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段分布情况来看,现存清代上海乡镇志书的各类钞本,其成书年代多集中于清末光绪年间与民国(前期)这两个时间段。在这近20种清代志书钞本中,将近有一半数量的钞本(共有10种)具有如下三种特征,即:第一,所依据的志书在清代与民国时期一直未付刊印;第二,钞本年代与该志成书(稿)年代相隔较远;第三,在1949年以前仅以写本(钞本、稿本)形式流布。[13]
例如王钟编录的嘉庆《法华镇志》,成书于清嘉庆十八年(1813),目前可确知的最早流布的钞本为清光绪十三年(1887)陈丽江钞本,距离成书时间已有75年,此后又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金祥凤残钞本,该志在清末与民国时期仅以钞本形式流布,无印本,且无稿本的流传线索可考,由此推测该志的清光绪十三年钞本或是基于更早的乡里民间所流传钞本而来的。又如杨学渊原纂、佚名增补的咸丰《寒圩志》,其于清道光间进行增补的稿本成型于清咸丰元年(1851),及至清光绪十年(1884)方有庄仁锦钞本出现,系该志流布过程中可考知的最早钞本类型,它距离志稿完成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其后又有上海博物馆藏清传钞本,当据清光绪十年本传钞,该志在1949年以前也一直未有印本,仅以一稿本、二钞本的形式流传。再如顾传金编纂的道光《蒲溪小志》,其成书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可确知最早的钞本为上海博物馆藏清末李氏钞本,距离成书至少过去半个世纪,其后陆续有上海图书馆藏钞本、江苏省镇江图书馆藏钞本等传钞清末本流传。
现存清代上海乡镇志书的民国间钞本,其特征除了基本沿袭清代钞本之外[14],也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了一些变化,即:
1.仅以写本(稿、钞)形式流传,而且在1949年以前未见刊本,但钞本年代与该志成书(稿)年代较近
张启秦纂辑、陆世益编的光绪《望仙桥乡志稿》,成稿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未见刊,至民国初年即有钞本(现藏上海市嘉定博物馆)嗣后又有杨大璋过录稿本,两种钞本距离成稿年代皆不久远。又如诸福坤原著,陈庆林、万以增补著,陶惟坻校订的光绪《淀湖小志》,成稿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民国间有陶惟坻批校原稿钞本流传,直至2005年该志方有《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点校整理本刊行。(www.daowen.com)
2.钞本年代与该志成书(稿)年代相隔较远,且以写本、印本多元流布的模式流布
张承先原辑、程攸熙增订的嘉庆《南翔镇志》,清嘉庆十一年成书,有清刻本两种流传而无清代钞本行世,及至民国时期方有钞本,形成钞本、刻本多元流布的模式。又如张端木纂乾隆《西林杂记》,成书于清乾隆三十年,在清代已经有两种刻本(一种亡佚)与两种光绪间钞本(一种亡佚)流传,民国期间又形成一种钞本,其成书时间较之该志的成书刊刻时期或者清代钞本年代,都有较长的历史间隔,由此形成了清代与民国时期不同的刻本、钞本多元流布的格局。
以上所归纳的特征要点,在现存清代上海乡镇志书的民国间钞本中都有所展现,基本各占一半比例。虽然清代上海乡镇志书的民国钞本种数远少于其清钞本,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演进,钞本在产生与流布过程中固然一方面会沿袭前代的特征,但同时也会出现与时俱进的变化,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历史时期文本流布过程中的因袭与沿革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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