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存清代浙江乡镇志书的43种各类钞本中,基本可以明确为清代钞本的有23种(其中13种能够确定具体年代或历史时期)。与江苏乡镇志书钞本的情况相比较,浙江地区的这类清代钞本中有18种具有“一志一钞”的特征,即志书版本流布过程中的钞本仅有一种(此外部分志书还有印本、稿本等并行流传),占其清代钞本种数的2/3强;在这其中又有近一半(8种)系完全以钞本形式流布,约占清代钞本种数的1/3。例如胡道传续编、沈戬榖订补的顺治《仙潭后志》,仅有清光绪二年(1876)周衡钞本一种流布,而无其他版本;朱闻所纂道光《练溪文献》,亦仅有清同治间岱云书室钞本流传;范来庚编纂的道光《南浔镇志》,有清道光二十一年(1840)初刻本,而其流布的钞本仅有一种,即上海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钞本;徐士燕辑纂的同治《竹里述略》,虽然有浙江图书馆藏清同治三年(1864)稿本,但是仅有一种传钞稿本(现藏南京大学图书馆),等等。这个特征与江苏乡镇志书钞本那种“一志一钞”的鲜明特色是一致的。

另外,我们从江、浙两地清代乡镇志书钞本鲜明的“一志一钞”特色进行推断,可以认为至少这两地写本志书的流通程度相对不高,尤其是较之清代上海乡镇志书在1949年以前的钞本所具备的那种复杂情况而言,更为如此。根据著者统计,现存清代上海乡镇志书在1949年以前的各类印本有40种,其中清代印本27种(清刻本23种);现存清代江苏乡镇志书在1949年以前的各类印本有75种,其中清代印本58种(清刻本55种);现存清代浙江乡镇志书在1949年以前的各类印本有57种,其中清代印本42种(清刻本37种)。据此可知在清代与民国时期,清代上海乡镇志书的刊行程度较之江、浙两省的情况来看是较低的,因而其志书以钞本流行的程度较高,辗转钞录的志书就出现了“一志一钞”“一志多钞”“一稿一钞”“一稿多钞”乃至多种钞本并行的复杂情况,由此形成了清代上海乡镇志书的钞本体系纷繁复杂的性质。

第二个特征是浙江的这些清代乡镇志书钞本的成书年代与该志成书(稿)年代距离较远。这一点又与前揭上海乡镇志书清代钞本的基本特征相吻合。例如:张之鼐所辑康熙《栖里景物略》,有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稿本,而其传钞本成于清嘉庆年间,至少相隔一百十余年时间;许良谟所纂乾隆《花溪志补遗》,成稿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其间仅以稿本流传,而该志的张氏小清仪阁钞本成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相隔一百多年时间;王德浩纂、曹宗载重订的嘉庆《硖川续志》,清嘉庆十七年(1812)初刻,最早的钞本为清光绪八年(1882)诚朴堂钞本,间隔了七十年才出现;凡此皆是其例。据著者统计,在这23种清代钞本中,其文本成书年代与该志成书(稿)年代相隔较远的有10种,约占其一半比重。究其原因所在,乃是在这些晚出钞本形成之前,该志书已经有稿本、印本或目前无法考知的旧钞本次第流布,这些前期流布的文献版本,成了后出钞本的钞录所据。例如何琪所纂乾隆《唐栖志略》,初刻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又于清嘉庆七年(1802)增补刊刻,此后陆续出现以刻本为钞录依据的上海图书馆藏清钱塘罗氏恬养斋钞本(不晚于咸丰末年)、南京图书馆藏清同治十一年(1872)朱文藻钞本;又如胡道传续编、沈戬榖订补的顺治《仙潭后志》,据考证该志成于清顺治四年(1647),而目前可知最早的钞本成于清光绪二年(1876),若在这两百多年间该志书从无任何写本或印本曾在乡里流布,则此晚清钞本真是不知有何依据。这就说明在该钞本形成之前,必然有某种形式的文本流传,以成为晚出钞本写定的文献依据,只是囿于资料所限,目前无法对这种情况下的钞本进行版本学上的追踪溯源。(www.daowen.com)

综上所论,由于地缘上的优势,浙江地区乡镇志书的清代钞本不仅具有江苏志书钞本那种鲜明的“一志一钞”特征,而且又与上海乡镇志书清代钞本的年代特征相吻合,兼具两地所长,从而能够综合地展现出该地区志书清代钞本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