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表三《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身份专长一览表》著录的资料信息进行统计,目前可以确知的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约有114名,占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总数的1/4强。在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中,首先根据各人所获科举功名或学历程度来看,具有进士与举人出身者共有8人(其中进士3名、举人5名),占该地编纂者群体总数的一成不到。例如道光《金泽小志》的编纂者蔡自申,系“道光壬辰科(按:即清道光十二年)经魁”^[65];光绪《罗店镇志》的总纂潘履祥,系同治九年庚午并补同治元年壬戌恩科经魁^[66];乾隆《西林志略》的编纂者张端木,系乾隆七年进士^[67];宣统《黄渡续志》的编纂者章圭瑑,系“光绪甲辰科(按:即清光绪三十年)刘春霖榜[进士]”^[68],等等。除去终身布衣者(即乾隆《金泽小志》的编纂者周凤池、光绪《张泽志》的编纂者封文权)与获得新式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者(即光绪《法华镇志》的编纂者金祥凤、宣统《黄渡续志》的编纂者章圭瑑)各两人,共有94名志书编纂者系诸生出身^[69],约占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总数的82.5%。例如乾隆《槎溪里志》的编纂者张承先为“嘉定[南翔]诸生”^[70],嘉庆《罗溪志》的编纂者范朝佐为国学生^[71],光绪《盘龙镇志》的编纂者金惟鳌为贡生^[72],等等。如本章第一节相关研究所揭示的,约占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总数的八成比重者乃是那些数量巨大的、具备“诸生”(生员)身份的社会中下层知识人士,这一结论与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的基本情况是相匹配的。

其次,从社会职业(或职能分工)的标准来看,在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中,具备各级官员身份者有12人,约占全体总数的一成多比重。其中又以训导、知县等职为主,例如宣统《续修枫泾小志》的编纂者程兼善,“光绪丙午岁贡,[嘉善优贡生],就职训导”^[73];宣统《蒸里志略》的编纂者叶世熊,“议叙训导”^[74];嘉庆《方泰志》的编纂者王初桐,“历署新城、淄川、平阴、寿光、潍县等知县,宁海州同知”^[75],皆是其证。此外,藏书丰富、学问渊博且有文史著述的乡里饱学之士有二十余人,例如嘉庆《月浦志》的编纂者陈钧,不仅为举人出身,而且“藏书甚富,日事批阅,详加注释……著(嘉庆)《月浦志》,于水利、荒政倍加详密。”^[76]又如咸丰《紫隄村志》的编纂者沈葵,一生著述丰富,有《周易全旨便读》(未梓)、《地理胪指》《十国春秋摘录》《类经摘注》《簳山何氏医案》《青灯蔓草二集》《盆植百咏》等十余种文史著作。^[77]再如光绪《望仙桥乡志稿》的编纂者张启秦,“淹贯经史辞章,尤精小学,书法精篆、隶、八分,擅篆刻。……宣统三年,受上海[圣]约翰大学之聘”,^[78]担任大学教职。这些饱学之士基于其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学养,所编纂的志书能够做到体例谨严、考证明晰,并且能够在编纂过程中将自己的学识处处展现,形成一些有特色的篇目内容。当然在编纂者群体中还有一些雅好文学艺术的风雅之士,例如乾隆《娄唐塘志》的编纂者陈曦,擅长诗歌文学,“诗最工集杜”^[79];嘉庆《寒圩志》的编纂者杨学渊,“学问宏博,文才敏捷,手录书盈几箧,其作文讲法脉而尚经籍,诗律书法,无不专精”^[80]。然而这些文人雅士编纂的志书,除了体例一仍旧志规划、不能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有所去取以外,最重要的弊端就是滥收诗文,导致志书记载的比重失衡,从而影响了乡镇志书的撰述性质与篇目安排。例如松江文人周厚地所辑乾隆《干山志》,必于各种名目要素下以附注的形式载录大量的诗文,有些甚至与所载条目无多大关系,如此则使得这部志书间接变成了一部地方诗文集汇总,进而影响志书的性质,使之为例不纯,重蹈了“文人修志”的弊病。

再次,从编纂者的社会关系角度来看,清代上海地区的乡镇志书编纂者所形成的群体,可以分为亲友同好、乡里先后以及家族延续修志三种类型。其中较为多见的是以亲友同好、乡里先后的类型编纂志书,这与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在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群体类型的总特征是一致的。^[81]例如乾隆初年,杨行里人孔兼三曾纂有《白沙志》稿本(后久佚),黄程云系“孔君壁邻至友”,“得闻颠末,依样葫芦,编辑成集(按:即乾隆《杨行志稿》,已佚)”。^[82]是为里中友朋同好编纂志书的典型。又如陈树德、孙岱舅甥合纂以成嘉庆《安亭志》,则属于亲友合作纂志的案例,这已在上节中有详细阐述。至于乡里先后续纂志书的情况,则有徐文范曾编纂乾隆《钱门塘市记》一卷(已佚);及至清道光年间,里人童善“[以里中]纪述阙如,苦心搜辑,撰志(按:即道光《钱门塘镇志》,已佚)二卷,未及成书卒。”^[83]到了清光绪年间,方由童以谦重订旧稿,为光绪《钱门塘镇志》行世。此外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还有家族延续修志的编纂者群体类型,虽然在这一点上不如清代江苏地区的特征更具备典型意义,但也同样表现了一个家族在几代人编纂志书的前赴后继、不断积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志学传承”的优良特质。例如盛大镛、陆宿海外祖孙三代编纂《江湾里志》,使之不断臻于完善;陆丕绪因为“其曾伯祖(按:即陆慎庵)向辑(乾隆)《月浦志》(已佚)”,^[84]与友人陈钧共同编纂嘉庆《月浦志》六卷,家族跨越四代纂修里中志书。这是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中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特征。(www.daowen.com)

复次,在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编纂者中,有些人曾参与其他地方志书的编纂工作,熟悉编纂志书的基本工作流程,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因而在自己编纂乡镇志书的时候,能够充分发挥经验优势,使得志书的体例构架与篇目设计都能较为成熟稳当,提高了编纂志书的效率。例如宣统《续修枫泾小志》的编纂者程兼善,曾总纂光绪《於潜县志》,又分纂《嘉善县志》。^[85]又如潘履祥,“光绪丙子,知县梁蒲贵聘修邑志(按:即光绪《宝山县志》),与朱延射并总其成。继修辑(光绪)《罗店镇志》,以一手定稿。”^[86]以潘履祥“一手定稿”总纂的光绪《罗店镇志》为例,不仅其编纂志书的工作流程较为系统严密,设有总纂、分纂、总阅、总校、分校、采访、绘图、校补等不同职能岗位(其中以分校所配置的修志人员最多,几占全部人员一半比重)^[87],编纂人员进行专门分工、各司其职,而且总纂者所定立的志书凡例严谨有据、考虑周详,篇目编次得当,加之重视志书记载的文字校对与史料考订,使得这部志书的学术质量在清代上海乡镇志书中非常突出。

此外,长于史学研究、注重地理沿革与文献考据的编纂者,在志书中能够体现史学研究特长,对于所载内容多加考按,提高了资料的可信度与志书的文献价值;还有一些热心里中公益事业的编纂者,本身具备社会民生所需的专门技能,例如测量田亩、兴修水利,熟悉里中赋役的发派和荒政事业的运作,因而在其编纂的志书中能够以特色的篇目记述展现专门技能的特色。例如唐锡瑞所辑光绪《二十六保志》,不仅对于田亩、赋额的记载数据精详,而且关注水利事业与公益善举,这与唐氏作为里中有名望的乡绅的社会背景以及热心里中公益事业的特点是密切相关的;又如金祥凤钞补的光绪《法华镇志》,其卷首载有按照现代地图学理念绘制的舆图,突破了传统地理学的绘图模式,可以说是清代乡镇志书编纂的一大进步,这不仅展现了晚清上海地区在思想文化领域上受到现代化进程与新式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而且也与金祥凤本人具备新式的高等教育经历、易于接受新事物的背景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编纂者本人的生平履历以及学识专长,对于乡镇志书编纂特色的形成是具有重要影响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