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清代江苏乡镇志书的70种各类钞本中仅有40%不到的钞本(实际上约为25种)可以基本确知其成书年代或时代归属(其中能够有较为明确成书年代的清钞本仅8种),另外十余种钞本仅知属于清代或民国,不能进行较为明晰的确认。因此在讨论清代江苏乡镇志书的各类钞本特征之时,我们采取合而论之的方式,对其近40种清代以及民国时期的乡镇志书钞本进行考察。

相较于清代上海乡镇志书各类钞本的特征,我们发现,在清代江苏乡镇志书的近40种成书于1949年以前的钞本中,有3/4的钞本类型符合前述上海乡镇志书清代钞本的两大特征,即:其一,所依据的志书在清代与民国时期一直未刊印;其二,在1949年以前仅以写本(钞本、稿本)形式流布。

例如章梦易纂康熙《同里闺德志》,清代与民国时期一直无刊本,仅有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钞本流布;佚名纂同治《无锡斗门小志》,仅以清末钞本的形式流布(现藏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邱标纂同治《两淮通州金沙场志》,在1949年以前无印本传世,仅有孙儆经畲楼藏稿本传钞本、上海图书馆藏残钞本流传;时宝臣修、凌德纯纂道光《直塘里志》,有清道光九年(1829)稿本,清同治间又有钞稿本流传,等等。据著者统计,有30种钞本符合上述两大特征,这也体现了明清以来江南地区人文风俗演进的同一化趋势。然而更进一步来看,清代江苏乡镇志书的各类钞本更为鲜明之特色在于“一志一钞”的组合模式^[15],由于这些志书稿本皆无存,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这样的钞本即大致具备稿本的性质与职能。例如顾崇善纂道光《里睦小志》、黄炳宸纂同治《梅李文献小志稿》、龚文洵纂光绪《唐市志补遗》、黄冈纂光绪《梅李文献三志稿》、佚名纂辑宣统《延陵九里庙志》等25部志书,在清代及民国时期都是仅以一部钞本的形式流布的。(www.daowen.com)

清代上海乡镇志书在1949年以前流传的各类钞本,固然有“一志一钞”的情况(例如乾隆《干山志》,仅有民国钞本),但同时存在“一志多钞”(例如嘉庆《法华镇志》,有两种清光绪年间钞本)^[16]、“一志一稿一钞”(例如同治《张泽志稿》,即稿本与钞本同时流传)、“一志一稿多钞”(例如咸丰《寒圩志》,有稿本一种及清钞本两种)乃至出现一部志书钞、印本不同数量组合流布的情况(例如嘉庆《马陆志》,有清嘉庆二十年初刻本,与之同时流传者,还有清嘉庆间钞本与民国铅印本),而且属于这些类别的钞本各自所占比例不一,与同一系统内的其他版本组合流传的模式较为复杂,因而无法特别地突显出其中某一类型的特色,这一点和清代江苏乡镇志书钞本集中展现“一志一钞”的鲜明特征相比无疑是逊色的。

此外约1/4的钞本(合计14种),其基本特征表现为:第一,在清代与民国时期即有印本(含初刻本、铅印本、油印本等)刊行;第二,主要以钞本(多数为一种)与印本(主要是清代志书初刻本)结合的形式流传^[17]。这与上述清代上海乡镇志书的民国间钞本第二个基本特征有类似之处,但其突出的地域特色仍是钞本的唯一性。另者,钞本多依据乡镇志书的清代初刻本演化而来。^[18]例如仲沈洙纂,仲栻、仲枢增纂,仲周霈再增纂的乾隆《盛湖志》,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初刻,后有钞本一种流布,即以初刻本为祖本;时宝臣纂修的道光《双凤里志》,有清道光六年(1826)《娄水艺文汇钞》初刻活字本,南京博物院藏旧钞本即以此初刻本为文献底本;又邵廷烈所纂道光《穿山小识》,初刻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及至清光绪二十年(1894)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铅印本,南京博物院所藏该志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钞本与上述两个印本皆属同一版本体系。根据著者统计,除了乾隆《吴郡甫里志》、咸丰《甘棠小志》各有两种钞本流布之外,其余10部乡镇志书现存的十种钞本皆具备“一志一钞”的唯一性特征。综上合计,具备“一志一钞”特征的现存清代江苏乡镇志书各类钞本占有总数九成的比重,其钞本唯一性的特色十分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