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清代与民国时期的216种清代乡镇志书印本又可细分为刻本、活字本、铅印本、石印本、影印本、油印本等不同类型。其中清代刻本149种,民国刻本10种;清代活字本8种;清代铅印本9种,民国铅印本30种;清代石印本1种,民国石印本2种;民国油印本4种,影印本2种,晒印本1种。合计清代各类印本167种,民国各类印本49种。由此可见,近九成数量的清代印本属于刻本类型,约占1949年以前清代乡镇志书各类印本数的70%;而在民国印本中,新式铅印本占据其60%多的比重。以下首先讨论清代乡镇志书的各类刻本及其特征。

就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在民国之前刊行的149种清代乡镇志书各类刻本中,清代上海地区的乡镇志书刻本有23种,清代江苏地区的乡镇志书刻本有50种,清代浙江地区乡镇志书刻本有37种,苏浙沪三地区合占全体总数的约74%比重。此外,清代其他地区乡镇志书在民国以前流传的刻本有39种。

从时段分布特征来看,综合全国范围的数据进行统计,在民国之前刊行的清代乡镇志书各类刻本中,有顺治刻本1种、康熙刻本11种、雍正刻本1种、乾隆刻本23种、嘉庆刻本32种、道光刻本33种、咸丰刻本5种、同治刻本8种、光绪刻本32种、宣统刻本1种(尚有两种刻本不明年代),主要集中于清代前期乾、嘉、道年间(近60%比重)与晚清同、光、宣时期(三成比重不到)。

再就不同地区的时段分布情况进行分别的考察。在民国以前刊行的清代上海地区的乡镇志书刻本有23种,其中乾隆刻本2种、嘉庆刻本15种、咸丰刻本2种、同治刻本1种、光绪刻本2种、宣统刻本1种;乾嘉时期的刻本种数占约全部的2/3比重,其中嘉庆刻本60%的集中在嘉庆中叶时期,以清嘉庆十年至十二年这个时段的分布最为集中。清代江苏地区的乡镇志书在民国之前的刻本有50种,其中康熙刻本2种、雍正刻本1种、乾隆刻本6种、嘉庆刻本7种、道光刻本15种、咸丰刻本2种、同治刻本2种、光绪刻本13种^[19];乾、嘉、道时期(清代前期)的刻本种数占全体的近60%,晚清同、光年间志书刻本种数占全体数量的30%。清代浙江地区乡镇志书的民国前刻本有37种,其中康熙刻本3种、乾隆刻本6种、嘉庆刻本7种、道光刻本10种、咸丰刻本1种、同治刻本1种、光绪刻本9种;乾、嘉、道时期(截至清道光中叶)的刻本种数占全体一半多比重,晚清同、光年间志书刻本种数约占全体数量的1/3弱。此外清代其他地区乡镇志书在民国以前流传的刻本有39种,其中顺治刻本1种、康熙刻本6种、乾隆刻本9种、嘉庆刻本3种、道光刻本8种、同治刻本4种、光绪刻本8种;乾嘉时期刻本种数与晚清同光时期的各占全体1/3比重。(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这些清代乡镇志书刻本在时段分布上的特征,无论是从全国总体的情况进行宏观的考察,还是分别不同地域进行个案的分析,其结论都同样能够与前述关于清代乡镇志书发展史上前后两个高峰阶段的基本与历史时段相为印证与吻合。

清代乡镇志书刻本又可细分为初刻本、重刻本、覆刻本、增补刻本等不同类型。^[20]例如:宋溶纂修的乾隆《浯溪新志》,有清乾隆三十八年(1770)清泉官舍初刻本;孙志熊所纂光绪《菱湖镇志》,有清光绪十九年(1893)临安孙氏初刻本。吴存礼编纂的雍正《梅里志》,有清道光四年(1824)华乾重刻本;张端木所纂乾隆《西林杂记》,有清嘉庆十一年(1806)爱日楼重刻本。仲廷机所纂光绪《盛湖志》、仲虎腾续纂的光绪《盛湖志补》,皆有1925年周庆云覆刻吴江仲氏本。杨谦原纂、李富孙补辑的嘉庆《梅里志》,有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增补初刻本;邹璟纂道光《乍浦备志》,有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补刻本。据著者统计,清代乡镇志书初刻本有111种,占其清代刻本种数3/4比重。^[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