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清末民初时期,随着西方先进的印刷工艺技术的传入和普及应用,产生了铅印本、石印本、油印本、影印本等诸多以全新的技术手段刊行、翻印清代乡镇志书的版本类型。例如叶世熊编纂的光绪《蒸里志略》,于清宣统二年(1910)铅印刊行;张承先原辑、程攸熙增订的嘉庆《南翔镇志》,有1924年南翔凤翥楼重校铅印本;佚名编纂的道光《洪塘小志》,有1927年版杨遂重编石印本;臧麟炳编纂的康熙《桃源乡志》,有民国油印本;朱次琦、冯栻宗所纂光绪《九江儒林乡志》,有民国影印初刻本,等等。在清末即采用新式的铅印技术刊行所编纂乡镇志书最多的是上海与江苏两个地区,目前已知的共有7部乡镇志书采用新式铅印技术刊行,其刊印时代主要集中在清光绪、宣统年间。即:①王树棻修,潘履祥总纂,朱诒祥、钱枏分纂的光绪《罗店镇志》,清光绪十五年(1889)铅印刊行;②许光墉、叶世熊、费沄修辑的光绪《重辑枫泾小志》,清光绪十七年(1891)铅印刊行;③叶世熊所纂光绪《蒸里志略》,清宣统二年(1910)铅印刊行;④程兼善重纂宣统《续修枫泾小志》,清宣统三年(1911)铅印出版;⑤邵廷烈所纂道光《穿山小识》,清光绪二十年(1894)《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铅印本;⑥周煜编纂的道光《穿山小识补遗》,清光绪二十年(1894)《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铅印本;⑦王锡极原纂、丁时霈增纂、王之瑚删订、佚名增纂宣统《开沙志》,清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此外,四川有一部清宣统年间刊行的铅印志书^[24];浙江有一部清光绪年间刊行的石印本乡镇志书,以及一部清宣统年间刊行的铅印本志书。^[25]

据著者统计,自晚清以来直至民国期间,采用这些新式印刷工艺刊行的清代上海乡镇志书印本有17种,约占全体的1/3比重,其中清代铅印本4种(光绪间本与宣统间本各两种)、民国铅印本11种、民国影印本与油印本各一种,以民国铅印本的比重最大(近2/3)。清代江苏乡镇志书的新印本有14种,其中清代铅印本3种(光绪间本2种、宣统间本1种)、民国铅印本9种、民国油印本与晒印本各一种,民国铅印本的比重占2/3。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的新式印本也有14种,其中清代铅印本1种(宣统间本)、清代石印本1种(光绪间本)、民国铅印本10种、民国油印本2种,民国铅印本占全体比重的七成多。此外清代其他地区乡镇志书的新式印本仅有4种,其中清宣统间铅印本与民国影印本各一种,民国石印本2种。合计新式印本总数49种,其中清代铅印本9种、清代石印本1种、民国铅印本30种、民国油印本4种、民国石印本2种、民国影印本2种、民国晒印本1种,近八成比重的新式印本采用了运用较为普遍的铅印技术刊印志书,其中75%的清代乡镇志书民国刊本采用了铅印本的形式。

综上可见,江、浙、沪三地集中了晚清以来乡镇志书新式印本种类数的90%,这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在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历史背景下,以江、浙、沪为代表的东南地域在沐浴“欧风美雨”、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并付诸实践的过程中接受先进新事物的敏锐程度。虽然新式印本在清代乡镇志书1949年以前的各类印本种数中所占比重不大^[26],然而采用新式印刷技术刊行清代乡镇志书,使得新式印本能够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普及程度与流布的数量比重,这体现出新兴技术力量对于社会文化演进的推动作用,也由此形成了清代乡镇志书在流传过程中文献复杂多样、版本多元流布的局面。

【注释】

[1]例如罗国器重辑、马符录编乾隆《西樵山志》六卷,程国昶等原纂、佚名续纂同治《泾里续志》十卷,吴展成所纂道光《渔闲小志》不分卷,梁兆硻纂光绪《梅菉志》十四卷等清代乡镇志书,皆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缺载。

[2]兹举数例说明:朱栋所纂嘉庆《朱泾志》十卷,成稿于清嘉庆十二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误作清嘉庆九年纂修;张承先原辑、程攸熙增订之嘉庆《南翔镇志》十二卷,《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误断为清乾隆年间所纂;章圭瑑所纂辑宣统《黄渡续志》八卷,现存清宣统三年(1911)初刊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未载;濮孟清原纂,濮侣庄订补、濮龙锡增订、濮润淞等后人重增之光绪《重增濮川志略》十四卷,成书于清光绪三十二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误断为清康熙十四年所纂;金惟鳌纂辑之光绪《盘龙镇志》不分卷,《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误作“金惟鳌　圭钦纂”,以为二人所纂修,且著录之卷数亦误作三卷。

[3]例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在2004—2006年陆续推出的《上海乡镇旧志丛书》,据该丛书编纂体例的要求,整理者皆撰有《整理说明》,其中对于清代上海地区乡镇志书的版本情况皆有所考述与说明。此外单本清代乡镇志书整理做得较好的,有吴之兴所撰《〈岩镇志草〉提要》(载《徽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以及黄山市徽州区人民政府等2004年版吴之兴点校本《岩镇志草》,其中对于雍正《岩镇志草》的志书版本异同以及流布情况有较好的考述。

[4]例如整理者对于康熙《紫隄村小志》与康熙《紫隄小志》这两种乡镇志书文本间的关系,由于缺乏足够的文献佐证,加之这两种志书在记载下限上的差异以及文字上的异同,目前仅能认为或者是该志原稿本的两种异钞本形式,但无法加以确证。参见何建木撰《〈紫隄小志〉整理说明》,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十三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5]兹举数例说明:周郁宾纂:嘉庆《珠里小志》,初刻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七册戴扬本所撰《整理说明》误作清嘉庆三十年(嘉庆朝只有二十五年,显是误植所致);封导源编:嘉庆《马陆志》,有清嘉庆二十年(1815)刻本,《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一册戴扬本撰《整理说明》误著为清嘉庆二年(1797)刻本;张启秦纂辑、陆世益编:光绪《望仙桥乡志稿》,成稿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而《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二册杨军益整理本误断为民国志书。

[6]关于查考现存清代乡镇志书版本信息所用主要的目录提要著作,详可参见本书《参考文献》第六部分。

[7]实际上还有一类以刻本为基础的钞录校勘本,例如清人董世宁所纂乾隆《乌青镇志》,有上海图书馆藏严辰手校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刻本。由于著者在查考现存清代乡镇志书的文献形态与版本流布状况时仅见此一例介于刊印本与钞录文本两者性质之间的校勘文本,未能确切知悉该类校勘本志书的具体数目,且考虑到数量统计问题,故暂不予列入讨论范围。

[8]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于现存清代乡镇志书的文献整理工作,主要有点校、影印以及汇刊(包含点校与影印方式)三种形式。以点校本形式整理清代乡镇志书的,例如康熙《善和乡志》有黄山书社2009年版《安徽历代方志丛书·祁阊志》(外四部)点校本,嘉庆《马陆志》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1册戴扬本标点本,咸丰《紫隄村志》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江南名镇志》丛书王孝俭等人标点本,等等。影印与汇刊乡镇志书的工作方式虽然有类似之处,然而单独影印刊布主要是针对那些流传罕见的志书以及孤本志书而言,例如梁兆硻所纂光绪《梅菉志》系清代孤本乡镇志书,及至2009年方由广东省吴川市地方志办公室通过各种途径整理影印稿本出版,又如费悟所纂光绪《新市镇再续志》,原稿本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至20世纪90年代由陈桥驿先生引进复制本,现有浙江省湖州市新市镇人民政府2008年版影印钞稿本等。汇刊的形式多是聚集大量同一类型的志书文献,以原书(原稿)影印或者标点整理后编入丛刊,前者如上海书店1992年版《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影印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影印刻本等;后者即如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淮安文献丛刻》、广陵书社2014年版《周庄旧志三种》整理合刊本等。

[9]此外,安徽省有4种,分别为:凌应秋辑乾隆《沙溪集略》,安徽省博物馆藏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稿本;江登云纂乾隆《橙阳散志》,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四十年(1775)稿本;程文翰编光绪《善和乡志》,安徽省图书馆藏清光绪七年(1881)残钞稿本;李恩绶纂光绪《采石志》,安徽省博物馆藏清光绪年间稿本。福建省有1种,即陆云骧纂乾隆《镇海卫志》,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七年(1752)辑录钞稿本。广东省有2种,即张汝霖、印光任纂乾隆《澳门记略》,广东省图书馆藏《四库全书》底本精钞本;梁兆硻纂光绪《梅菉志》,广东省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稿本。四川省有1种,即吴德煦纂同治《章谷屯志略》,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三年(1874)稿本。云南省有1种,即罗仰锜纂乾隆《崿嘉志书草本》,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一年(1746)稿本。北京市有1种,即管庭芬纂道光《漷阴志略》,国家图书馆藏清道光十一年(1831)稿本。

[10]据统计数据来看,在清代乾嘉至道光中叶时期,上海地区的乡镇志书编纂同样有一个高潮阶段,但从现存该时期稿本数量与所占总数的比重也同样无法给出对于前一期发展高潮阶段的有力佐证。

[11]这里所界定的乡镇志书“祖本”,有原稿本、刻本、钞本等多种形态。兹举例说明:浙江省图书馆藏钞本同治《晟舍镇志》,其祖本即为浙江大学图书馆藏清同治八年(1869)该志原稿本;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传钞本道光《璜泾志稿》,即以该志书清道光十年(1830)初刻本为祖本;山东大学图书馆藏钞本光绪《光福志》,其祖本即为1929年苏城毛上珍铅印本;民国时期江苏周文青传钞冯养泉所藏道光《时村志》本,即以冯氏所藏该志下册残钞本为祖本。

[12]主要是从时间上的关系进行考察。某些清代乡镇志书在其版本的流布过程中,产生了在同一版本体系内多种钞本先后流布或同时并传的情况。例如张端木所纂乾隆《西林杂记》,其成书于清乾隆三十年,至嘉庆十一年重刻,在后世版本流布过程中,曾有清光绪十二年(1886)秦荣光跋钞本、清光绪十六年(1890)秦荣光钞本几乎同时并传,后来清光绪十二年钞本亡佚,到了民国时期,即变成光绪十六年钞本与民国钞本渐次先后流传的情形。又如何琪所纂乾隆《唐栖志略》,清乾隆五十四年初刻刊行,后有清钱塘罗氏恬养斋钞本(按:恬养斋即清人罗以智的藏书楼名号,罗氏卒于1860年,则此恬养斋钞本最晚当在咸丰末年前成书),至清同治十一年(1872)又出现了朱文藻钞本,两种清代钞本并行流布于世。但后出的朱氏钞本与罗氏钞本之间是别本并列关系,还是有所袭承钞录,囿于馆藏所限,无法进行确核。(www.daowen.com)

[13]有个别清代钞本基本符合所述第一、第三两条特征,但其钞本年代距离稿本(或成书)年代较近。例如章耒初稿、徐复熙增纂的同治《张泽志稿》,其成稿时间为清同治十二年,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清同治间钞本(当成书于清同治十二至十三年间)为最早流布的钞稿本,基本是在该志成稿后钞、稿两种类型的文本同时并行。又如金祥凤所纂光绪《法华镇志》,成书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当年即有钞补本与志书一起流传,且在清末与民国时期一直是以写本形式流布。又有清代钞本特征仅符合上述第二条归纳,但属于写本、印本混合流传的情形,例如张端木所纂乾隆《西林杂记》,成书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在当年与清嘉庆十一年(1806)分别有两种刻本刊行(初刻本后亡佚),然而该志最早的钞本为清光绪十二年(1886)秦荣光跋钞本(后亡佚)与上海博物馆藏清光绪十六年(1890)秦荣光钞本,现存最早钞本距离其所据祖本又相隔近一个世纪,这类案例在清代钞本中仅此一件,但属于在清代上海乡镇志书民国钞本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此外,又如封导源所编嘉庆《马陆志》,清嘉庆二十年成书,当年即有初刻本行世,其后又有上海图书馆藏清嘉庆间(末年)钞本流传,虽然钞本与成书年代较为靠近,但这属于写本与印本混合流传的模式,完全与本书归纳的特征不吻合,属于较为特别的情况。由于上述案例在现存的上海乡镇志书清钞本中所占比重不大,故而对于上海乡镇志清代钞本特征的界定,仍当依照正文所述。

[14]例如周厚地所辑乾隆《干山志》,清乾隆五十一年成书,未见清钞本流传,目前可确知最早的钞本为松江天马山中峰寺通量本传钞本,系20世纪40年代以后(新中国成立之前)形成的文本,且仅以钞本流布。

[15]所谓“一志一钞”,其含义不仅指某部志书只以一种钞本流布而无其他传本,而且也可以是指某部志书的有多种版本流传,而其钞本仅有一种。例如“一稿一钞”,即属于这个钞本类型的特征,兹举例说明:赵曜撰乾隆《璜泾志略稿》,有清乾隆末年稿本与清钞本共同流布;徐傅编道光《光福志》,即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稿本与清顾莼思无邪室钞本(现藏苏州图书馆)组合,等等。当然所谓“一志一钞”的组合流布模式并非仅限于以纯粹以写本为流布途径的乡镇志书,还以写本与印本的综合流布的模式出现,这种情况下的印本(多为初印本)多为钞本所祖。例如章腾龙原纂、陈勰增辑嘉庆《贞丰拟乘》,有清嘉庆十五年(1810)聚星堂初刻本,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钞本即以初刻本为其祖本。

[16]据著者查考,清代江苏所编纂的乡镇志书各类钞本也存在“一志多钞”的情况,但所占比重甚微。例如彭方周修,顾时鸿、王立礼纂乾隆《吴郡甫里志》,有上海图书馆藏钞本与湖北省图书馆藏钞本两种;董醇纂咸丰《甘棠小志》,有上海图书馆藏钞本与湖北省图书馆藏精钞本两种,仅见此二例。

[17]此外有两例属于稿本与钞本组合流布的情况,即:柳商贤所纂光绪《横金志》,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稿本与江苏省苏州市图书馆所藏钞本;姚鹏春所纂道光《白蒲镇志》,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姚氏稿本与上海图书馆藏钞本。

[18]除去光绪《横金志》、道光《白蒲镇志》,其钞本乃是以这两种志书的稿本为依据。

[19]其中尚有两种刻本不明具体历史年代。

[20]清代编纂的乡镇志书,其初刻本绝大多数是在本朝形成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将“清代乡镇志书的初刻本”在时段上归属、等同于清代的刻本范畴似乎没有疑义。但是在清末所编纂的某些乡镇志书,其初刻本却是形成于民国时期的。例如余霖所纂宣统《梅里备志》,1922年由阅沧楼初版刊行;又如王锡极原纂、丁时霈增纂、王之瑚删订、佚名增纂的宣统《开沙志》,虽然于清宣统三年(1911)铅印刊行,但其初刻本乃是横山草堂1919年刊本。是则存在清代乡镇志书的初刻本为民国间刊本的特殊情形,然仅见此二例,且其在全部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种类数中所占的比重甚微,倘若忽略不计,亦不至于影响统计分析的结论。因此,为了行文叙述之方便起见,此下述及“清代乡镇志书的初刻本”,皆将其等同归属清代刻本的范畴,特此说明。

[21]实际上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当有113种,包括了宣统《开沙志》、宣统《梅里备志》两种民国间初刻本。

[22]这一点同时也是清代江苏乡镇志书活字本流传的主要特征,占全部数量一半比重。

[23]民国初刻本有:王锡极原纂、丁时霈增纂、王之瑚删订、佚名增纂宣统《开沙志》,清宣统三年(1911)初版铅印,横山草堂1919年初刻印行;余霖纂宣统《梅里备志》,有1922年阅沧楼初刻本。民国覆刻本有仲廷机纂光绪《盛湖志》与仲虎腾续纂光绪《盛湖志补》两种,因版片被毁不存,及至1925年由周庆云根据初印校本覆刻,参见广陵书社2011年版《吴江乡镇旧志丛刊·盛湖志(四种)》之点校说明与《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334页附注。

[24]即吴德煦编纂的同治《章谷屯志略》,清宣统二年(1910)《振绮堂丛书》铅印本。

[25]分别为:高鹏年编纂的光绪《湖墅小志》,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仁和黄氏石印本;唐佩金所纂宣统《闻湖志稿》,清宣统三年(1911)铅印本。

[26]清末至民国时期采用新式印刷技术所刊行的清代乡镇志书的版本类型共有49种,约占1949年以前刊行的清代乡镇志书各版本数量(216种)的22.6%,约占现存清代乡镇志书各类印本数量(621种)的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