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职业(职能分工)的标准来看,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的群体类型又有官员、学者、文人(主要指专长于书画艺术、诗歌文学的所谓“文人雅士”)的区别,以下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首先,根据著者统计,在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中,系官员身份者102人。其中各地的州县学教谕、训导有28人(以训导职居多,有22人),这一类基层教职官员群体占了官员类型的近三成比重。例如嘉庆《濮川所闻记》的编纂者濮鐄,曾任云和县教谕^[17];同治《新塍琐志》的编纂者郑凤锵,“以大挑得教职,[清道光二十四年]选开化县教谕”^[18];光绪《忠义乡志》的编纂者吴文江,“由增贡生遵筹饷例用,遇缺(先)[选]训导”^[19];光绪《张泽志》的编纂者封作梅,“光绪庚子岁贡,候选训导”^[20],等等。任各地知县、知州者42人(其中知县28人,占2/3比重),例如道光《安昌志》的编纂者高骧云,历任河北密云、蓟州、良乡、房山等七州县长官^[21];同治《菱湖志》的编纂者卞乃譝,“咸丰九年秋,署娄县[知县]”^[22];乾隆《乌青镇志》的编纂者董世宁,乾隆三十六年任开化府知府^[23],等等。各地区府县学教授4人,例如乾隆《江湾里志》的编纂者李保泰,曾任扬州府学教授。^[24]高级官员、朝廷重臣有7人,例如道光《佛山忠义乡志》的编纂者吴荣光,历任翰林院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军机章京、福建浙江湖南等地按察使、布政使,后升任湖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系清代中叶的封疆大吏。^[25]又如咸丰《甘棠小志》的编纂者董醇,系晚清时期的朝廷重臣,历任总理衙门大臣,以全权大臣身份与比利时等国签署商约,后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以户部尚书致仕。^[26]此外有各类杂色官员21人(多为中央部院中层文官,合计14人)。^[27]合计清代各州县的知县、教谕(训导)身份的乡镇志书编纂者占本类全体总数的一半多数量,基层社会的政府官员与教育机构主事者在官员修志群体中占据较大比重,这一特征也能与上述清代乡镇志书编纂的基层性特点相应。另外一个特点,即这类多数的乡镇志书编纂者多是出于自发意愿编修乡镇志书,而将其视作个人著述,并非有行政事务上的规定和要求,因而基本不带有官修的色彩。但也有例外者,如主修顺治《清源志》的时任知县和羹,“欲纂辑[志书],苦无绪理可寻。……幸有荐绅先生王心孩(按:即王颙儒),自为诸生时即究心于人物、山川、风土之盛,或采之曩喆之传记,或得之父老之睹闻,始兼综靡遗。……爰相商确,佐以府志而纂辑[顺治《清源志》],以付剞劂。”^[28]顺治《清源志》的编纂,乃是时任知县聘请了当地名流王颙儒主笔而成的,从史料的叙述来看,这部志书的编纂无疑是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这与一般乡镇志书私撰的性质不同。

其次,具有学者资格的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是一个较难给出精确身份界定的类型。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尚乏有具备现代科学研究意义的、以某种具体的学科研究为专门职业的学术工作者^[29],故而在中国传统社会语境中所指称的学者,一般皆是定义为学有所长、知识渊博、著述丰富的知识分子与文人学士。然而所谓学问的渊博与著述的丰富程度,及其学术价值的高低,本身又是很难以精确量化的,存在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判断标准。因此,我们这里对于具有学者资格的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进行类型的界定与划分,除了有公认的在学术史上有一定地位和学术成就的通儒学者这一类型外(例如嘉庆《梅里志》的编纂者李富孙、嘉庆《桂村小志》的编纂者吴卓信、嘉庆《北湖小志》的编纂者焦循等三人,不过数量很少),还应当包括如下两种类型。

1.“学而优则仕”的官员型学者

例如康熙《颜山杂记》的编纂者孙廷铨,清代顺治、康熙两朝重臣,学问渊博,著有《孙文定公全集》;道光《佛山忠义乡志》的编纂者吴荣光,官至湖南巡抚、署理湖广总督,“文章学术具有渊源”^[30];光绪《九江儒林乡志》的编纂者朱次琦,曾任山西襄陵知县,为清代著名经学家,推崇朱熹理学、强调经世致用,等等。据著者统计,属此类型的乡镇志书编纂者有8人,即:董醇、顾镇、李敬、陆耀、孙廷铨、王聿修、吴荣光、朱次琦,只能说构成了一个很小的群体。虽然以朱次琦、董醇等人的学术成就来看,也可列入前述的那些通儒学者一类,但本书为了统计的精细化与标准化考虑,暂将其单列一类。这些官员型学者基本都具有进士的身份,实际上也属于上述以进士、举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群体类型。实际上,清代部分著名学者的学术历程与其科举功名、仕宦履历是紧密联系着的,而且一些高级官员本身就是博学多闻、学有所承的知识精英,因此很难对其身份进行完全的、单纯的机械区分,这同时也反映出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类型上的多面性与复杂程度。这类编纂者所修的乡镇志书,多是其退休致仕或暂时赋闲在家时候的产物,由于离开了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从繁忙公务中得以解脱,能够在较为闲适的生活环境中以著述自娱,一展所学与才华。例如清初重臣孙廷铨在致仕以后,“长夏无事,兼所居近山,松下多风,亦不甚暑,聊疏乡里间事以遣怀”^[31],因以编纂康熙《颜山杂记》。但这种看似轻松的“聊疏乡里间事以遣怀”著述态度,实际上只是编纂者谦虚低调的说法,综观这部志书,虽然在篇目设计方面稍有不完备之处,且稍有地方文史笔记杂录之嫌,但编纂者对于地方文献史料采择与考订之精核,尤其是保存了记载琉璃工艺的重要科技史料,提升了这部志书的文献价值。此外,吴荣光在退休赋闲之后编纂的道光《佛山忠义乡志》,不仅体例精当,而且为了针砭时弊,表达对于佛山地区浓厚商业风气对于世道人心的影响,因而在志书中注重对于当地风俗民情在清代中叶演变的记述,使之在地方风俗史研究上具体重要的参考价值。

2.注重文献整理刊刻、藏书丰富的地方学者(www.daowen.com)

例如道光《分湖小识》的编纂者柳树芳,留意里中文献,“先辈遗书未刊者悉刊之”。^[32]同治《鹦鹉洲小志》的编纂者胡凤丹,曾主持湖北官书局,后在杭州设立退补斋,汇刊《金华丛书》165种,且藏书丰富,筑“十万卷楼”以藏之。此外,光绪《忠义乡志》的编纂者吴文江,“性喜聚书,庋置九千余卷,独坐一楼(按:即瓻醁楼),昕夕批阅无厌倦,留心掌故”^[33],等等。这一类型的志书编纂者多是以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为己任,所编纂的乡镇志书多侧重于地方历史文献掌故的保存与整理。

再次,在传统时代,“文人”一词的定义也是非常广泛而边界模糊的,不仅指那些舞文弄墨的、擅长文学诗歌与书法绘画的雅人,也包括乡里那种学有所长、知识渊博、藏书丰富的饱学儒士。也就是说,上面界定的具备学者资格的志书编纂者,同时也是包含在更为广泛的“文人”群体中的一部分。而且文人群体中多数是“诸生”身份的中下层知识分子。为了有针对性地展开论述,这里将“文人”类型的志书编纂者群体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考察。一为那些身份较为明确的、专长于书画艺术与诗歌文学创作的“文人雅士”。如道光《钓渚小志》的编纂者单学傅,为清代诗人、诗评家;康熙《开沙志》的编纂者丁时霈,即为里中文坛领袖;乾隆《重修南浔镇志》的编纂者方焘,其身份为诗人、书画家,等等。^[34]另一类是在乡里间学问渊博、“好为著述”的儒生。从史料记载来看,这一类型的乡镇志书编纂者多为诸生出身,虽然在乡里有一定的文名,但其著述流传下来的并不多。例如康熙《续修同里志》的编纂者顾栋南,“品行端洁,邃于经学,不读无用之书,于濂洛关闽诸儒有心契,一时高士名流咸器重之”,然所著之书皆佚不存^[35];嘉庆《枫溪小志》的编纂者曹相骏,传记中说他“博学多闻,研穷经史,闭门著述,考古证今”^[36],似乎也是一位博通古今之士,但其著作仅辑有《枫溪诗存》,所纂志书亦亡佚不存;道光《枫亭志》的编纂者林朗如,“愽览群书,手不释卷……辑《瓯邹楼诗草》并《杂录》,以著述自娱”^[37],可查考的著作仅有这三种。通过查考这类编纂者人群的传记文献,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这类人群的传记文字,在其叙述中多用“博学多闻”“博览书籍”“涵古茹今”“惟好著书”等字样,给人的印象是皆为里中饱学通儒学士,然而对于著述的记载,要么含混言之为“著述宏富”“著述甚丰”,要么仅罗列三两部著作名称(多为亡佚不见者),且就这些著作的性质来推断,多是诗集文稿(例如倪赐《语溪诗存》、曹炜《一庵随录》等)或者文献辑录(如汪曰桢之《南浔碑刻志》、沈刚中所撰《石刻考录》等)类型的著作,其存佚情况不甚详细,真正属于学术研究与经世致用的文史考证与水利田亩类的著作较为少见。由此或可推断,这些称誉乡里的饱学儒生实质上多是属于里中文人雅士这一范畴,更为擅长诗文唱和或者文献的辑录比次,因此在群体类型所属上就和“文人雅士”这一编纂者群体类型产生了交集。当然也不排除志书记载中多有过誉之辞。

属于“文人群体”的乡镇志书编纂者也存在着不同的撰述取向。有些重蹈了章学诚所极力反对的“文人修志”的弊病,在志书中大量收录诗文唱和,使之成为变相的地方文学著作集,这在上文已有列举说明。有的编纂者完全不顾及地方志书的著述体例,混淆地方志书与家乘谱牒的文献性质界限,将志书变成了一家一族之史乘谱牒。例如张廉所纂嘉庆《孝感里志》,考虑到当地张氏家族分派别系既广,以致派系纷乱、族人难以溯源祖辈派系的情况,于是“欲合成一谱,则转苦部数之过重,用是辑成[嘉庆]《孝感里志》十二卷,自始祖尧叟公,详列其事,下及各邨始祖,别其支派,列其系图,且拟字递百字,一代以一字统之,庶几无误,诚善术也。”^[38]采用了家谱的理念与撰述体例编纂里中志书。虽然就其篇目来看仍与一般地方志书无甚二致(例如该志卷三篇目《名臣》《仕宦》《选举》,卷四篇目《孝友》《儒林》等,都是常见的乡镇志书篇目框架),但是在这些篇目下的叙述,则完全依照各房谱系先后排列先祖事迹进行记述,等于是将一部张氏合谱拆散分布于志书篇目之下。这样编纂的志书,不仅在体例上显得不伦不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家一姓的家传谱牒,失去了作为乡镇志书的文献性质。此外,也有具备真才实学的里中文士,不仅重视著述体例,而且对于文献的辑考比次,采取了极为严谨的著述态度,不仅避免了“文人修志”的弊端,反而能发挥自己的文学特长,使得志书语言叙述更为凝练,从体例设计到文字修饰,都倾注了心血,终于编纂出品质优良的志书,不仅彰显地方特色,更加展现了志书的学术水准。前举吴展成的道光《渔闲小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晚清时期的湖州乡里诸生孙志熊,虽然也是雅好诗文的儒生,有《陶诗笺注》《诵清芬馆杂纂》等文学著作,但就其编纂的光绪《菱湖镇志》来看,不仅体例谨严,而且尤其重视文献掌故的考辨,保留了珍贵的里中著述。对于这部志书,“同郡俞先生樾、陆先生心源,今之魁硕也,皆诧为不刊之作,趣付梓,其精审可知矣。”^[39]能够得到俞樾、陆心源这样的通儒硕学的高度评介,也足以体现此志的精到之处。

总之,属于“文人群体”类型的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与上述“诸生”类型的编纂群体之间有很大的共通之处,不仅“文人群体”的志书编纂者在身份上多出于“诸生”群体,都是中下层知识分子,而且在各自群体中都存在不同的编纂志书的倾向,这是与各人不同的生平履历以及学问深浅有密切关系的,因而需要进行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其优劣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