，狂奔的样子，马踏云雀、昭陵六骏也不过如此吧，莫不是张蹇从西域带来的大宛汗血马的后裔。

成都出土舞乐进戏图砖画有七弹齐飞的跳丸、舞剑踢瓶、摇鼗鼓、叠案、顶竿、旋盘、舞轮、衔狭、猿猴戏耍、拗腰柔技，还有列坐吹奏和长袖起舞的献技者，娱乐项目之多，不一而足。

庭院画像左边房屋三进，大门内有斗鸡两只，庭内有双鹤起舞。正厅由阶而上，房屋宽敞，宾主对坐，酒肴罗列。右有厨房，厨灶及饮具，有井。后有高楼，可登梯而上。楼前空地有人打扫清洁，还有一只猛犬，表明正当有客人来到的情景。

迎谒画像，通过三个迎接者不同的迎侯姿态，用以衬托官吏出行的显赫。前两人扛旗，正中者衣冠楚楚，双手持板前举，躬身朝拜，显得严肃恭敬、屏气敛息的样子，右一人跪迎在地，左一人似乎被仪仗队所惊恐，跪在地上慌忙匍匐下拜。

重庆市的大足县素有“石刻之乡”的称号，县境之内有五处大型石刻——宝顶石刻、北山石刻、南山石刻、石门山石刻和石篆山石刻，加上其余小型石刻共四十余处。其中以宝项、北山两处最为集中，规模宏大，艺术价值十分之高，统称为大足石刻。

早在晋代县境就是游览和避暑胜地。大足的西禅寺（已毁）建于东晋，还是“西禅云月”的古代大足十景之一。大足石刻创于唐代，历经五代、两宋，迄于明、清，其中多数造像开凿于唐、宋时期，是我国中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在文化艺术和宗教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在《舆地碑目考》、《蜀中广记》等书中对大足石刻都有较详细的记载。明代文学家曹学佺在他的《蜀中广记》中说：“宝顶山，唐柳本尊学吴道子笔意，环崖数里，凿浮屠像，奇谲幽怪，古今所未有也。”其对大足石刻的独创性和艺术价值给了高度评价。但是长期以来大足石刻却不为外人所知，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有人到大足考察，惊呼大足石刻，湮没千载，实与发现敦煌等地相提并论，即与世界著名的希腊巴特农神殿和印度阿旃陀石窟相比，也并无愧色。

大足石刻中最著名要数“养鸡女”和“媚态观音”的雕刻。“养鸡女”是宝顶摩崖造像“地狱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地狱变”的蓝本是唐代画家吴道子的“地狱变相图”，吴氏原作未能流传下来而在大足石刻中保留。养鸡女在地狱变中的本意是一种警示——养鸡杀生要下地狱，但古代艺术大师把她作为勤劳善良的妇女形象来歌颂。“媚态观音”在北山石刻大佛湾中段，按经文定名是数手珠观音，但雕刻却是一个妩媚俊俏的宋代少女形象。

前文提到柳本尊其人，据说是嘉州（今乐山市）城北郊，有一棵柳树，树上长了一个瘿瘤，瘤破而现出一个婴儿，这就是柳本尊，当然不可信。但柳本尊确有其人，是个笃信佛教，苦修密宗的人物，他的宗派是以筑坛禳灾，持念经咒为伎俩的。柳氏宣称通过炼顶、炼心、剜眼、断臂等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法，能达到济世活人之目的。以至于惊动蜀王王建，并得到他的支持，成为蜀中瑜伽教派的首领。大佛湾有“柳本尊行化道场”石刻，柳本尊像造型古怪：眇右目，缺左耳，断左臂（空左臂袖管），颔下有须，不着袈裟而为俗装，盘腿打坐，右手作说法状，分明是教主派头。

巴中南龛摩崖石刻在巴中县城南的化成山上，与东、西、北龛遥相呼应，故称南龛。据《巴州志》记载，南龛摩崖造像始于隋末唐初，经五代、宋、元、明、清陆续修整增刻，现存完整造像一百二十二龛，一千余尊，碑刻二十五处，诗刻数百条。(www.daowen.com)

还有广元千佛崖摩崖造像，位于广元市北四公里嘉陵江东岸。据清咸丰四年（1854年）石碑所载“全岩造像数为一万七千有奇”，一九三五年修川陕公路时，被毁半数。开始刻造于唐代，以后各代又有增修。

李白有《蜀道难》一诗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这是诗人初入长安面找不到出路的心理独白，巴蜀之地固然山重水复，但古代巴人民早已开拓出通向外面世界的道路——栈道。栈道又称阁道、栈阁或桥阁，栈可以解释为栅、棚、阁板或小桥等多种相近意义，所以栈道一词就是说的这么一种道路，它是河岸崖壁上凿洞架木而成的一种两层建筑物，外形看去如一连串的楼阁，上面可通行人马车辆，下面则是哗哗的流水。

栈道是古蜀人民的创造，是以“五丁力士”为象征的古蜀人的智慧结晶，到西汉的时候已是“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了（《史记·货殖列传》）。栈道的一般形式是在河面狭窄、水流湍急，两岸壁立的悬崖峭壁上，凿石洞，穿以横梁，并在相应的河身石底上凿出竖洞，插立竖木作为横梁的支撑，然后在横梁上铺上木板。这样人马车辆可以沿石壁由木板通过。郦道元《水经注》中引诸葛亮与其兄诸葛瑾的信中说的，“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的褒斜道赤崖以北的一段栈道就是如此。

还有一种“千梁无柱”式栈道，就是只有横梁，没有支撑横梁的立柱。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操时，为了策应进攻祁山的蜀军主力，赵云和邓芝则出兵褒斜道。赵云与曹真主力作战不利而退军时，就曾焚毁赤崖以北百余里的栈道，以阻魏兵。这段栈道不久被修复，但因为水流湍急，不能立柱。赤崖以南的栈道，既曾被大水冲毁，又曾被魏延焚坏，以后修复，横梁下也没有能立柱支撑，以至于车马从栈道上通过时，板响梁震，人们“无不摇心眩目”，胆战心惊。

在崖壁不那么陡立而稍有坡度的地方，有一种“搭架式”栈道，它不需要开凿穿横梁的壁孔，也不是一头入山腹，一头立柱支撑横梁，只是在倾斜或阶梯状的山石上凿洞以安插立柱，在立柱上架横梁，在横梁上铺木板，也就是木板用横梁和崖壁支撑。

栈道同时也考虑到行走安全问题，在栈道靠近河身的一侧，有的还装有护栏，以防人马不慎坠入河中。尤其是转弯处，护栏更加重要。为了预防崖壁上的土石五坠，砸伤来往人畜，有的地方又在栈道的上面加盖顶棚。广元以北朝天峡、明月峡附近的栈道遗址上，可以看出是有顶棚遮盖的。这样，在某些地区的栈道，既然有支撑横梁的立柱，又有保障行人车马安全的护栏，上面又架有顶棚，行走在其中，如从楼阁中通过，远远望去，也真象一长串楼阁，所以古人把栈道称为阁道、桥阁，至于“飞阁”、“云栈”、“栈道连云”之语，是形容这种建筑的形制檐牙高耸，如鸟欲飞。

还有“石栈”，有几种形式如下：其上是在崖壁上凿孔，孔中穿入石梁，石梁之上覆盖木板，形状和“千梁无柱”木栈相似；其二是在崖壁上直接凿挖一条大的凹槽，车马行人就在凹槽中通过；其三是在崖壁上开凿石梯，石梯两旁可以加设护拦或攀手，还有与木栈相结合者，石木并用。

此外，在潮湿的森林中或沼泽地带，不便行走，就伐木铺路，木上再铺杂上土石，用以固定路基，筑成路，这叫做土栈。还有在将树木砍或锯成等高的树桩，就在树桩之上一一搭上木板通行的。

巴蜀栈道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是北边的秦蜀古道，川陕古道以褒斜道、故道、石牛道、子午道、傥骆道、文川道为主。以褒斜道南段为例，宋代栈阁和险板阁合计有五千一百多间，每间的宽度，也就是两个壁孔之间的距离，大部分在1.5—3米之间。北宋时褒斜道南段有150里的道路，以上面所说每间栈阁的长度来折算此段栈道为15000米，相当于30里。《宋会要稿·道路》说北宋“入川大路自凤州到利州剑门关直入益州，路途遥远，桥阁约九万间。”若每间以3米计来说，共有约27万米，折合为540多里。而从凤州到剑门关的驿路约为1100里，栈道里程竟占这段驿道的一半，比例大得惊人。考虑到古代栈道的修筑工程相当大，如此多的栈道不太可能，应理解为从凤州到益州成都府1800里的路段上有这么多栈道，如此也在百分之三十。道路地段不同，所修栈道的形式也不相同，这种折算是不大合理的，但也足以说明栈道在巴蜀对外交通中的作用。

由于栈道复杂且施工维护不易，就有了碥路，又称路或偏路的出现，就是在水流湍急，崖岸险峻的地段，在崖壁上开出土石，用开下的土石填垫沟沿而成道路，类似今天的盘山公路。这样虽需要大量劳动力修建它，但修成之后可以永久使用，这种碥道逐渐代替了栈道。还以褒斜道南段为例，北宋时有栈道五千多间，元代减少到二千八九百间，明清初年又减至二千二百多间，栈道的减少就是碥道的增加。到了清代初年，连云栈道之名虽然存在，但实际上这条大道上几乎没有木质栈道被使用了。到明代中期以后，栈道大部分为碥道所代替，明人王士性《广志绎》卷三说“自古称栈道险，今殊不然，屡年修砌，可并行二轿四马。”卷王又说“栈道虽称川，今实在陕。今之栈道非昔也，联舆并马，足当通衢。”清康熙初年，陕西巡抚贾汉复又重修了宝鸡褒城间的连云栈道，清道光年间贺仲瑊编辑的《留坝厅志》说：“我朝康熙三年，贾大司马自煎茶坪至鸡头关特开路于诸岭上。由是徒降而行，无复昔日之沿山架木，而栈道遂废。”王士性已看到了并指出栈道的变化，虽然没有明说是碥道取代了木栈，但已与古代最多三米宽的栈道相比，已是大不相同，其用料施工已向碥道发展，才能有走在大街上的感觉。到了清代就把栈道修成了碥道。

古代巴蜀人在造桥历史上也有自己的特殊地位，那就是索桥，又称绳桥、絙桥、软桥，最初用天然的藤罗，以后用竹子，最后用铁链。最早巴蜀人就能制造索桥，直到汉代，西蜀地区还有一只称为笮的少数民族，或称笮都夷笮就是用竹篾拧成的绳索。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中说：“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桥谓之笮，其定笮、大笮，皆是近水置笮桥处。”可见这个民族是善于建造索桥的民族。在川西北的茂汶，南朝萧梁时期曾设绳州，因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绳索桥。《元和郡县志》说“绳桥，在县西北三里，架大江水，篾笮四条，以葛藤纬络，布板其上，虽从风动摇，而牢固有余，夷人驱牛马去来无惧。”唐代川人已经能造出跨越岷江的大竹索桥，上铺木板，车马通行，亦见巴蜀人的智慧。索桥的影响直到现在，都江堰上的多索平铺吊桥，江油窦山的双索行走桥，还有大渡河上的泸定铁索桥等。

宗教遗迹在四川地区可以说是遍地都是，道教的发源地之一是巴蜀，佛教自传入我国以来就在四川广大地区建寺立庙，历史上各时期的宗教发展都清晰地巴山蜀水之间。

青城山，四川灌县城西南十五公里，古称丈人山。据传是黄帝封青城山为五岳丈人，素有“青城天下幽”的美名，因其林茂清幽故有此称，杜甫为诗赞其幽：“自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为爱丈人山，丹梯近幽意。”青城山是我国道教发祥地之一，道书上称“第五宝仙九室之天”、“洞天福地”。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设坛传教，山中有宫观七十余座，著名的有上清宫、天师洞等处。

峨眉山是同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合称为我国佛教四大名山，峨眉山以其“如螓首峨眉，细而长，美而艳”而得名，山峦起伏，重岩迭翠，气势磅礴，雄秀幽奇，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汉末，道教已在山上流传，所以也是道教有名“洞天福地”之一，称为“第七洞天”。晋初佛教传上山，唐、宋二代两教并存，明中叶佛盛道微。明崇祯时全山有僧侣约一千五百多人，清以前，佛道二教在山上共建大小宫观寺庙一百七十多座。其中万年寺最古，原名“普贤寺”，是明彻和尚创建于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唐僖宗重建。北宋太平兴国四年铸普贤骑白象铜像一尊，高7.35米，重62吨。明历年间重修，改名“圣寿万年寺”。报国寺也为峨眉主要寺院之一，始建于明代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清顺治年间重修，康熙敕名“报国寺”。

位于新都县城北的宝光寺，占地一百二十多庙，相传建于东汉，文献记载，隋代称大石寺，唐僖宗改名为“宝光寺”，清康熙九年（1671年）重建，清静咸丰年间形成现在的规模。

报恩寺在四川平武县城，是川中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明代宫殿式建筑群。始建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天顺四年（1460）竣工。据历史记载，当时龙安府宣抚司佥事王玺，仿照北京皇宫修造王府，殿宇快要完成的时候，被朝庭察觉，王玺奏称为“报答皇恩”而修的“报恩寺”，于是府邸成了寺院——报恩寺。

皇泽寺位于广元市西嘉陵江西岸乌龙山麓，相传原有为纪念李冰父子的庙，唐贞观时，武则天出生在这里，后改名皇泽寺。现在所看到的建筑是清代修建的，在则天殿中保存有武则天石像，作比丘尼状，头戴宝冠，袒上身，颈项上有璎珞装饰，额广鼻高，凝重威严。皇泽寺亦有摩崖石刻，为南北朝及隋唐宋等时期所刻。

乐山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山西壁，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合流处，有乐山大佛，是依凌云山栖鸾峰断崖凿成的一尊弥勒坐像，又名凌云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初年，完成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像高七十一米，是世界最大的石刻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