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者的专长技能对于所编志书质量的影响最为直接,这不仅能够从志书的体例编次、篇目设计、序跋凡例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尤其是一些特色篇目的增设,更是与编纂者的专长侧重有较大的关系,因而这类群体类型的特色尤其明显。以下分为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介绍。
1.具有编纂地方志书实践经验者
据著者统计,在四百多位可考生平的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中,有曾主修或参修各类府州县志(或乡土志)的实践经验者计有37人,约占全体总数的一成不到。例如宣统《续修枫泾小志》的编纂者程兼善,曾总纂光绪《於潜县志》,又分纂《嘉善县志》。[54]又如雍正《平望镇志》的主要编纂者潘昶,“乾隆甲子,吴江令陈 纕聘修邑志,所撰《名宦》《文学》《艺能》《列女》诸传,《风俗》《御寇》诸志,悉有体要。”[55]曾参与乾隆《吴江县志》的编纂,并撰写多篇志传。再如潘履祥,“光绪丙子,知县梁蒲贵聘修邑志(按:即光绪《宝山县志》),与朱延射并总其成。继修辑(光绪)《罗店镇志》,以一手定稿。”[56]以潘履祥“一手定稿”总纂的光绪《罗店镇志》为例,不仅其编纂志书的工作流程较为系统严密,设有总纂、分纂、总阅、总校、分校、采访、绘图、校补等不同职能岗位(其中以分校所配置的修志人员最多,几占全部人员一半比重)[57],编纂人员进行专门分工、各司其职,而且总纂者所定立的志书凡例严谨有据、考虑周详,规定了各类目资料去取的基本原则,篇目编次得当,加之重视志书记载的文字校对与史料考订,使得这部志书的学术质量在清代上海乡镇志书中非常突出。这些编纂者具有修志的实践经验,熟悉编纂志书的基本工作流程,因而在自己编纂乡镇志书的时候能够轻车熟路,充分发挥经验优势,不仅对于志书的编纂分工能较为得体,而且对于志书的体例与篇目的设计与构架都能显得较为成熟,由此提高了编纂工作的效率与志书的水准。
例如乾隆《钱门塘市记》的编纂者徐文范,“历二十余年,撰成《东晋南北朝舆地表》二十七卷,……同时阳湖洪亮吉撰《东晋南北朝疆域志》,世号精核,文范书实较胜之,王鸣盛、钱大昕推许甚至。”[58]又如道光《澉水新志》的编纂者方溶,“所著《禹贡分笺》一书,考据精确,疏解简明,当世推为善本。”[59]又如乾隆《濮院志》的编纂者屠本仁,清嘉庆中任丽水县教谕,“其学工于考证,雪钞露纂,至老不辍。诸生请业者勖以经史,使不囿俗学。好金石,时手拓而疏证之。……性严介而廉肃,士不堪附,既去乃见思焉。”[60]在任期间促成李遇孙编撰《括苍金石志》,又曾辑嘉庆《丽水县志》,然仅成《沿革表》。这类编纂者所修志书,对所记载资料多加考按,具有严谨的学术研究作风,提高了史料的可信度。
例如光绪《二十六保志》的编纂者唐锡瑞,“善堪舆、医学,能丈量田亩,……历办浙西河工并海宁州备塘河工”[61];康熙《双林纪略》的编纂者范硕,“读书娴经济,所著《水利管见》刊入《县志》”[62];光绪《月浦志》的编纂者张人镜,“董理一乡公务,专致力于农田水利,……先后请拨巨款,三次修筑海塘,五次开浚马路干河”[63],等等。这些具有民生所需的专门技能的志书编纂者不仅在乡里社会的日常事务运作中发挥自己的专长并造福乡里,而且在编纂志书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篇目设计方面,能够将自己所长展现出来,体现志书的鲜明个性所在。例如,高如圭编纂光绪《颜安小志》,所设《田赋》一门,记载赋则、田亩、税额颇详;叶世熊编纂光绪《蒸里志略》,其中关于赋额、课役的记载较为具体;唐锡瑞所辑光绪《二十六保志》,详于田亩、赋额的记载,数字精详,关注水利兴修,将其技能所长融于志书修纂与篇目资料的去取中,备见特色。
表3-1 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身份专长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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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本书下编《清代乡镇志书考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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