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代指四川，源起于这块红色盆地的两个古国——巴国、蜀国，大致以嘉陵江流域为界，西为蜀，东为巴（包括嘉陵江流域）。公元前三一六年，秦将司马错并巴、蜀入秦，后置巴、蜀两郡。汉又分两郡置广汉郡和犍为郡（包括贵州、云南部分），此时人们已经巴蜀并称来指代这一四川地区。西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四川属益州部，汉末九卿出领州牧，州成为一级行政区划，益州也是指巴蜀之地，刘备割剧之初就自称益州牧。还有梁州之名，《尚书　禹贡》九州划分有“华阳黑水唯梁”，三国蜀汉分四川为益、梁二州。两晋六朝战乱，大量移民入川，侨置州郡县，政区混杂。唐太宗时，四川分属剑南道、山南道和江南道。玄宗分山南道为东、西二道，又从江南道中分出黔中道，再加上剑南道，五道之地属有四川。唐肃宗时又分剑南道为东西二川，置节度使。

宋朝改唐的一级行政区划“道”为“路”，宋真宗时分四川地区为益州路（治成都）、梓州路（治三台）、利州路（治广元）、夔州路（治奉节），称为川陕四路，也称四川路，四川之名由此而始。元代置有四川行省，以后四川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名称而固定，其辖区元代以下有所变化。

四川以群山环绕的红色盆地为基础，秦汉以来的灌溉农业，丰富的矿产资源，沃野平畴，山青水秀，正所谓天府之国。优厚的自然环境塑造了巴蜀地区灿烂的文化。在历史时期的各个统一王朝中，四川经济在全国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汉高祖刘邦以巴蜀为基地而削平天下，建功立业；刘备据益州而三国鼎立；安史乱起玄宗奔蜀；南宋已亡巴蜀尚在；抗战时期，重庆又为陪都；四川地区在我国历史上起过很大的作用。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在他颇有兵书意味的《读史方舆纪要》中说：“从来有取天下之略者，莫不切切于蜀。秦欲兼诸侯，则先并蜀，并蜀而秦益强，富厚轻诸侯。晋欲灭吴，则先举蜀，举蜀而王楼舡自益州下矣。桓温、刘裕有问中原之志，则先从事于蜀。苻坚有图晋之心，则亦兼梁益矣。宇文泰先取蜀，遂灭梁。隋人席巴蜀之资，为平陈之本。……唐平萧铣，军下信州。后唐庄宗灭梁之后吞蜀，未可谓非削平南服之雄心也。宋先灭蜀，然后并江南，收交广。”当然顾氏之言未免失之绝对，也足以说明四川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四川又有得天独厚的天然形胜，陆有剑门之关，水有三峡之险，东扼长江，足为吴楚之咽喉；北走秦岭，沟通秦陇肘腋；西南为高原所绕，是滇藏必经之道。可谓易守难攻，成为偏安割据的沃土。因历朝统治者十分看重四川的地位，对其治理都是不逸余力，川内山水纵横，自然条件好，所以历史上的割据者却多数是外来人。章太炎说：“四川重江复关，自为区域，先后割据者七矣。公孙述、刘备、李特、王建、孟知祥、明玉珍、张献忠皆自外来，而乡土无作者。”割据的历史原因种种，不同时期的割据有其必然性，不易对当时的川人有所议论。又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说法，四川和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有关联，尤其在朝代更替的时候，新旧王朝势力往往在四川地区形成尖锐对抗，这与巴蜀人民本身没有什么关系，但对巴蜀人影响是严重的，几次大的人口锐减就说明这一点。

巴蜀文化的渊源和古之巴、蜀两国有密切相关的。古代巴、蜀的发展是相对独立的，顾颉刚先生认为直到春秋战国时代才和中原有关系（《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顾颉刚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也有从考古和殷虚卜辞中考证，殷商时候巴蜀就和中原有交流，如“妇好伐巴方”，“殷蜀信使往还，馈遗不绝”，“武丁征蜀和姬周伐蜀”等（《巴史新考》董其祥　重庆出版社　1983年）。不管巴蜀和中原在先秦关系曾经怎样，其自身的发展确是在一直进行着。《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国，肇至人皇”，又扬雄《蜀王本纪》“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华阳国志·蜀志》又有“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把蜀的早期氏族领袖和中原的三皇五帝拉扯起来，顾先生早已给了有力的批驳。蜀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历史，蚕丛是古蜀族人民最早最有影响的首领，也可以说是如中原的黄帝传说。《蜀志》说到开明为九世，扬雄给出三万四千岁的时间，九世能有三万四千岁是不可能的，但这必竟是传说时代，久远而又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古代氏族都有这样相当神奇的传说，而这些传说也正说明其原来有相当的社会发展。《蜀志》云：“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绎。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杜宇时代蜀已有颇高的国家规模，晋人常璩所看到的有关蜀的材料可能比我们的要多一些，以上所言的蜀疆域和杜宇的统治气魄或也可信，即使是藻饰之笔，也应有一定的文字或传说基础。杜宇对蜀的贡献就在于指导人民发展农业，“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华阳国志·蜀志》）。农业生产中水是至关重要的，水灾对农业有着极大危害，中原有大禹治水，蜀有所谓鳖灵治水（《蜀王本纪》），并有首领之争，鳖灵取得帝位，号为开明。可以说杜宇、开明以后蜀地已经进入农业社会，并开始欣欣向荣的发展，所以《华阳国志蜀志》司马错在议定蜀时说：“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

巴在《左传》中有不少记载，如“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昭十三年）“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等巴为姬姓，顾颉刚先生也承认，但这个姬是否同于周王朝的姬，确是不一定的，顾先生依傅斯年说认为姬为羌的别部，又说“他们没有受周天子的封建，也没有受中原文化的熏陶”（《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顾颉刚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也就是说巴国也有其独立发展的社会文化。巴的东面是楚，《左传》中就多有巴、楚的故事，楚为南方强国，巴能与之有战争说明也有相当国力，又《华阳国志》提到巴、蜀世为仇，也就是两国有战争，战争一方面有破坏性，但它相对又能促进交战国的发展。《华阳国志·巴志》言：“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紵、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其果实之珍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荺，园有芳弱、香茗……其药物之异者……竹木之贵者……”，巴的自然资源很丰富，而且巴人又善于开发，有相当高的农业生产技术，故而有这样丰富的物产。在蜀王杜宇教民务农的时候，“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农业生产技术不可能是一个人先天得到的，必然是经过长期积累的实际经验，是在巴蜀人民长期的同自然抗争中产生的农业生产技术，又因成都平原的水土条件较之川东丘陵要好，所以蜀的农业较巴为先进一些。而巴的山林中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使巴的手工业有一定的发展，如巴族的井盐、酿酒技术，其盐“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张伞，故因名之‘伞子盐’。有不成者形亦必方，异于常盐矣。”（《水经注》）盐粒方正说明含杂质少、结晶好，这虽已是北魏时的情景，但它一定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其酒为清酒，据说秦昭王进已十分有名。《史记·货殖列传》记有一“巴寡妇清”，靠其祖传的丹砂矿和炼丹砂技术，家中巨富，而且治家有方，秦始皇“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那么她祖业必在战国或王更前秦未并巴蜀时，可见巴的手工业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巴志》中又载“巴子又立市于龟亭北岸，今新市里是也”，巴的商业也很有规模，设有商品交换地点，可能也有管理的机构，这就更能说明其发展程度。

巴蜀文化有其自己的一个发展过程，在秦末并巴蜀之前，它也是独立发展到一定程度，如广汉三星堆所出土的文物，石棺、大石柱文化，蚕丛、鱼凫杜宇的传说等。常璩《华阳国志》说：“言蜀椎髻左衽，未知书，文翁始知书学。……彭祖本生于蜀，为殷太史。夫人为国史，作为圣则……至于汉兴，反无书学乎？《汉书》曰‘郡、国之有文学，因文翁始’。者然，翁之前齐鲁当无文学哉？”那么文翁化蜀的功劳就大打折扣了。有人还考证了司马相如和文翁化蜀的先后关系，相如以武骑常侍事孝景帝，相如好词赋，而景帝却对词赋不感兴趣，相如自然不能施展，注以病为因离开长安，广交诸侯游士。文翁是在景帝末为蜀郡守，选派郡县小吏到京师留学，受业博士。相如在文翁之前，早已宦游在外了。文翁所遣的郡县小吏，决不是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的司马相如。文翁化蜀之前，已经出了司马相如这样的大文人，足以说明巴蜀是有相当的文化基础。当然秦并巴蜀后“迁人皆居蜀”，并六国后更是“辄徙其豪侠于蜀”，所迁的人有如卓王孙、程郑一类工商业者的前辈，也有、吕不韦的门人，著《吕氏春秋》的门客也有迁往巴蜀的。这些迁蜀的知识分子对巴蜀文化有一定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说巴蜀文化由他们源起，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否则文翁又何必有化蜀之举呢？

巴蜀文化尽管有其独立发展的一面，但她和中原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呢？刘逵注《蜀都赋》引《地理地》说“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两江，为人开田，百姓享其利。是时，蜀人始通中国，立语颇与华同。”此处《地理志》非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可能是华峤各家中的一种。又宋玉对楚王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楚人能和巴歌，必须嘏和楚是同一种语言才可能，而楚和中原是同文的，可见巴和中原语言有相通之处。《汉书·艺文志》在道家书目中有《臣》、《君子》两篇，班固在下面注明说是蜀人，又有《郑长者》一篇，班固说：“六国时，先韩子，韩子称之。”张澍说臣有姓，君子是尊敬之称。这说明六国时蜀人臣君子远在韩非之前已经有著作了，并传到汉代。《艺文志》在兵家阴阳类中有苌弘十五篇，注解说是“周史”，《庄子·外物》说“苌弘死于蜀”。先秦时候巴蜀有人写著作，并流传到汉代，如果他们的著作的文字完全不同于中原，怎能流传下来。但不同点还是有的，扬雄《方言》有“梁、益之间裁木为器曰钅瓜，裂帛为衣曰钅规”，又有“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凡人言盛及所爱曰传”，“凡物之小者谓之私，小或曰纤”，都是说巴蜀有语言上和中原的不同。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班固认为篆体也很有不同的，他说“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史游作《急就篇》，李长作《元尚篇》。《急就篇》、《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凡将》则颇有出矣。”三篇都用《仓颉》中的字，而司马相如《凡将篇》确有超出《仓颉》之外的字。这些在《仓颉》中找不到的字可能为蜀地故有或者蜀地新造的。由此可见，巴蜀和中原语言是相同的，只是有方言和少量文字上的差别。而扬雄本人是巴蜀之人，他也正是抓住了这种语言上的差异而作了《训纂》和《方言》两书，并由此又推动了巴蜀文化的发展。

商周时期巴蜀与中原的文化关系是要用大量的考古资料来说明的，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十分圆满的答案。但是至少晚周时期双方是有相当关系的，如彭祖为蜀人，苌弘死于蜀，商鞅的老师尸佼，在商鞅死后，害怕自己遭到株连，就逃入巴蜀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到后来，文翁化蜀，张宽等到齐鲁去学习儒家经典，引进儒学，然而巴蜀的传统文化对外来的东西有点不意为然，巴蜀的山水赋于其人民以挑战和豪迈气质。《汉书·地理志》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对好文刺讥。”沉闷的儒家教义换来的是极富个性和情感的文学讥刺和向往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长于词赋，严君平、李宏、杨子云是道家，扬雄（字子云）同时也长于词赋。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和屈原的《远游》是相承袭的。《远游》也显然是道家思想，这就使人联想到蜀和楚文化必然有深厚的关系。屈原所称道的王乔、彭祖都是巴蜀之人，《楚辞》中的巫山、高唐都是巴蜀的地方，而且在春秋时巴和楚是婚姻之国，交往颇繁。

春秋战国的文化可以分为三派：齐鲁的诗书六艺，三晋的法家（包括兵家、纵横家），楚的道家。司马相如、王褒是长于词赋的，《汉书·艺文志》区别词赋为三派，屈原为首的是南方一派，荀卿为首的是北一派，司马相如、王褒是列在屈原派下的。在《汉书·艺文志》、《尔雅》、《小雅》和《古今字》中都列在《孝经》里，又是齐鲁经学派。《史籀篇》以下是小学家，是六经派以外的书学。司马相如《凡将篇》、杨雄的《训篡篇》是列在小学家而不在《孝经》家，这都表示西汉时期巴蜀之地的思想文化和东方齐鲁派似乎关系不大。巴蜀从北方派的秦国也得不到什么，显然只有楚的一派与巴蜀有深厚的关系。这一时期的仙道文化也可以分三派：燕齐是服食，秦是房中，楚是导引。从王乔、彭祖来说决不是秦的一派，只是到后来才在房中术里扯上彭祖，巴蜀的仙道与屈原、庄周相近同。王乔、彭祖本来就是屈原、庄周所称羡的人，是不是蜀文化影响了楚文化？《三国志·乌丸传》注引《魏书》说乌丸（桓）“以死者神灵归乎赤山，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中国人以死者之魂神归泰山也。”顾炎武《日知录·泰山都尉治鬼》条有详细和考证。《蜀王本纪》说李冰“谓汶山为天彭阙，号曰天彭门，亡之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古代中原人死后魂归泰山，巴蜀说魂魄归天彭门，东北方面又说魂归赤山，这都是原始宗教神灵崇拜的产物，由此看这三者是各自为一系统，不相混同的。

古代巴蜀文化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星历灾异学说。西汉蜀人洛下闳是对星历研究最早最精的一人。《史记·历书》说“至今上（汉武帝）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巴洛下闳运算转历。”又说“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汉书·律历志》言：武帝“以七年为元年，遂诏……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十月皿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太岁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太初历。乃造治历邓平，……及与民间治历者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闳与焉。”唐都、洛下闳能以平民百姓的身份参加国家历法修订工作，那他们在历律方面的精深造诣在民间就一定有很高的声望。《汉书·律历志》说洛下闳“其法以律起历，……与邓平所治同。于是皆观新星度，日月行，更以推算，如闳、平法。”可见洛下闳在历法学术水平上得到广泛的认同，并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的水平。洛下闳是阆中人，其在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必然得之于蜀地，《史记·历书索隐》引姚氏案《益部耆旧传》说“宏（闳）字长公，明晓天文，隐于洛下。”洛下闳在因明晓天文而成名之后去归隐的，因此他所掌握的天文学知识是巴蜀地区流传的，不是从其他地方学来的。《古文苑》注引李膺《益州记》所说的北斗七星的名字和《开元占经》所说的古代七星名称不合，也可看出这七星名称为巴蜀独有，是属于巴蜀的天文学知识。

洛下闳在天文历法上的贡献在于创造了武帝太初历，《益部耆旧传》说“闳改顓顼历作太初历”。太初的特点是创造了八十一分法，来代替旧的四分法，并结合当时所发现的日食周期是一百三十五个月，使历法更准确，但他并不认为八十一分法精确无误，而预料到以后有更精确的历法，“八百岁后此历差一日，当有圣人定之。”洛下闳还造了员仪来考订历法，员仪也就是浑天仪，后来又经过贾逵、张衡的进一步改进，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天文历法仪器。洛下闳运用员仪确定二十八宿到赤道的角距，给二十八宿准确定位，奠定我国传统天文学的基础。

巴蜀地区有苌宏化碧的传说，《华阳国志》、《庄子》都直说苌宏死于蜀，《史记·天官书》说“昔之传天数者，……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宏，于宋子韦，郑则裨灶。”苌宏是天文历法方面的专家，他可能在巴蜀留下著作，从而能推动巴蜀天文学发展，产生洛下闳这样的人物。

上面是从文献记载中考察了古代巴蜀文化的源起，当然其中有些方面存在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再来看看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及其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来说明远古巴蜀有着怎样的文明，就更容易理解巴蜀古国的存在以及秦汉时代四川地区的繁荣。(www.daowen.com)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城西约八公里的南兴镇三星村，这里有三个大土丘，如星分布，所以叫三星堆。三星村周围近六平方公里的地面上都有大小规模不等的遗址地点。早在一九二九年，当地农民挖水沟时，掘出一坑石器，其中有数百件玉器，当时在成都华西大学的中外学者闻讯，曾进行过小型发掘，也发现出少量的石器和陶器。新中国建立以后进行过多次的调查和发掘，以一九八六年七月和八月两个祭祀坑的发掘为收获最多。从两个祭祀坑中出土了上千件十分珍贵的文物，如巨大的青铜面具、铜人、青铜神树等，都是前所未有的发现。遗址北临鸭子河，东、南、西三面都有人工夯筑的城墙，墙下有近米深的城壕。现在仍能分辨出的残存城墙有近二千米，最高处有七米，底部最宽处有三十米，东西约二千米，南北约一千五百米，曾是一个有相当规模和格局的古城。据碳十四测定，其年代约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九百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周之际。

出土文物中最令人震惊的是金器和青铜器。大型金器有四件：一件是金仗，是纯金皮包木的权杖（出土时木芯已炭化，金皮压偏变形），长达一百四十二厘米，直径二点三厘米，重量超过半公斤。金皮上刻有戴王冠的人头像、鱼、鸟、树的图案，刻工精细讲究，使人叹为观止。另三件是金面具，也是以金皮制成，与真人头部大小相仿，眉、眼、口部是镂空的，鼻梁突出，其中一件是罩在青铜人像的头上的。在我国考古发掘中，这样大型金器的发现尚属首次，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

青铜器是三星堆出土珍贵文物的一个主要部分，完整器物有八十二件，有全身整体人像一百零三件，头像四十余件，面像二十余件。在二号祭祀坑中发现有一尊巨大全身整体铜像身高一百八一点二厘米（包括帽高十厘米），加上脚下的底座，高为二百六十厘米。其塑造夸张，赤脚，着有两节左衽袍服，头上有帽，头、脚比例同于真人，躯干部分缩小变细拉长，两手比例夸张加大。面部夸张，眼极大为倒三角形。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久，高度最大的青铜人像。青铜人面像最大的宽达一百三十八厘米，高六十四点五厘米，造型十分夸张，嘴细长及腮，眼球突出为园柱形，两耳变形如戈。

最引发人兴趣的还有三株青铜神树的出土，两大一小，树有枝叶，还有花果，枝上还有飞鸟立着，又有小铃。最高的一株高四米，是出土最高的青铜器。此外，还有大型礼器如：尊、、方彝、小编钟等。其中尊有龙虎尊、三羊三鸟尊、四牛四鸟尊、四牛八鸟尊等，造型优美，工艺水平很高，与中原、江西和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精品不相上下。

其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令人惊叹，不仅采用浑铸法（多范合铸），而且采用了先铸、后铸、嵌铸等分铸法。还采用有铜焊、热补、铆接等先进技术，这在同一时代的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中还没有发现，直到战国时才有。

在遗址中有大量房基的发现，其中有面积达六十四平方米的，这就可能是宫殿或者祭祀宗庙。石器中有石斧、石奔、石凿等，还有大量的陶器，其纺轮和网坠的发现可以知道那时的人已经能纺织和结网捕鱼，还有一些手工业作坊的发现说明当时社会已进入农业时期。作为一个古城遗址，研究者大多认为是古蜀国的都城，并且很可能是《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的鱼凫至杜宇王朝时期。

先不忙于说三星堆遗址是什么时期的，作为古代文明，三星堆遗址最能代表远古四川的也可能是我国华夏文明的一个发源地。三星堆出土文物和中原地区有很多不同点，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先进于中原地区。这种较为先进的古代文明表面上似乎在巴蜀之地找不到她的任何孑遗，尤如南美的玛雅文明，中南半岛的吴哥文化一样，突然地消失中断。古代文明因当时人的力量的有限而有相当的脆弱性，而历史又多次证明，在以体力为基础的冷兵器时代，胜利者不一定是文化很发达的一方。如此众多的青铜器、祭祀用品集中埋在一个地方，并且可以看出埋得很仓促，又说明什么呢？是受到威胁？那么是来自中原的还是其他地方的？

还可以从巴蜀的神话传说来看其远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常璩《华阳国志·蜀志》有“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蚕丛是巴蜀传说时代的第一个领袖人物，其石棺石椁足以说明蚕丛时代应为石器时期。因为原始部族对灵魂、祖先崇拜，对陵墓都是极尽当时的最高技术来兴建，蚕丛时代只不过为石棺石椁足以证明其为石器时代。蚕丛氏只能算是巴蜀远古的一个民族，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有临邛夹门镇的山岩上有陶棺，和一般的木棺大致相同，但盖、底是相反的，并且棺外还有很多的陶器，样子极其淳厚古朴，或者这就是蚕丛氏的后裔。

另一位更有影响的传说人物是杜宇，《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在今云南东北部昭通一带）。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江原，今四川崇庆县一带）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华阳国志·蜀志》也有“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曰蒲卑。”两边的说法颇有出入，《蜀王本纪》据说出自扬雄之手，可能早于扬雄就有类似蜀王本纪的文字记载流传于蜀，后为扬雄所选编，常璩《蜀志》是以《本纪》为基础而写的，因之更加合理，去掉神化的东西。但这种神化在较为原始的部族时代也是有必要的。杜宇时代应是巴蜀农业的大发展时期，并且已经有部族的融合，杜宇和他的妻子不是一个部族的，而又生活在一起。也可以理解为巴蜀各氏族中，杜宇族的农业最发达、最先进，为其他氏族所效仿。

传说开明是继杜宇之后为王的，《蜀王本纪》说“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这实际应是有关一次大洪水的传说，在与洪水的抗争中，鳖灵充当了英雄角色。古代农业生产最易受到洪水和干旱的危害，能有办法战胜洪水的人将受到列尚的崇敬，鳖灵是巴蜀地区大禹式的人物，如同世界各地民族中都存在大洪水的传说。

鳖灵治水后，就有氏族权力斗争，不同于中原地区尧亡而禅位于禹，而是出现鳖灵和杜宇最高权力的争夺，鳖灵取胜登上帝位叫开明。由治水传说可知开明氏是来自长江中游的一个部族，可能有若干水利经验，而在洪水到来之时没有遭到大的破坏。杜宇部无治水经验，而在大洪水后衰落，从而开明部在巴蜀开始占主导地位，《华阳国志》说杜宇主动让贤给开明，怕是受中原地区禅让传说的影响，且常璩已是西晋时候的人。《蜀王本纪》也说是让贤，但却加入一个偷情的故事。说是鳖灵在外治水，辛苦勤劳而不常回家，其妻独守空房，这时杜宇看上了她，两人有了私情。鳖灵治水回来，杜宇觉得十分惭愧，“自以为德薄”，就主动让位给鳖灵。这是很靠不住的传说，远古时代夺人妻子恐怕是没有什么可惭愧的，应该是勇武的表现。

传说中杜宇失位后很凄惨，复位而不得就化作了杜鹃鸟，此鸟的啼叫声让人听起来悲切，并且常不断啼叫，人们用他来喻杜宇，只是对杜宇的同情而已，毕竟在他的带领下巴蜀的农业得到了大的发展。

另外蜀中还有五丁力士的传说，一般认为“五丁”是蜀地的劳动、军事组织的基本单位。还有秦蜀交往的故事，都是源自秦对巴蜀的吞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