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光《渔闲小志》的成书年代与编纂者的信息,据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续编》的著录简介,系为清道光年间佚名编纂。2008年版校点注释本同此。而根据校点注释本吴上德、杨耀祖等人所撰《前言》与《后记》部分的叙述,则又认为成书于清道光十五年(1836)前后,可能是清人邹如璧所编纂。^[4]通检志书,既无序跋可资考证线索,那么只能依据纪事下限来断定志书成稿年代。在《寺庙》一门所载“普光寺”条下记述历史沿革,有“本朝道光十一年(1832)重修”一语,为全志纪事下限。^[5]故而道光《渔闲小志》文本的写定时间当不早于清道光十一年^[6],就其记载的内容来看,该志反映了截至道光十一年的该地区人文风俗与自然地理的综合特征。校点注释本提出的道光十五年说既未经史料确证,且不知所论资料凭据,因而不予从之。

道光《渔闲小志》原稿本未署编纂或钞录者姓名,至于谁是编纂者,据志书最后的《杂录》部分,有如下几条线索可供查考:

“吾乡三官堂,昔年来一老僧住持。每向人乞菸,菸亦不论优劣,每吸一筒,则尽纳于腹,无丝毫渗漏。吸毕,乃张口向空,烟徐徐从腹中出,作云霞之状,真绝伎也。余亲目所睹。”^[7]

“先师柳园郑夫子尝咏蝶,七律数章,颇具宋元名人风致。惜余从游时尚幼,不能强识。”^[8]

“世兄尺木夏秀才龙田,曾谓余言……”

“癸丑春夜,寓斋独宿,梦与荆园夏世文村南野步……”

“余适时馆于夏氏,朝夕过从,酬唱无虚日。”^[9](www.daowen.com)

按道光《渔闲小志·杂录》除了上述举例征引外,尚有许多内容引自《二瓢杂志》《兰言萃腋》等书,且用第一人称“余”进行叙述,称谓未加改动,则这些征引条目显然是志书编纂者根据自己平日著述内容进行参考,并对其进行节选写入这部志书中的,由此可以推知《杂录》所引诸书之作者即志书编纂者无疑。检志书《著述》一门,有《兰言萃腋》十四卷、《螟巢杂志》三卷等书目,为乡人吴展成著。^[10]又据同书《人物》门所载传记:“吴展成,字庆成,号螟巢。后得一仙瓢,又号二瓢。”^[11]按二瓢、螟巢皆系吴展成之别号,是则《螟巢杂志》一书即《杂录》中所引《二瓢杂志》之别名也。由此来看吴展成应当为道光《渔闲小志》的编纂者。但是传统的地方志书又有所谓“生不立传”的说法与编纂传统,而该志《人物》门中即有吴展成小传一则,据此则这部志书不应当是吴展成生前所纂,而有可能是后人(例如友朋同好、学生弟子等人)编纂而成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进行如下的考述和辨析。

首先,据道光《渔闲小志》以及光绪《嘉兴县志》卷二十五所载吴展成传记来看,吴氏“生平著作甚富,手录精楷,晚年自定其稿为《春在草堂全集》[二十卷]。”^[12]目前确知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吴展成撰《兰言萃腋》并《拾遗》共十四卷稿本,当是其著述汇刊《春在草堂全集》二十卷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尚有零散著作合计六卷。^[13]通过检对《兰言萃腋》并《拾遗》十四卷稿本的钞写情况,确如传记所言,符合“手录精楷”的特征描述,当为吴氏晚年写定的精钞稿本。我们再将收录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续编》第四册的道光《渔闲小志》影印稿本笔迹与《兰言萃腋》并《拾遗》十四卷稿本进行对照,可以确认为同一人写于不同时期的笔迹。由此可以论断:钞录道光《渔闲小志》文本者必是吴展成,这是通过实证对比与史料印证两方面达成的结论。

其次,既然钞录者在文中直接以第一人称“余”征引《二瓢杂志》《兰言萃腋》等著述而未加改删,且这些著述的作者确为吴展成,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钞录者即所引著述的作者吴展成;倘若为友朋同好或者门下弟子所为,自当相应地改换称谓,而不至于以他者身份与口吻径称为“余”,造成阅读者的混淆。由此也排除了他人纂志的可能。

再次,所谓“生不立传”的原则,在官修的府州县志乃至通志中基本上都得以严格地执行,但是清代乡镇志书有着非常浓厚的私撰性质与作为地方文史丛著的编纂意图,因此这个原则未必能在得以严格的贯彻。即以道光《渔闲小志》的《人物》门为例,所载多为里中文人名士,但在人物传记的编次上,一方面按照时代先后排序,另一方面却存在“生人入传”的个别案例。其传记的写作方式,对于已故的人物一般会在传文最后予以说明。例如邹元龙,“墓在[渔闲]里北里许”;夏铭,“惜其后嗣式微,无片玉流传”;夏桐,“惜不及会试而卒”,等等。^[14]此外未加说明者即为健在之人,除了吴展成“晚年自定其稿为《春在草堂全集》[二十卷]”^[15],记述了自己晚年的情况以外,尚有其“忘年交”邹桓等人亦是“生人入传”,可见“生不立传”在此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当然,窥诸吴展成设立《人物》门的用意,可能与一般地方志书立传的意图不甚吻合,他的主要用意乃是以掌故的形式介绍里中的文人群体,并非为了立传而立传。由此来看,倘若仅仅以一般地方志书“生不立传” 的原则来否定吴展成为道光《渔闲小志》的编纂者,不仅在史料证据上缺乏足够的佐证和支持;而上述以吴展成为志书编纂者的论断,不仅具有坚实的实物比证结论,而且有传记文献资料可印证,两相比较,显然这种质疑的意见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在论述上不如前者有力。

通过以上考述和辨析,我们可以确证,道光《渔闲小志》的编纂者当是里中文人吴展成。至于吴上德、杨耀祖等人所质疑的是否为邹如璧所撰,查无根据,不从其说。

吴展成(1745—1831以后)^[16],清代嘉庆、道光间文学家、词人。暮年自号磨兜老人。“七岁能吟,十岁作《荆川纪事诗》有云:封土百年开战伐,将军六月鼓貔貅。老宿见而异之。十六补博士弟子员,旋食饩,有声庠序间。顾性澹泊,不亟亟于功名,中年即弃举子业,惟以笔墨自娱。终岁授徒,不出里社,肆力于诗古文辞。……生平著作甚富,手录精楷,晚年自定其稿为《春在草堂全集》[二十卷]。”^[17]尚著有《读书得间录》八卷、《啖蔗词》八卷、《海天缘》四卷等书。^[18]道光《渔闲小志》即吴氏晚年精钞誊录之定本。光绪《嘉兴县志》卷二十五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