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下讨论道光《佛山街略》这部清代的微型乡镇志书的编纂者。该志刻本封面只有刊印机构的信息,且在志书中找不到具体编纂者的情况。就编纂者对于清代中叶佛山镇街道里巷交错繁复特点的熟知情形,以及对于具体的商铺、行市等场所资讯的熟悉程度,该编纂者似为当地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商贾,或者是当地负责管理日常商业、交通等部门机构的官吏。但是我们发现,该志书后半的第二、三、四部分分别记载了“各行暗语”“较秤法”以及“听人还价法”三种类似商业机密与规则的内容。“各行暗语”记载了关于不同行业部门对于数目字的隐晦称呼法则,例如:

“川广药材行:一上、二武、三科、四灵、五语、六让、七尾、八其、九丢、十上。”

“鱼肉瓜菜行:一收、二员、三横、四苏民、五才、六仲、七鬼、八卯、九祉、十收。”^[50]

我们看到,不同行当对于数目字的称谓皆自成体系、各不相同,且发音特征颇不寻常,可能来自各地方言或者变音,一般人很难揣摩其中含义以及规律所在,只有从事这个行当的人员,才能熟练掌握并进行运用。这种暗语,可能是为了议价的隐秘进行,或者谈论一些旁在场、不宜其知晓的信息所设置的密码。“较秤法”中详细记载了各种类似于“骗秤”的原理与操作方法,例如在秤锤上做手脚,或者在秤杆、秤花上做文章,变动标砖,使得分量发生变化,其名目繁多,一般读者颇难解读其中奥妙。而“听人还价法”以“较秤法”为基础,列举条目记述如何还价以及具体折扣数,想来是当时市场上不公开的一些规则所在,皆是卖家买者心照不宣的规则。试想道光《佛山街略》若是当地相关商贾所为,那么在这种具有一定公开发型量的出版物中公布了这些商业秘密与作假技巧、还价要诀,那么来自佛山以外的商人买家等皆能够有所防备,这岂不是对于有些商家不法盈利的目的大有损害?况且就“各行暗语”而言,一旦遭到破译,即会造成商业机密的泄露,同样对于正常的商业运营有所威胁。总而言之,公布这类暗语、规则,是广大商家所不愿意的,也有损商贾的利益,所以我们可以认为,编写道光《佛山街略》自然不会是当地行内商贾所为。同样也可以推论,这部文献的主要阅读使用者不应当是通常所见的往来佛山地区进行贸易活动的客商,而且它的发行应当有一定的数量和范围限制,否则同样会造成商业机密的泄露和市场环境混乱。(www.daowen.com)

那么这部志书的编纂者究竟具有怎样的一种身份来历?其实在这部志书的行文叙述以及编次安排上就不自觉地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首先我们结合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首所载《忠义乡域图》来看这部志书构建的以佛山镇中心祖庙为目的地所在的交通网络体系,发现叙述的起点皆是佛山镇东北部的“汾水正埠接官亭”,即当时官方使用的渡口码头所在。^[51]然而据道光《佛山街略》所载,当时佛山镇南部尚有不少渡口可供商业运转使用,例如“南浦客舟”“横水义渡”等地。即便在“汾水正埠接官亭”不远处,就地图所载,还有一处所谓“汾流古渡”,同样也是用于转运摆渡所需,可能古来皆从此渡口出入,自从清代当地官员修建了“汾水正埠接官亭”之后,赋予其官方码头的性质,那么“汾流古渡”就成了一般民用码头。我们看到地图上分布着不少民间渡口,而且有些渡口到佛山镇中心目的地所在的经由交通路线似乎比志书所记载得更为便捷^[52],既然这部文献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向性,那么应当要设计编排更为便捷的交通路线,而为何道光《佛山街略》的编纂者仅以官方码头渡口作为起点来设计路线呢?再就志书相关记载的用语来看,例如“接官亭”下所载:“佛山同知黄老爷建。”^[53]据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五所载,“接官亭”为当时佛山同知黄兴礼所修。道光《佛山街略》所采用的这种记述方式和称谓用语,在一般乡镇志书乃至地方文献中皆少有所见,明显带有下级对上级官员敬称的口吻。细检志书所载,其中固然以记载街道坊巷、商铺行当的内容居多,但每叙述一条交通路线,编纂者对途经的官府衙门皆一一点出,例如“由万福抬左门而入境,往左:分府衙门”“早市入纪纲街:五斗口司衙署”等,颇尽详备之事。而且在介绍当地名人望族故居宅院时,皆不称其姓名,而已官称代替,例如“盐场大使吴公”“兵部主事冼公”“礼部郎中陈翰林”等。这些用语和叙述方式,明显带有“官话”的性质,因而我们推断该志书的编纂者应当是出身于当地管理日常商业活动的官吏,且极有可能是管理“汾水正埠接官亭”的吏胥所为,因为只有管理这个机构的人员,才能更好地设计出以此为起点的主要交通路线。

由此,我们还能展开一些推论,即这部道光《佛山街略》绝非面向一般从事商业活动的往来客商所公开发行的,它应当是供应那些仅由官渡交通来往的、与官方有所贸易联系的(可能是替广东或其他地区官府衙门进行采办货物的“准官商”)商贸人员所阅读使用的,为的是防止他们上当受骗,造成官家商业利益的损失。这是我们对于这一具有颇不寻常性质的地方文献的编纂者及使用人群情况的一些推断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