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的时段分布特征来看,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最为集中的形成时段分别为嘉庆年间(26种)、道光年间(24种)、光绪年间(21种)、乾隆年间(18种)、康熙年间(10种),其中乾嘉至道光中叶的初刻本约60种,占全部清代刻本种数的一半以上。再就不同地区的时段分布情况进行分别的考察:清代上海乡镇志书的初刻本有16种,其中乾隆间2种、嘉庆间12种、咸丰与光绪年间各一种,嘉庆间初刻本占上海地区比重的3/4。清代江苏乡镇志书的初刻本有41种,其中康熙间3种、雍正间1种、乾隆间6种、嘉庆间5种、道光间13种、咸丰间2种、同治间1种、光绪间10种,其中乾嘉年间及道光中叶以前的初刻本约占一半比重,晚清同、光年间初刻本约占30%。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的初刻本有26种,其中康熙间2种、乾隆间5种、嘉庆间7种、道光间5种、咸丰间1种、光绪间6种,乾嘉间初刻本约占一半比重。此外,清代其他地区乡镇志书的初刻本有28种,其中顺治间1种、康熙间5种、乾隆间7种、嘉庆间2种、道光间6种、同治间2种、光绪间5种,乾、嘉、道时期的初刻本占总数的一半多比重。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到,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在时段分布上的特征与主要集中的历史时期,都能够与前述关于清代乡镇志书编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阶段的特征相适应。以下将对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的特征展开论述。

第一,在这111种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中,有近1/3(37种)在清代与民国时期仅以初刻本的形式流布,而无其他写本或印本流传。

例如萧鱼会、赵稷思所编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在1949年以前仅有清嘉庆十二年(1807)初刻本流传;杨希澯编述的道光《恬庄小识》,在清代与民国时期亦仅有清道光十七年(1837)初刻本流布;许棫等纂光绪《重修马迹山志》,亦仅有清光绪六年(1880)初刻本流行。就地域空间分布情况来看,符合此类特征的清代上海、江苏、浙江乡镇志书初刻本分别有2种、15种、7种,此外符合条件的清代其他地区乡镇志书初刻本有13种,其中江苏志书的初刻本占其中近一半的比重,且多为光绪间本(7种,约占一半)。从时段分布情况来看,在此类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中,有康熙间本4种、乾隆间本4种、嘉庆间本7种、道光间本5种、咸丰间本1种、同治间本2种,其中最多者为光绪间本14种,合计具备此类特征的晚清同、光年间志书初刻本约占其全体比重的45%。

第二,有近1/4比重(26种)的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在其后世流布过程中仅有钞本文献出现,而无其他写本或印本。

例如陈维中纂修的康熙《吴郡甫里志》,除了有清康熙四十一年(1675)树德堂初刻本,便仅以钞本形式流传;王鉴所纂乾隆《瞻桥小志》,仅有清乾隆二年(1737)初刻本与后世钞本一种流传;彭方周修,顾时鸿、王立礼所纂乾隆《吴郡甫里志》,除了清乾隆三十年(1765)初刻本,尚有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与湖北省图书馆的两种钞本行世。符合这种特征的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最多的仍是江苏省,据统计有13种清代初刻本,占此类总数的一半,同比浙江、上海两地的对应初刻本种数总和为8种,仅占其数的六成。其中道光间初刻本最多(6种),约占全部的一半比重,此外乾、嘉道、时期的此类初刻本约占全体总数之九成多,这说明成书于清代中后期的江苏乡镇志书初刻本,其在后世主要以钞本形式流布。而从全国范围来看,此类中22种清代中后期乡镇志书初刻本也是以这种“初刻本—钞本”的形式流布的,其比例更是高达近九成。

第三,约有三成比重(30种)的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在民国以前即有续刊本流传(主要以重印、补刻等形式)。

例如陈曦编纂的乾隆《娄塘志》,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成稿,初刻于清嘉庆十年(1805)(《疁邑志林》初刻本),及至咸丰四年(1854)重印,在光绪十七年(1891)又进行了修补重刻,是则此志初刻本后又有重印本与补刻本。又如孙珮所纂康熙《浒墅关志》,初刊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乾隆年间又有孙鼐增续重印本;吴存礼编雍正《梅里志》,初刻于清雍正二年(1724),此后又有清道光四年(1824)华乾重刻本、清同治八年(1869)吴政祥补刻本行世。这一点又可分为如下三方面特征进行论述。

1.初刻本后仅有清代续刊本流传

焦循所纂嘉庆《北湖小志》,初刻本后又有清道光六年(1826)江都焦氏雕菰楼刊《焦氏丛书》本、清光绪二年(1876)衡阳魏氏刊《焦氏丛书》本流传;又如翁广平所撰道光《平望志》,初刻本成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及至清光绪十三年(1887)有吴江黄兆柽重刻本。这方面特征体现在以清代江苏与浙江两省乡镇志书的初刻本(11种)居多,且在时段分布上集中于清代中后期的乾、嘉、道年间,约占两省此类初刻本数目的七成。据统计,共有15种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符合这项特征,占本大类初刻本数目的一半比重。

2.初刻本后兼有清代与民国时期续刊本(多为新式铅印本)流传

上述陈曦编纂的乾隆《娄塘志》,在《疁邑志林》初刻本之后不仅有3种续刊本次第流布(其中清同治间刻本亡佚),及至民国时期又有1914年铅印本与1936年娄塘梅祖德线装铅印清光绪间刻本两种行世;又如朱栋所撰嘉庆《干巷志》,有清嘉庆六年(1801)初刻本,其后有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干巷乡先哲祠重印本、1933年高夑重印清嘉庆本流传。(www.daowen.com)

3.初刻本后不仅有清代续刊本,还有钞本流传

周煜编纂的道光《穿山小识补遗》,不仅有清光绪二十年(1894)《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铅印本续刊行世,尚有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钞本流传;又如吴荣光所纂道光《佛山忠义乡志》,清道光十一年(1831)初刻,其后有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与钞本一种流布。

第四,约有两成多比重(25种)的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在民国时期续刊。这类情况又可再分为三个方面的细化特征进行讨论。

1.初刻本后仅有民国印本流传

王初桐纂辑的嘉庆《方泰志》,初刻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后仅有1915年嘉定陈乃钧铅印本;章树福纂辑的咸丰《黄渡镇志》,清咸丰三年(1853)章氏寿研堂初刻,至1923年有章钦亮重校铅印本行世,等等。具备这方面特征的清代初刻本有11种,约占此类种数的一半。其初刻本年代以乾嘉时期较为集中,就地域分布来看则以江苏的占最多。

2.初刻本后兼有清代与民国时期续刊本(多为新式铅印本)流传

这与上述第三点特征的第二方面一致。有7种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在流传过程中兼有清代与民国时期续刊本,时段分布上仍是以嘉庆间为主(近一半)。

3.初刻本后不仅有民国印本,还有钞本流传

范来庚纂道光《南浔镇志》,初刻本为清道光二十一年(1840)刊本,钞本成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1936年有《南林丛刊》铅印本行世。又如陈树德编辑嘉庆《安亭志》,清嘉庆十三年(1808)初刻,1916年与1937年分别有油印本和铅印本流传,此外尚有南京博物院藏昆山图书馆钞本一种行世。具备此方面特点的初刻本仍以嘉庆间本为主。

需要附带论及的是,后世钞本流传的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41种,占其总数的1/3多,其中最主要的特点仍是仅以钞本形式流布,这在上面所讲的清代初刻本第二大类特征中已有论及。就地域分布来看,在后世有各类钞本流传最多的是清代江苏乡镇志书的初刻本(16种),约占全体四成比重;从时段上看,以占全体半数的乾嘉时期初刻本(20种)在后世有钞本流传。虽然清代江苏乡镇志书在初刻以后的流传中多有钞本流传,但就钞本流传的频度、钞本系统的繁复性,以及清代乡镇志书刊刻的印本化程度综合比较来看,清代江苏乡镇志书初刻本在此所体现的钞本流布较多的特征,与清代上海乡镇志书钞本的复杂特征相比还是有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