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对于对清代方志学者以及方志编纂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重要的人物及其理论思想的方面,特别是对其中的代表人物如章学诚、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乾嘉史学大家的研究成果不断,已经有了深厚的学术积累,这里兹不赘述,但是对于广大的普通方志编纂者却缺乏必要的研究。台湾地区的林天蔚先生以资料考订的方法,专门研究过可考的清代方志编纂者和方志学家,其中涉及一部分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的生平资料。^[103]张英聘先生在研究明代南直隶地区方志时考察过编纂人员及其分工职能的问题,为我们以后研究清代乡镇志书编纂的组织分工流程以及编纂人员生平情况提供了研究范例^[104],除此之外,就著者所见似乎没有专门的关于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的研究成果出现。事实上,在清代不同历史时期参与各地乡镇志书编修的,除了我们熟知的学者文士、通儒大家,还有官员、士绅、文人、吏胥等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物,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的编纂者群体,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但是关于他们的资料比较稀少和零散,要研究其方志编纂思想或者方志学理论,往往只能依靠序跋或者文集里面的片言只字,将这些资料进行汇总分类,才能进行系统的探究。特别是对于清代县以下的基层社会而言,那些参与编修乡镇志书的文人雅士,虽然多有钻故纸堆的冬烘学究,不明如何进行著述,只知道盲目堆砌资料,但是这些编纂者群体中固然不乏一些具有远见卓识者。囿于资料的零散缺乏,我们对于这些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关于修志的具体主张和思想认识情况还是不很清楚,所以如何对现存的地方志书进行有深度的挖掘,提取有效信息资料,这是我们今后研究清代乡镇志书的时候需要关注的方向。

既然我们都认为,历史上留存的那些数量浩瀚的地方志书,是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但又有意见认为这些志书大多是些不懂得学术的迂腐儒生编纂的,似乎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如此巨大的反差,到底我们该如何适从?从以上所进行的探究,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清代江南地区的乡镇基层社会,还是有不少的乡镇志书是修纂得法、体例严谨的,体现了编纂者为了存留一方信史的史家意识。^[105]因此,我们要对以上这种针锋相对的论断所进行的反思,则需要先考察这样两个问题:第一,清代乡镇志书的修纂者是否真的多是些一无是处的冬烘先生?到底懂不懂得如何做学问?第二,由这些人编纂的乡镇志书,是否多数不堪使用?我们以清代上海地区的乡镇志书为例进行具体的考察研究,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多数已经在前面的研究中作出了回答。因为乡镇志书编修质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编纂者的才学高下与见识高明与否。这里仅就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的史家意识、工作原则等方面展开论述,以考察这类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是否具备做学问、编史书的基本学术素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人普遍接受的是史志一体、史志同一的观点,特别是编纂地方志的士人们,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在保存乡邦文献掌故,留存一方之信史,以备后人的考察借鉴,所以他们在具体的工作中,都会不自觉地以史家自许,这一方面是来自所受的经史不分家的儒家教育决定的,另一方面就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实用主义精神对他们的影响。既然以史家自许,那么在编纂过程中,特别是对资料的考订整理,都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考信,或者说是“无一字无来历”的乾嘉考据精神,力求做到“网罗散佚,博采旧闻”^[106]。例如,嘉庆《法华镇志》的编纂者王钟,在自叙编纂经历时,就谈到要“搜访不厌详,讨论不厌精,且有待焉”^[107]。原本其所编纂的志书已经完工,别人建议他及时刊布,但是他仍以“且有待焉”推脱。对此我们固然可以理解为这可能只是编纂者表示客气谦虚之语,但是就这部乡镇志书的总体质量来看和编纂层次来看,确实是增补再三,在各种门类下附载不同的文献记载,并有考订按语、训诂注释,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文献。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订甄别方面,也有不少的典范:咸丰《黄渡镇志》的编纂者章树福,主张“事涉疑似,甄录必慎”^[108];嘉庆《南翔镇志》编纂者张承先与修订者程攸熙,以“非确有明证,不敢滥登”^[109]为资料采录的原则;同治《厂头镇志》的著者钱以陶,在考订资料时,以“有闻见异辞者,则两存其说,以俟考正”^[110]为基本准则,这些都是与传统史家严谨求实的精神一脉相贯的,也是他们编纂的乡镇志书质量较高的主要原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乡镇志书编纂者已经把现代学术规范的要求,运用于志书的编纂过程中。古代学者的著述,征引多不注明出处,或是按照己意稍做改删,以化为己有,以致错误因袭、漏洞百出,这是传统学术的一个弊病所在。因而光绪《重辑枫泾小志》的编纂者在编修志书的过程中,“引书必用原文,或略节字句以省观览,或参用诸书者,亦必分注明晰”^[111],引文必有出处,节略必有说明,这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但是在传统的旧时代里,能明确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可贵的。又如宣统《黄渡续志》的编纂者章圭瑑,以“地图系专门之学,仆病未能,故地图请钱志澄君代绘”^[112],不掠人之美,在自序中交代清楚,体现出谦逊朴实的学术品格和良好的道德风范。(www.daowen.com)

地方志书是一方资料文献的综合汇编,但是“综合”不能等同于“大杂烩”,如何处理好文献的海量保存与凸显地方特色的关系,协调两者的比重,也是志书编纂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否则按照上一级志书的类目去填格子,将所见资料全部塞入,不仅读来使人昏昏,也丧失了方志的地方特色。故而在处理资料、设计篇目的时候对于所搜集的资料如何进行去取加工,则是考验编纂者识见和学术功力的很好的试金石。例如,咸丰《黄渡镇志》的编纂者,一反传统志书对于学校、城池、风俗等常规内容四平八稳的记载,结合本地实际,认为:“镇与县不同。城池、学校,镇皆无有,赋役、户口,则县志统之,物产、风俗、祥异,非异他所者不录,惟吴淞江系湖海通渠,黄渡跨江成市,最为扼要,……故于水利独详。”^[113]因此,该志书的编纂者采取人无我有、详略得宜的原则,以“水利” 一门为重点,用了两卷的篇幅进行记述,突出了地方独有特色。如果四平八稳、不分主次地叙述所有类目,势必导致志书个性的丧失。又如所知,乡镇志书在保存地方文献的方面具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否需要照单全收各类性质的乡土文献资料?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希望志书中搜集的资料最好是细大不捐,而这样的志书,无疑就成了资料汇纂,丧失了著述的体例与作为乡镇志书的本质所在。但在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修纂者的眼中,地方志书既然具备一方史书的功能,如果对材料不加笔削,没有自己的编纂原则,则有编次不当、为例不严之讥,所以嘉庆《南翔镇志》的编纂者对乡里文献的收录有自己独特的标准,提出:“诗文为不朽盛业,然风云月露之词,于志何关?兹特采其可备文献者,录入《文苑》,切于本里之人与事者,仿近时志乘例,细书分注于各条之下,又诗文颇繁,前人已美不胜收,时贤概从割爱。”^[114]我们看到,嘉庆《南翔镇志》的编纂者收录文献的原则,主要是以重古略今、契合本地民生为准的,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精神和务实的原则,而这一点,恰恰同中国传统史学注重实际功效的经世致用的精神是一致的;试想一个迂腐不识时务者,如何能够把握好这样的处理原则呢?又如光绪《蒸里志略》的编纂者,虽然说明该志书编纂的内容“大半采自邑志”,但“邑志所载,散入诸门,不能一览了然,而此编则专为蒸里一隅而言,较之邑志,易于翻阅”^[115],虽然这部志书编得比较平稳,缺乏上揭几部乡镇志书那样鲜明的特色,但是作为一种资料汇编而言,能够把各类零散的文献资料归总,并按照一定的类目组织起来,以便于查考,则无疑具有很强的专题性和针对性。

综合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有相当数量的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的编纂者基本具备做学问的基本素养,编纂志书有自己的想法,能够很好地发扬史家精神,以述为作,凸显乡邦的区域特色。这些优点,绝非那些迂腐的学究可比的,这样的著述,也是那些陋儒们所不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