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就道光《佛山街略》的文献特色与史料价值来看,首先是这部准地方志书的实用性、针对性和指向性都非常强,编撰这部文献绝非为了“存史”之类的撰述目的,而是对于商业活动的进行有所辅助,故而其用语颇为简明,叙述皆能直指要点,使人一看便知其梗概。这一点我们在上文已经有了详尽的论述。其次,这部志书保留了一些珍贵的商业风俗资料,且为当地所修乡镇志书所不载者。通常来看,清代的各种乡镇志书中记载地方风俗,重点皆是风土人情,绝少涉及商业风俗习惯;即如江南市镇繁荣、丝绸贸易昌盛的嘉兴、湖州地区的乡镇志书,更是把这些商业产品归入志书所载的“特产”门类进行记述,很少突显其浓厚的商业贸易特色。清人吴荣光在其编纂的道光《佛山忠义乡志》中论及当地的风俗习尚时,曾经意味深长地说道:

“佛山地广人稠,五方杂处,习尚盖岐出矣。故家巨族,敦诗书、崇礼让,祠祭竭其财力,此其大较也。至于异地新迁,或宦成名立,始来卜居,或拥赀求安,爰得所处,类皆谨敕和厚,少蹈慆淫。然商贾蝟集,则狙诈日生,傭作繁滋,则巧伪相竞。兼以旅尘偪闹,游手朋喧,优船聚于基头,酒肆盈于市畔。耳濡目染,易以迁流,遂或失其淳实之素矣。夫申教谕以玉俊良,惩邪惰以醒顽钝,非司风化者之急务哉!”^[54]

由于吴荣光出身于佛山“故家巨族”,经科举入仕后历任地方要员,故而他的这番观点代表了当时正统的上层社会主流观念所在,即对于因为商业的繁荣发展而带来的社会风气嬗变,乃至“重末轻本” 的社会现象和不良风气深恶痛绝。故而道光《佛山忠义乡志》“风尚”一门全然不载任何具有当时佛山商业市镇色彩的风俗习尚资料,代之以上所引述的议论来表达自己的观点。^[55]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道光《佛山忠义乡志》的记载中自然很难给清代中叶具有浓厚商业风气的佛山商镇社会所独有的商业风俗习惯留有一席之地。这种情况一直到了编纂民国《佛山忠义乡志》的时候才有所改观,编纂者专门设置了《工业》(下分《工艺厂》《私立工厂》《各行工业》等类目)《商业》(下分《商会》《银行》《邮政储金局》《各行商业》等类目)部类进行叙述,重点记载了晚清以来佛山商业的发展变迁情况。虽然清代的乡镇志书皆系私撰,但类似吴荣光这样出身背景的、具有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编纂者,在志书编纂过程中就会无形地编赋予其所编纂志书以“官修”的思想色彩。故而这部志书对于清代中叶全盛时期以及即将开始衰落的佛山商业社会的概况几乎无任何细致的描述,乃至在记述地方特产的门类中,仅是以列举本地土特产为主,对于佛山商铺所产的金属制品、陶瓷器件等项目一概付诸阙如。我们认为,在传统伦理观念支配下所编纂的道光《佛山忠义乡志》,通过门类设计与资料取舍处理,固然很好地巩固了编纂者所捍卫的名教道德,但是对于当时佛山社会商业市镇全盛的历史实际并没有予以充分而应有的反映,无法突显地方特色所在。志书面目千篇一律,缺乏特色性,可以说是这部志书编纂的一个重大不足之处,而且对于后人研究当时佛山商业史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

相比较而言,道光《佛山街略》在对于当时佛山商业市镇的记载描述上就远远胜过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其细节性与体系性都是很值得称道的。对于道光《佛山街略》所载资料的细节性表现我们在前面已经有了详细论述,对于其编纂和记载的体系性特点,我们尚可与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做一番比较。如上所述,道光《佛山街略》的编纂,是按照从佛山镇北的汾水正埠接官亭至中心标志建筑祖庙(即灵应祠)的中路、东路和西路三条交通路线为记述的大纲,依照沿路所经过的具体地理景观点为要目,来分别展开相应的地理人文要素的记载。通过这种以地理交通为主线的体例安排,编纂者将当时名目繁复的佛山镇街道里巷、商铺行当、庙宇寺观等名目有组织、有条理地整合起来,使得其不再是一堆零散的地名与简要介绍,而是贯穿在这些主线中的一个个环节,这样的编纂处理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和利用这些地名信息,这是道光《佛山街略》这部微型志书的成功之处。反过来,我们看道光《佛山忠义乡志》所记载的里巷、墟市,编纂者在资料的处理和编排上,仍旧停留在大肆列举名目的程度上,或仅仅按照大方向进行归类,既无编排凡例说明,有无简要介绍,根本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地理信息。例如该志书在记载佛山镇“山紫铺街道”时,就胪列了这样一些街道里巷名目:

“拱北里　九间;长塘边坊　西平里;南馨里　东胜里;忠宁里　汇源里;山紫村　社地;西宁里　模泥冈;南安里　中正里;东升里　梓里;南基坊　德星里;南泉庙道。”^[56]

可以这样认为,对于上述的这一堆地名,读者若非本地人,根本难以捉摸这其中的奥秘,即使参照该志卷首的乡镇区域图,我们还是很难一一对应这些繁复的街道坊巷名称,更说不上有直观的感性认识了。如果说地方志书也需要具备一定的实用性的话,那么至少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在这个门类的编纂上是非常不足的,这样堆砌资料可以说是“存史”,但却等于是一个没有生命、不可供人使用和了解的故纸堆。相比较而言,道光《佛山街略》在地名编排比次上就做得非常成功,不仅让这些具体地名具有了组织性,而且地名下所载的各类反映当时佛山商业市镇发展、记录当地商业繁荣的历史文献记录,足以补正道光《佛山忠义乡志》的记载不足,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道光《佛山街略》的记载,类似于“佛山忠义乡志余”的作用,而其所补充增加的内容,恰恰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方面。由此足见这部微型的商业志书的重要价值。

至于道光《佛山街略》后半所载“各行暗语”“较秤法”以及“听人还价法”三种类似商业机密与规则的内容,不仅是研究清代中叶佛山商业发展的重要史料,而且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吴荣光所说的当时佛山社会风气“狙诈日生”“巧伪相竞”^[57]的特点所在。

【注释】

[1]本节文字以《清代孤本道光〈渔闲小志〉研究》为题,刊于《广西地方志》2014年第5期。

[2](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界域》,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5页。

[3](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校点本《前言》,吴上德、杨耀祖等撰,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

[4]参见道光《渔闲小志》吴上德、杨耀祖等校点本第1页、第85页。

[5](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寺观》,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19页。

[6]文献的成书年代可以从文本载体的形式与记载史事的内容两方面进行判定。以地方志文献的成书年代为例,一般较多地是以刊刻印本或写定稿本的具体时间作为志书的断年,然而对于无确切的文本写定时间可考或辗转增补删改的钞稿本志书,则一般以志书记载史事的下限作为定型成稿(书)的年代标志。即如道光《渔闲小志》,从文本写定的角度来看,则其成书年代的确不早于清道光十一年,然而从内容的最终定型来看,其记载史事的下限即为其成稿(书)年代。这两种关于成书年代的表述,乃是基于不同的考量标准而言的。本书在考订清代乡镇志成书年代的过程中,即采用上述的研究思路。

[7](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杂录》引《二瓢杂志》,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63～64页。

[8](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杂录》引《兰言萃腋》,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64页。按: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此处断句有误,径改之。

[9]参见(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杂录》引《兰言萃腋》,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65～67页。按: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此处断句有误,径改之。

[10](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著述》,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59～60页。

[11](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人物》,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42页。

[12](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人物》,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42～43页。

[13]其中包括《螟巢杂志》三卷以及道光《渔闲小志》,此外或有其他文史杂著两卷,然不知具体名目。

[14]参见(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人物》,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36～39页。

[15](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人物》,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42～43页。

[16]关于清人吴展成的生年,著者采用了谭新红著:《清词话考述》的考订结论,参见该书第28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又见吴宏一主编:《清代诗话知见录》第762页,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年版。马兴荣、吴熊和等主编:《中国词学大辞典》著录吴展成卒年或约为1800年,参见该书第22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而《渔闲小志》述及清道光十一年之事,此时吴氏尚在,由此可知所谓1800年之说不确,其卒年当在清道光中叶(1832—1845年之间)。

[17](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人物》,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42～43页。

[18](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著述》,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59～60页。

[19]参见(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杂录》,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63～68页。

[20]参见(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杂录》,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68～70页。

[21]按道光《渔闲小志》的编纂体例,于正文部分的叙述皆较为凝练,文字精悍、点到即止,类似于纲目概要的作用,而《附录》部分的内容细节性非常强,不仅著录节选诗文,且有追述对话内容;而且部分内容与相关人物传记可以衔接,提供其中具体细节。两者在叙述用语以及记叙的侧重点上都有所不同。

[22](清)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四《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842页。

[23]仓修良著:《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7页。

[24](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载《宋元方志丛刊》第二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010页

[25](元)马泽修、袁桷纂:《延祐四明志》,清咸丰四年(1854)烟雨楼徐氏《宋元四明六志》刻本。(www.daowen.com)

[26](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名胜》,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32～35页。

[27](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杂录》引夏志达撰《续梦录》,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73～74页。

[28]参见光绪《嘉兴县志》卷二十五《列传五·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十五册影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版。

[29]例如据道光《渔闲小志》的记载,吴展成作《荆川纪事诗》当在十岁,而光绪《嘉兴县志》误作七岁时。通过两则传记的比较,明显是光绪《嘉兴县志》沿袭了道光《渔闲小志》的文字记述,只是做了少量的改删工作。而且就传记的细节性角度来看,道光《渔闲小志》的记载更为细致具体,由此成为我们了解吴展成这位清代中期的词人的最好资料。这样的史源学比较也从侧面证实了至晚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左右,道光《渔闲小志》的稿本或其钞本尚在嘉兴地区流传,否则编纂《嘉兴县志》的人员无法将其中资料收入并进行改删。至于何时流出本地而辗转到了北京,则或许是民国期间的事情了。

[30](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人物》,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46～47页。

[31](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杂录》引《兰言萃腋》,吴上德、杨耀祖等点校本,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第68～69页。

[32]顾志兴著:《浙江藏书史》,杭州出版社2006年版;陈心蓉著:《嘉兴藏书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何槐昌主编:《浙江藏书家传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33]按(清)吴展成纂:道光《渔闲小志·著述》中记载有邹桓所著《惜阴楼书目》四卷,已佚。

[34]就著者所知,除了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吴展成撰《兰言萃腋》并《拾遗》共十四卷稿本,以及上海图书馆藏郑湘所著《得荫轩賸稿》二卷(清道光十二年刻本)外,绝大多数著录书目无从查考。

[35]吴展成所撰《兰言萃腋》并《拾遗》十四卷,其主要内容是记录与友人谈文论诗、诗歌唱和的情况,并保存了不少人物的生平传记与相关诗作选篇。参见谭新红著:《清词话考述》,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4页。

[36]参见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所撰写解题简介内容,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

[37]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页。

[38]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第七部分《社会》,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69～586页。

[39]谭棣华:《从〈佛山街略〉看明清时期佛山工商业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又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7年第6期。

[40]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佛山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102页。

[41]仓修良著:《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42]例如道光《佛山街略》中记载:“中路永安街:卖海味、牛烛、酱料。”“永聚街:卖葵扇、门神、竹笼、铁器;东通东庆街;西通镇北街,卖蟹、海参、蛋。”“大口社:搭篷,安华陀先师,极甚灵验。社后入兰台里,都御史左公故居。”参见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581页。

[43](清)佚名纂:道光《佛山街略》,王庆成钞录校读本,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页。

[44](清)佚名纂:道光《佛山街略》,王庆成钞录校读本,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页。

[45]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73页。

[46]括号内所注明者乃是该地的其他交通路线起点,属于岔路之类,并非必经之路。然而王庆成先生在所撰道光《佛山街略》概述解题文字中,误将这些括号内所标注的旁通地点与路线算在必经路线之中,当是未熟悉此文献撰述体例之故。参见氏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70页。

[47]谭棣华:《从〈佛山街略〉看明清时期佛山工商业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1期,又见《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7年第6期。

[48]参见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佛山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2页。

[49]张海英教授所撰《明清商书中的商业思想》一文,将明清时期的商书文献分为三类,即“着重记载各地交通情况”“兼及商路等交通线路和商业经营经商规范”以及“着重为商之道、强调经营者素质与经营经验”,并分别举例予以说明。参见周国林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页。但这种分类方法是从商书文献的实用性出发,以这类文献不同方面的职能功用进行划分的,尚未兼顾到文献的编纂体例。

[50](清)佚名纂:道光《佛山街略》,王庆成钞录校读本,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84页。

[51](清)吴荣光纂: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首地图,《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三十册影印清道光三十一年(1831)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52]参见(清)吴荣光所纂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津渡》所载各渡口名目,志书所载比地图上更为详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三十册影印清道光三十一年(1831)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53](清)佚名纂:道光《佛山街略》,王庆成钞录校读本,王庆成著:《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第574页。

[54](清)吴荣光纂: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习尚》,《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三十册影印清道光三十一年(1831)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55]按道光《佛山忠义乡志》虽然没有具体记载本地风土民俗,但是另辟《岁时》一门记载逢年过节的习俗。然而《岁时》所载各色节庆日皆为全国通行者,没有很浓厚的地方性,且就节日习俗来看,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的,很难见到有清代佛山镇的鲜明地方特色。

[56](清)吴荣光纂: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一《乡域志·里巷》,《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三十册影印清道光三十一年(1831)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57]参见(清)吴荣光纂: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乡俗·习尚》,《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三十册影印清道光三十一年(1831)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