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该志《吴展成传》所云:“生平著作甚富,手录精楷”,这一点能够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部所藏道光《渔闲小志》稿本特征相对应。除了少数几处因年深日久而纸张磨损、字迹漶漫之外,就影印稿本整体来看,确实是精楷钞录,由此也为道光《渔闲小志》稿本出自吴展成手录提供了一条有力的佐证。道光《渔闲小志》的编纂者虽然是地方知名文人,也没有编纂地方志书的经验,但这部志书在编纂和资料收录上并没有沾染一般乡曲陋儒在志书中滥收唱和诗文的弊病,反而能够做到条理清晰、叙述分明,志书体例编次能够突出重点、反映特色,志书的叙述语言精练确当,从而生动地勾勒出渔闲里的特色所在。总的来看,这部志书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志书篇目编次能够突显地方特色,门类设置展现其著述体例。

虽然就道光《渔闲小志》所设置的各门类来看,皆是清代江南地区乡镇志书所常用的名目,但是通过细致探究,我们发现该志书的编纂者在具体篇目的编次排比上颇费周章,以期达到突显地方特色的效用。志书除了人物传记部分的比重较大之外,《水利》《桥梁》《古迹》这三项是志书较为用心的门类,且在编次上靠前,其中自有编纂者的用意所在。这里的“水利”实际上记载的是水乡纵横交错的河道,通过对里中河道的叙述,自然便引出与之相关联的《桥梁》门类的描述,继之以交代《坊巷》《村落》门类,由此则通过水道河网与桥梁的记载,自然地引出坊巷、村落等相关内容,这四个要素构成了清代江南水乡的人文历史地理景观。相比较来看,一般乡镇志书的记载方式与篇目编次,开篇即“沿革”或“四界”,接下来就是“官署”“学校”“职官”之类的记载,这明显是沿袭了官修府州县志的体例,而未能充分顾及具体地区的特色所在,尤其是没有注意到志书篇目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故而给人一种生硬安插类目的感觉。由于道光《渔闲小志》的编纂者即生活在这种水乡里镇的环境中,对于其地方特色可以说是耳濡目染,故而能在编次篇目的时候,通过注重志书篇目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由此构建了对于江南水乡的人文历史地理景观的叙述,篇目设计变得灵活生动,由此起到了突显地方特色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道光《渔闲小志》的编纂者特意设置了《杂录》门类来编排相关文献史料,以备志书阅读者的参考,而不是将这些内容一并强行安插到具体篇目中,可以说这是该志编纂者见识高明的一方面体现。固然我们可见,在“杂录”门类中主要是编排了编纂者自己的著作内容,或许是为了避嫌而单独排列。但细检志书后可以发现,在正文的十三个部类中多有编纂者引述自己的诗文作品与笔记著述的痕迹,由此来看,安排《杂录》门类绝非是编纂者为了避嫌而堆砌资料所用的。例如《杂录》中有记载编纂者昔时所见“吸菸老僧”“金鸿符道人除妖”以及“翠筠山房诗僧高云”诸条内容,按说归入《方外》门类亦是情理许可范围,^[19]又如记载里人邹氏藏书“惜阴楼”与园圃景致的细节,^[20]可以归入相应的人物传记或者《古迹》门类,但事实上编纂者没有这样处理,其中自有编纂者深意所在。最主要的原因,乃是编纂者要以这些资料为正文部分作一备录与参考,加之有些参考内容因其撰述体例与叙述文气与正文相关门类的内容不符,故单独列作一门,以起到章学诚所提倡的“文征”效果。也许会有人提出质疑,《杂录》门类的设置,或许是编纂者在最后成书阶段将编志所赘余的资料随意附列上去,并无所谓的深意考虑,但我们通过以上的叙述分析,结合影印原稿本的情况可以断定,这部志书稿本乃是一气呵成之作,前后钞录所用笔墨皆较为均匀统一,似非有间隔,当时就编纂者就最后定稿所钞录完成,不存在所谓事后再续添的可能。应当是出于对《杂录》选用材料的体例与叙述文气与志书正文部分不相兼容的考虑,^[21]以及为了备考所需,特辟一门类附录为之,由此可见编纂者著述的良苦用意。

第二,志书语言叙述生动凝练、文笔措辞优美典雅,具有宋元志书的遗风。

道光《渔闲小志》给人最大的感受就是文笔凝练生动,可读性非常强。由于编纂者是当地知名文人,且懂得著述体例,故而这部志书不像一般乡镇志书在体例和行文上一意模仿府县志书的样式,显得枯燥无味、缺乏灵性。虽然章学诚曾经指出:“每见文人修志,凡景物流连可骋文笔、典故考订可夸博雅之处,无不津津累牍。一至孝子忠臣、义夫节妇,则寥寥数笔,甚而空存姓氏,行述一字不详,使观者若阅县令署役卯簿,又何取焉?”^[22]同时主张“修志人员必须懂得史家法度,懂得‘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故而说文人不可与修志也。”^[23]但是我们要知道,章学诚之所以反对文人修志,其主要原因乃是认为文人因缺乏史学素养(尤其是不懂得著述体例与“史家法度”)以及不具备编纂史书的实践经验,故而将一方志书的编纂当作荟萃文笔唱和的机会,在志书中大肆添加诗词文章,破坏了志书的编纂体例。但他从未反对编纂志书在用语叙述以及行文表达上有所讲求和推敲的要求。我们通过研读宋元时期的地方志书,除了发现其在篇目设计上灵活机动、具有史意之外,另外就是其行文用语非常有特色,虽然不是那种纯粹文学笔调,但是叙述上能够做到凝练精确,而且文笔精干到位、不乏生动,这就是宋元志书在编纂上的优良传统。例如南宋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四十二《风土志》记溧阳县风俗云:“溧阳县介江淛之间,其君子笃厚恭谨,恬静自得,艺文儒术,蔼然相尚;其细民务本力农,淳朴质直,类知畏法。名儒胜士多因避地来寓溧上,往往乐其风土而定居焉。”^[24]又如元代马泽修、袁桷所纂《延祐四明志》卷七《山川考》记述四明山川云:“太白山,县东六十里,视诸山为最高,其巅有龙池,云气蓊勃,生于水面不绝。若丽日晴霄,澄澈如镜,或林木落叶纷纷过之,无堕池中者。每风雨时,雷电多从山顶生,天童山有支径可登此峰顶。”^[25]凡此种种,皆展现出宋元志书在语言叙述上生动凝练的特质,无论是记载风俗还是写景状物,都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实为后代志书编纂之范本。综观这部《小志》,虽然出自乡里文人手笔,但整体叙述到位而有分寸,文字表达生动凝练,行文措辞优美,给人以生动鲜明的印象,隐约具有宋元志书的遗风。这个特点主要体现在《名胜》门类对于里中景致的传神描述与刻画。例如:

“古塔吟风:塔峙横塘东涘,以砖甃之,制度古朴,不知起至何代,志乘勿详。年久颓废,仅存基址。时或凉风初至,蟋蟀吟商,杖履徘徊其下,抚今吊古,吟思动人。”

“清溪玩竹:市南百步,而近一小精舍,厥名‘清溪’。绕庵皆竹,寒碧森然。客有过其地者,颇挹清泠之致,日光亏蔽,潇洒绝尘,春筍茁时,尤可兼参玉版也。”

“松寮消夏:市北百步,比邱尼所居,本名‘梵松’。西偏多古墓,松林映之,长夏风来,涛声满耳,啜茗而听,心骨俱凉,似在深山大谷之中,不知人世之有炎热也。”

“葆林新月:傍塘有兰若,曰‘葆林’,殿墀虚敞而精洁。新月东升,禅关未掩,中庭照耀,不翅积水空明。携朋远过,与山僧相对清谈,亦飘飘乎离俗尘矣。”^[26]

凡此种种描述里中景致的文字,短小精悍,读来如同优美的写景散文,回味无穷。在这里编纂者发挥了自己的文学特长,将里中名胜景致的特色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加深了人们对于志书描写的印象,这也是这部志书成功的一个方面所在。

第三,志书中保存了珍贵的地方文化风俗史料,具有“现场实录”的效果。

道光《渔闲小志》在《杂录》中保存了一则珍贵的地方节日风俗史料,即里中十年一次的罗天醮会。而这在光绪《嘉兴县志》中却没有如此细致生动的描述和记载,这则珍贵的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当地独特而重大的风俗掌故。兹录如次:

“里中罗天醮会,十年一举。费至五、六百金,人皆踊跃采输。镇龙桥立天门,自广生桥至大生桥市河一带,于水面筑醮台三座,极宏丽,额颜‘大罗天’三金字。台俱结綵为棚,名联络绎,妙画纷披,罗列磁铜玉石诸珍玩。笙歌盈耳,灯光烛天。五日醮毕,各台俱演剧酬神,四方观者不远数十里辐辏而至,诚盛事也。市中三桥,东‘大生’,西‘广生’,中则‘五星’名焉。桥之南北,百货集焉。至醮会之时,沿门比户,灯彩重围,长城不夜,星火烛天。阖境之内,五星集为最盛。人生不满百,沧桑之变,亦将对金粟而夸三见蓬莱矣。”^[27](www.daowen.com)

通观这则史料的记述,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具有一种“现场实录”的阅读效果。与一般乡镇志书所记载描述的风俗人情相比,道光《渔闲小志》记载里中风俗更注重细节化描写与传神的表达。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清代江南地区的人文风俗大同小异,加之余贤里地处嘉兴县三乡交界之处,地幅紧凑,风土人情无甚差别,道光《渔闲小志》便没有设置《风俗》一门,而是将这则风俗史料放在《杂录》中以备参考。虽然里中罗天醮会对于余贤里人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编纂者并没有因事废书,而是注重著述的体例,没有滥设门类充数,这一点是十分难得的。

第四,志书的相关记载能够补正地方史志的不足,加深对当地历史的了解。

这部志书对于我们研究其编纂者生平,以及清代嘉兴地区的藏书史和地方学术著述情况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例如光绪《嘉兴县志》卷二十五所载吴展成本传:

“字螟巢,后得一仙瓢,又号二瓢。暮年自号磨兜老人。……七岁作《荆川纪事诗》有云:封土百年开战伐,将军六月鼓貔貅。老宿见而奇之。一衿后不求仕进,青灯老屋、破砚败薪,一以苦吟为事,著作甚富,晚年手定全稿为《春在草堂集》。”^[28]

通过与道光《渔闲小志》所载吴展成传记的比较,我们发现,道光《渔闲小志》的记载不仅是光绪《嘉兴县志》编纂人物传记的史源所自,且光绪《嘉兴县志》中的史实错误可由道光《渔闲小志》来补正。^[29]目前发现的关于清代词人吴展成的传记资料,最早且最完备的即属道光《渔闲小志》所记载者,通过这些记述,有助于我们查考其生平及具体作品。

又如道光《渔闲小志》的相关记载内容,填补了嘉兴藏书史研究领域的一个史实空白点,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清代嘉兴藏书史的发展情况。据该志《人物》门下所载里人邹桓的传记,我们可以知道清代嘉庆、道光年间,在这“市仅二里”幅员的余贤里中,就有一个藏书万卷的“惜阴楼”:

“邹桓,字佳木,号畊云。承洵子,太学生。幼攻举业,两试棘闱不售,即弃去。筑西斋,极亭池竹石之胜,奉二亲色养其间。嘉庆庚辰年,圃内产芝,人以为孝感,爰名其圃曰‘产芝园’。性嗜古,聚书数万卷,悉手自校勘,钤以珍藏印,构‘惜阴楼’贮之。此外,凡金石、绢素,与夫宋砚、宣炉之类,靡不精究收藏。客至即出,共赏鉴,作竟日流连。”^[30]

“[邹桓]爱蓄异书、古砚、名画、法帖,……家本素封,乃能脱肉食相,于居宅旁辟一小园,筑‘惜阴楼’为藏书地。面北有堂,号‘杏花春雨山房’者,属余分书题额。……耕云多钞本书,余每从之借阅,辄慨然不吝。”^[31]

关于对清代嘉庆年间嘉兴地区邹氏藏书的惜阴楼之记载,通过翻检何槐昌主编《浙江藏书家传略》、顾志兴著《浙江藏书史》以及陈心蓉所著《嘉兴藏书史》等相关藏书史研究专著^[32],皆对此付诸阙如。就志书所记载的邹氏惜阴楼情况来看,不仅其中藏书数万卷,多有奇书钞本^[33],且汇聚各种金石古玩,简直是当时嘉兴县里一处具有相当规模的图书馆和博物馆。然而遗憾的是,相关的地方志书对于这个藏书楼皆缺乏记载,著者推测可能是由于在清咸丰末年开始的浙江太平天国战争摧毁了这处重要的藏书楼,使得后来的志书对此皆无甚可载,而幸亏道光《渔闲小志》的编纂者吴展成与邹桓有“莫逆交”,并且熟悉藏书楼的概况和重要价值,因而对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记载,使得我们今天还能通过这部稀见的清代乡镇志书找寻关于这个藏书楼的一些零星线索,更有助于填补研究清代嘉兴乃至浙江的藏书史的史实空白点,由此可见这部清代乡镇志书所蕴含的对于研究地方藏书史的重要史料价值所在。

再就这部志书对于研究清代嘉兴地方学术史的价值来看,虽然《著述》门下所载各种乡人著述今日多已不存^[34],但是在志书《杂录》部分保存了相关著述的节选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著述的基本内容与性质。在道光《渔闲小志·杂录》中,吴展成先后共引用了《醉里耳余录》《二瓢杂志》《梅里志》《兰言萃腋》《芸窗偶笔》《续梦录》《春在草堂集》诸书。其中《醉里耳余录》为清钞本,著录于《涵芬楼烬余书录》;而《兰言萃腋》有稿本存世,尚得知其主要内容。^[35]此外诸书的内容,幸得《杂录》保存材料,方得识其面目大概。吴展成在《杂录》中虽然较多引用自己的著述,但对于《芸窗偶笔》《续梦录》两部笔记杂录式的著述也有较多关注和征引,志书中保存的一些珍贵史料,亦来源于这两部文史著述。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志书亦有不能免俗之处,例如用了较大篇目设置《节烈》门类,记叙里中妇女守节之事,宣扬封建伦理道德。这显然是套用沿袭了府州县志的体例,这样的门类设置,自然谈不上是突出地方特色了。而且在《杂录》等不少门类中,穿插有怪异掌故与奇谈怪事,甚至有夸大失实之处。但从总体来看,编纂者虽然是文人出身,但并没有重蹈章学诚所痛斥的那种滥收诗文、不懂著述体例的弊病,而是能够通过从实际出发,有条理地编排志书门类,在具体的志书叙述中发挥自己的特长,使得志书语言鲜明生动、叙述优美,给人深刻的印象。更需要指出的是,吴展成通过设置《杂录》门类,保留了不少珍贵的地方史料,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嘉兴地区的人文历史掌故,也体现了这部清代孤本志书难以替代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