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基于本书下编《清代乡镇志书提要》的研究成果,根据所考述的各位志书编纂者的生平传记资料,查考了近430位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的社会身份、生平履历与专长技能的情况^[1],由此编撰成《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身份专长一览表》。在此基础上,我们以人物的社会身份为切入点,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来论述由此演化出来的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不同的群体类型。

首先根据各人所获科举功名或学历程度来看,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主要可以分为以进士、举人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与以未获高一级科举功名的诸生为代表的社会中下层知识人士这两种群体类型。根据著者统计,在近430位可考的乡镇志书编纂者中,属于进士出身者26名,例如乾隆《西樵山志》的编纂者罗国器,系清雍正五年进士^[2];道光《琏市志》的编纂者沈焯,系清乾隆六十年进士^[3];光绪《泰伯梅里志》的编纂者吴熙,系清乾隆二年进士^[4];光绪《唐栖志》的编纂者王同,系清光绪三年进士^[5],等等。属于举人出身者45名,例如乾隆《支溪小志》的编纂者周昂,系清乾隆三十五年举人^[6];乾隆《濮镇记闻》的编纂者胡琢,系清乾隆三十九年举人^[7];道光《诒经堂重修安平志》的编纂者柯琮璜,系清道光元年举人^[8];光绪《罗店镇志》的总纂潘履祥,系清同治九年举人^[9],等等。合计那些作为“社会精英知识分子”的、具有进士与举人身份的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占总人群比例仅为两成不到(约16.5%),而在全体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广大具备“诸生“(生员)身份的社会中下层知识人士,合计总数近330名,约占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总数的八成比重。^[10]例如雍正《陈墓镇志》的编纂者陈尚隆为廪生,嘉庆《罗溪志》的编纂者范朝佐为国学生,同治《清风泾志》的编纂者陈宗溥为贡生,光绪《淀湖志》的编纂者万以增为增生,等等。然而在“诸生”这一类型的编纂者群体中,有一半以上的编纂者根据相关志书、文献所载的生平传记资料,仅知其为清代某时期或某地区生员出身,而究竟是廪生、附生、贡生、监生等何种具体的科举功名身份,则史料中多是语焉未详,多是仅以“诸生”两字笼统言之。例如康熙《杏花村志》的编纂者郎遂,即“由诸生入太学”^[11];康熙《佛山忠义乡志》的编纂者李侍问,系“邑诸生”^[12];乾隆《北溪志》编纂者戈温如,其生平在传记资料中即作“乾隆间诸生”,凡此情形皆对于更为精确地区分群体类型和统计数量造成了障碍和难度。此外还有乡间“布衣”即未获功名者有10人,例如嘉庆《二续淞南志》的编纂者陈至言,“字谔士,布衣,能诗,工行草书”^[13];道光《分湖志》的编纂者沈刚中,“以布衣终”^[14],等等。及至清末民初时期,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西方新式教育体系与观念的东渐与普及深入,有些乡镇志书编纂者已不具备传统的科举出身,而是拥有了现代高等教育的求学学历与学位文凭,成为新知识分子的一员。例如光绪《法华镇志》的编纂者金祥凤,“民国四年北洋大学土木科毕业,得工科学士学位,现任上海水泥工程师”^[15]。又如宣统《黄渡续志》的编纂者章圭瑑,“由进士馆奏派日本,游学法政大学毕业”^[16]。虽然这在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中属于个别案例,但也可以看到西学东渐的深入程度以及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进程对于乡镇志书编纂者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时代特色。(www.daowen.com)

由此来看,在清代乡镇志书编纂者群体中,其绝大多数为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而作为社会精英的进士、举人在编纂者群体中所占比重远不如前者。这一情况,一方面能够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金字塔分布特征相印证,另一方面可以表明,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平民修志”的特色,这不仅是在与官修特征鲜明的清代各府州县志的编纂情况进行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而且就清代乡镇志书的私撰性质而言,所论也是相适应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科举功名的高下并不能够与志书编纂的质量高低成正比。即如清代所编纂的各类府州县志而言,我们知道,虽然在官修志书的体制下能够以政府的力量和权威动员、征发所需要的各类资源,而且在志书编纂的人员聘请、经费拨给、资料配备等方面,较之私人纂修而言都有莫大的便利和优越的条件,较之私人纂修志书来看,在官修体制下编纂府州县志,不仅能够让那些举人、进士身份的社会精英分子参与,而且更容易聘请到学有专长者主其事。虽然也涌现出不少成功的案例,但是仍有一些府州县志的编纂或是因袭旧的框架体系,仅仅做资料的增补更新,缺乏对史料的考辨、篇目的去取,以及对于旧志整体上的增补修订,最后使得续纂或新编的志书体现不出应有的特色。此外尽管清代对于修志有着各类制度上的要求和约束,但是仍有地方官员对编纂志书敷衍了事,聘用一些乡曲陋儒钞撮资料、堆累文献以草草完工,而有些具备学识专长、懂得著述体例的编纂者,或囿于修志条款的约束,无法在编纂实践中展现才情,只能因循旧有框架进行局部的增删去取。因此在这样一些不利情形下,就不免使得所修志书的质量大打折扣,造成了清代各府州县志的质量参差不齐、高下不一的局面,未能充分体现官修志书的优越性所在。这一点同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官修史书与私撰史著的矛盾利弊与质量高下的争论是极其相似的。可见,官修地方志书的优越物质条件并不能完全保证所修志书的质量一定高超,甚至还会出现平庸无奇的志书。即就清代乡镇志书而论,并非获得科举功名越高者所编纂的志书质量就一定高,其中也有平凡之作;相反作为“草根”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所编志书有时候更能一展才情,更能显现特色。例如清乾隆间进士张端木所纂《西林杂记》,将大量长短篇幅不一的诗文、碑记附载于地理条目之下,使得这部志书变相地成了地方诗文的“汇刊” 之作,明显是自乱体例,完全混淆了地理志书与地方文献汇编之间的界限。倘若忽略了其中作为志书叙述框架和线索的那些极其简明的地理要素名目,这部志书就成了一部地方文学作品的合集,很难看出有地方志书的鲜明标志了。与此相反的是,仅为诸生功名的乡间文人吴展成,虽然是擅长诗词的文学家,但其所纂道光《渔闲小志》却没有重蹈“文人修志”的弊病,也并非仅以搜罗文献掌故为务,相反他在这部志书的编纂中体现出了对于志书体例的精心构思安排,加之能够发挥文学特长,使得这部志书极具宋元志书的风格,体例精当、语言凝练、详略得当。所以仅以科举功名程度直论修志者水平高低乃至志书质量高下,无疑是非常片面的。这里以科举功名高低进行的群体类型区分,仅能表明清代乡镇志书编纂的平民性、基层性特征,而这种群体类型对于志书编纂的实际影响(尤其是关于志书的质量问题),则又需要做具体的分析。真正对于乡镇志书编纂有决定性影响的群体类型,乃是基于人物的社会关系与专长技能这两方面标准来划分的,前者一般对于志书编纂的途径、形式与分工模式等有所制约,而后者对于志书编纂的体例构思、篇目设计以及特色篇目产生的有重要影响。这两方面的问题将在下文展开具体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