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的体例编次、篇目设计以及资料特点的宏观研究,有唐力行、申浩撰写的关于《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的书评,该文介绍了丛书收录的69种乡镇旧志(其中清代乡镇志书43种)的基本情况及其资料特点、史料价值等方面的内容^[88],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发掘其中的重要资料。在具体的志书研究方面,沈渭滨先生以《浦溪小志》和《紫堤村志》为例,运用具体志料,从历史沿革、人文风俗、水利建设、地方经济等方面介绍了志书的资料特点,为我们继续研究志书提供了范本。^[89]除此之外,学术界关注的,仍旧是以利用志书的资料进行其他课题研究为主,对于志书本身的研究与思考有所不足,还有待进一步地深入挖掘。

清代不同历史时期存留下来的众多乡镇志书,它们的资料特点如何,体例编次是否得当,篇目设计是否得体、有无创新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探索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确实有不少乡镇志书不仅在体例编次上重重因循,乏有创新,甚至连最基本的资料考订辩证的工作都没有做好。因而有学者指出,这些乡镇志书的编纂者多为“乡曲陋儒”,不懂得著述的体例与法度,要么在编纂志书的过程中仅仅因袭旧志前例,在篇目设计上依样画葫芦,要么设置烦琐的要素节目,使得编次不得法;又或者是盲目堆砌文献,不加考据甄别,或者是滥收诗文记述,使得志书成为文人唱和的别集汇总,遗漏了重要的历史文献,最终造成志书的编纂质量在总体上不够高的恶劣影响。这的确指出了症结所在,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然而,是否所有的清代乡镇志书都基本如此?有没有资料精审、编纂得法的志书?如果这些乡镇志书大多是错误百出的,那么我们如何能将其作为研究资料去放心利用?清代编纂乡镇志书的那些乡绅、士人,果真都是些迂腐的学究,不识学术的大体吗?在翻阅大量的清代乡镇志书后,我们感到,至少在其中有不少志书还是做到了体例严谨、编次得法的,而且多有资料的考订辨正,不至于都是“错误百出”。有因于此,本篇将研究考察的视角转到县志以下的乡镇志书,以清代上海地区镇旧志的编纂者群体为考察对象,详细讨论这些乡镇志书编纂者对于志书的体例编次、篇目设计以及资料收录去取的思考定夺与具体实践。

明清时期乡镇志书的编修大盛,到了清代,随着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市镇经济的发展,大凡集市繁荣、经济活跃的乡镇地区,多有编修本地志书的举措,由此乡镇志书的数量大增,这是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虽然大多数的乡镇志书,在基本的体例编次、篇目设计上,仍是“仿县志例”^[90]或“仿郡志体”^[91],无法跳出传统地方志书编纂的基本范式,但是在具体篇目的设计上,各地的志书编纂者或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或根据自身所长,对其中的篇幅增删、目次调整做了一番工作,突出本地的资源特色,或结合时代发展的特点,增补了反映时代特色以及新事物的内容,这些都是以往或者同时其他志书所未能做到的。以下拟从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对于志书新增类目、删削篇目以及重点记述篇目等三个方面所展开的思考与实践及其成效来考察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的编纂特点以及篇目设计如何来反映地方的特色。

第一,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设置新增类目,其动因多是前志记载的相关内容不够具体明晰,或者分类含糊,不能突出重点,并且这些要素在后来得到了发展、需要编纂者增大篇幅或者新增子目来进行记述的。这种情况,在清代各地的乡镇旧志中比较普遍,特别在续志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这属于增补的范畴;其中比较有时代和地区特色的类目,乃是因为时代的发展,新事物的出现而体现在志书中的,晚清上海地区部分乡镇志书编纂者所设立的新增篇目,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时代历史的特征。例如宣统《续修枫泾小志》的编纂者就注意到:“会馆为南北公共,故增入许序;……平粜章程,较他处为善,因亦附后;……学堂系新政创建,不可不载”。^[92]由此可见,该志书的编纂者显然注意到了公共基础设施的重要,故而开列各地会馆一目;而各级学堂的创办普及,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志书的编纂者及时将其记录于志书之中;平粜、米价、荒政、赈济等项目,在晚清基层社会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公共事务,乡绅士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领导和中介作用,故而本志的编者将其开列新目,加以详细记录。除此之外,宣统《续修枫泾小志》的编纂者还能够体察历史发展的潮流,增加了“铁路”一门,记载铁路的运行线路以及路程情况,这些内容,都是以往历史时期的志书所不具备的。这些乡镇志书的编纂者虽然身处乡里,远离大都巨邑,但是敏锐地关注了新事物的出现,具备了现代化的意识,及时地将这些内容反映到志书的编纂过程中,新增了有时代特色的类目,保存了重要的资料,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以来上海地区城乡的互动以及近代化进程的推进,都是十分重要的。又如,章圭瑑在纂辑宣统《黄渡续志》的过程中,接续咸丰《黄渡镇志》的记载内容,及时反映了上海地区在晚清时期六十年间的变化,在志书类目的设计上,编纂者除了增加“兵事”一卷,又有“宪政”“交通”“火政”“善举”“工商”等反映社会近代化的要素类目,还能够详细记述新政机构、公共消防、慈善赈灾、工商产业等内容,使之既与传统的志书编纂类目有别,又很好地突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第二,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的编纂者对于志书基本篇目框架的设计思路,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因袭了传统修志的体例与相应的弊端,无法完全逃脱旧传统的影响与束缚,尤其是各种县邑志书类目、凡例无形的规范影响,但是一些具有识见和眼光的编纂者,就能够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或者结合自身的特长所在,不拘泥于传统,在编纂过程中灵活设计志书的体例,大胆巧妙地创设符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记载类目,不求备全,但求精专,重在能够突出本地的特色,避免志书记载的千篇一律的弊病,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例如一般地方志书的《艺文志》部分,其中记载乡贤的著述,必定古今兼备、唯恐遗漏,不肯放过一字,但是嘉庆《南翔镇志》的编纂者对于艺文部分如何记述则有自己独到的见识,提出:“诗文为不朽盛业,然风云月露之词,于志何关?兹特采其可备文献者,录入《文苑》;切于本里之人与事者,仿近时志乘例,细书分注于各条之下;又诗文颇繁,前人已美不胜收,时贤概从割爱。”^[93]明清时期的南翔,文教昌盛,士人迭出,按照传统的惯例,志书必定要在艺文部分大书特书,细大不捐,以求最大限度地保存乡邦文献;但是志书的编纂者本着经世务实的精神,不务虚名,凡非“切于本里之人与事者”,一概不录,这样我们看到的保存下来,多为记述乡邦历史、重大事件、以及关涉水利、赈灾、经济等内容的文献,很好地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原则,也为艺文类搜集文献篇目立定了一个很实用的原则。此外,关于岁时、占侯、方言部分的记载,编纂者认为“[与]吴俗大略相同,邑志及之,已不免赘,……概置不录”^[94],这些不录的类目,恰是志书编纂的常规要素,一般志书的编纂,都要或多或少着些笔墨,但是作者经济务实的态度,以及要对志书重点类目详细记载的本意^[95],使志书的编纂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常规,但这恰恰很好地体现了地方独有的特色,避免了江南地区志书编纂在某些门类记载上的类同与千篇一律的弊病。同治《厂头镇志》的编纂者对于篇目设计安排的去取考虑,也体现了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其编纂者钱以陶认为:“天文分野,全邑所值尚属微茫,况兹下里,又何足道?其田赋、户役,邑有定征,亦可从略。”^[96]传统的地方志书叙述疆域沿革,多仿照正史地理志的体例,记载星域分野,以求史志一体的功效,但其实这样做只是浪费篇幅,于民生实际毫无意义;有些地区经济并不十分发达,则赋役征税之事并不突出,如果一味从县志、府志中钞录敷衍,则只是为了求全,无法突出重点,本志的编纂者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果断地将天文、田赋、户役等目略去不载。^[97]又如,咸丰《黄渡镇志》的编纂者以为:“镇与县不同。城池、学校,镇皆无有,赋役、户口,则县志统之,物产、风俗、祥异,非异他所者不录。”^[98]因此,咸丰《黄渡镇志》重点突出其水利方面的内容,包括各条支流河浜水道,以及开浚河道、兴修水利的详情,用两卷的篇幅记载了这些内容,为我们研究江南地区基层社会的水利提供了详尽的资料,远胜过那些刻意追求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志书。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光绪《重辑枫泾小志》的编纂者将“闺秀、方外有著作可传者,亦录入《艺文》。”^[99]中国的传统社会,一向不注重女性的权益,虽然不乏文采出众的女子,但因为这层厚重的束缚,后世皆不得其详概,这是非常可惜的,《重辑枫泾小志》的编纂者在这一点上的大胆创举似乎有突破传统的功劳,关注以往不为世人所重视的人群,为文献采集增加了一个重要的途径,同时也反映出编纂者开明的眼光和见识。

第三,清代的一些乡镇志书编纂者,在如何设计篇目、突出重点,以反映本地独有特色的问题上,还是费了一定的思量与谋虑,尽管有些志书的编纂者为图便捷,直接将县志的体例套用到乡镇志书的编纂上,但是从上海地区留存的清代乡镇旧志来看,有部分的编纂者还是具备了开明的见解,并不因循守旧,或根据自己的特长,记载相关地情,如水利、赋役、田亩等,或者以本地特色为出发点,重点记述这方面的内容,形成较强的专题记述门类。例如,南翔镇在明清时期文教兴盛,但是以往的志书对于这方面的人物、事迹记载不详,嘉庆《南翔镇志》的编纂者看到康熙年间旧志的缺点,在编纂新志时,就提出了这样的鲜明主张:“[编纂志书]不敢蹈袭,另立体例,贤达、文学、孝义、隐逸诸传,尤加意搜访,较邑志颇详。”^[100]一般来看,关于人物传记方面的资料,县志、府志要比乡镇志全面详尽得多,这主要是因为府县志的修纂,能够运用更多的资料进行整理纂述,这远非某个乡镇一己之力可以为之;但是嘉庆《南翔镇志》的编纂者为了突出本地文教的优势,详加访求文献资料,对文人雅士的记载尤为究心,使得志书在这方面的成就超过了上一级志书,突出了自己的独有特色。又如咸丰《黄渡镇志》的编纂者认为:“惟吴淞江系湖海通渠,黄渡跨江成市,最为扼要,……故于水利独详”。^[101]故而在志书中用两卷的大篇幅记载吴淞江的水利情况,包括周围的河道浜港、开浚河道、兴修水利等事,突出了地区利害所在,使得这部乡镇志书的地域特色较为鲜明。

关于志书篇目的去取改定,除了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外,志书编纂者本人的才能,有时候也是决定志书特色的重要因素,例如光绪《二十六保志》的编纂者唐锡瑞,“擅长堪舆、医学,尤其精通丈量田亩,曾在南汇区为松江育婴堂、在嘉定县为上海清节堂丈量土地数万亩”^[102],因为有这方面的才能,在志书中对于田亩、赋额的数目记载极为精审,为其他乡镇志书乃至县志、府志所不及者;此外唐氏对于地方水利兴修以及基层公共建设,也很有自己的见解,可以说是晚清基层社会乡绅的典范,绝非那种顽固不化的冬烘学究,由此可见,乡镇志书编纂者自身的特长素质,对于所纂志书质量的优劣及特色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www.daowen.com)

此外,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所搜集运用的特色资料,以及所创设的具有鲜明特征的志书门类与篇目还有很多案例,以上所论只是就其主要者列举大端。兹以表格的形式反映其所设立的特色篇目如次。

表3-2　乡镇志书特色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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