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清代乡镇志的发展分期问题,研究者曾有过不同的论断,主要有如下三种意见。首先黄苇先生认为:“清朝乡镇志可谓繁盛。康熙间修有二十七种,平均两年多修一种。乾隆间达最高峰,成书五十八种,未及一年修成一种。嘉庆、道光间持续发展,各成志四十种和四十三种。至咸丰间,乡镇志减少。同治、光绪、宣统间,出现又一高潮,共修乡镇志七十六种,平均半年成书一种,盛况空前。”^[77]指出康熙、乾隆、嘉道年间以及同光宣时期为编修志书成绩较为显著的时代,但并未直接将其等同为若干高潮时期,但又以为在“乾隆间达最高峰”,以及同光宣时期“出现又一高潮”,则是即以清中叶的乾隆时期与晚清同光宣时期为两大高潮(高峰)阶段。这一论述兼顾了两方面的问题,无疑是非常审慎而有说服力的。

其次,姚金祥、何惠明在著作中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高潮阶段,即顺治、康熙两朝为第一高潮,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为第二高潮,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为第三高潮。^[78]就其所依据立论的志书数目而言^[79],这些数据与研究考得之有确切名目的同时期乡镇志书数目进行比较,存在很大的数量差距。例如顺治、康熙两朝当有志书75种,较之上述多出一倍有余;乾嘉道时期当有221种,亦增多一半有余;而同光宣时期当有136种,其中光绪朝当有85种,也存在很大的数量差异。虽然著者也部分认同其中的说法,承认在乾嘉道时期与晚清同光宣时期存在修志发展的历史高潮阶段,但对于顺治、康熙年间志书的发展是否能够算得上高潮的看法,仍有所保留。此外,虽然这个“三高潮”论与本书的主张有所吻合,但是对基于如此不完备的统计数据而得出的结论,则不禁令人对其结论的可靠性来源有所怀疑。

再次,许卫平先生指出,康熙与乾隆两朝是清代修志的两个高潮阶段。他以为在嘉庆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危机的日益加深,以及流民四起、动荡不安的时局影响,导致嘉庆一朝现存地方志书仅有325种,清代地方志编纂进入了低迷阶段。^[80]并进一步指出,在经历道咸之际的中落期后,随着志书编纂数量在清道光中叶以后开始回升,到了同治、光绪、宣统年间,“晚清之际的乡镇志进一步兴盛起来,道光间编纂乡镇志43种,咸丰间虽有减少,而同治、光绪、宣统间高潮又起,共编纂乡镇志76种”^[81],出现了晚清时期修志的又一高潮阶段。是则许先生所持论断与上述姚金祥、何惠明两位先生的论点基本一致,也是“三高潮”论,不过其论证方式与研究视角有所不同。虽然按照清代各朝所编纂乡镇志书数量能够区分出高潮与低潮的不同发展阶段,但是仍需结合清代不同时期编纂乡镇志书的年际平均数以及编纂志书的活跃时段情况来进行综合的判断,由此方能得出更为确切且符合清代乡镇志书发展情况的历史分期结论。

综合来看,研究者们对于清代中期乾隆朝(或者乾嘉时期)与晚清时期同、光、宣三朝出现编纂乡镇志书的高潮阶段的说法取得一致的认同,矛盾的聚焦在于清初康熙年间是否有修志的高潮出现,或者说康熙朝编纂乡镇志书的成就是否够得上称为一个高峰阶段的问题。以下就康熙朝乡镇志书编纂的成就与其在清代乡镇志书编纂史上应有的历史地位问题展开论述。

著者认为,若单纯从数量上看,清代前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之中,康熙朝编纂的乡镇志书数量最多(近60种),说其为清代前期编修乡镇志书的高峰阶段似乎不为过;然而相较于清代中期乾隆朝101种、晚清同光宣年间136种的辉煌成就,作为以康乾盛世并称行世的康熙朝自然在数量上有所逊色。可最令人不解的是,既然嘉庆朝的修志数量(48种)几乎与康熙朝追平,而且就表征编纂志书活跃程度的数据指标(即年际平均数)来看,康熙朝为0.92,而嘉庆朝平均每年修乡镇志两种,其活跃程度竟然为康熙朝的两倍有余,那么不禁可以产生如下疑问:倘若康熙朝的修志成就足以使之列为清代乡镇志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阶段,那么在总体数量基本追平,而修志活跃程度远胜于之的嘉庆朝,为何不能单列为一个高潮阶段呢?或者有人以为,以康熙朝在清代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加之康熙朝的文治武功政绩卓著,应当有理由将其独立分期成段,但是政治史上的卓越地位岂能简单替换为文化史上的相应位置?若按照这样的机械反映论思路,则晚清三朝外忧内患、民不聊生,但乡镇志书的编纂却迈上了一个更高的巅峰,那么是否应当直接以政治、历史的地位来衡量,就因为这个时期的国力不盛、饱受凌辱,而将其乡镇志书编纂史上的地位取消呢?倘若真的如此,无疑这便是不尊重清代乡镇志书发展的客观历史之表现。

此外,著名方志学家仓修良教授对于方志史发展阶段的分期问题,也根据自己的治学研究心得提出不能完全按照数量进行统计分析,这也许能够有助于我们找到正确的研究路向所在。因为仓修良先生于1990年在齐鲁书社出版的《方志学通论》初版第二章中,曾有过关于方志发展史“四个高潮”的提法^[82],后来仓先生在研究中认识到单纯以可知的著作数量作为划分高潮的依据是不正确的,而且如果划分的高潮阶段越多,就越显示不出其应有的历史意义与重要性,所以接受了其他学者的建议,修正了错误的说法,为此还特别在《方志学通论》修订本中做了详细的说明。^[83]通过以上的论断剖析与质疑辩难,我们知道,单纯以志书数量的多少来划定发展阶段,无疑是有一定片面性的,上述的两难疑问即是这种研究思路所带来的弊病。

这里就涉及如何定位康熙朝编纂乡镇志书事业的成就与价值问题。所谓“事业”不仅包括那些可见可测的确定性指标(例如数量、时间等),还应当包括看不见的、非物质的影响因素。因为我们认为,不能简单以编纂的志书数量作为衡量一个时期志书事业的地位高下,那么还应当考虑的是文化的、制度上的因素。即以康熙朝修纂乡镇志书的情况而论,其在数量上固然属于清代前期三朝最多者,但放在整个清代乡镇志书编纂史上来看,则分量相对较轻。另一方面,我们从清代历史发展的趋势可以了解,清代乾隆时期的全盛,其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基础都是由康熙、雍正诸朝奠定并不断发展演进而来的,所谓康乾盛世,不仅是一种两个时代交相辉映的表现,更是经由康熙朝的积淀和雍正朝的励精图治,祖孙三代前赴后继,不仅在政策方针上具有一脉相承的稳定性^[84],而且在推行实践上更有渐进的演化,经由一定时期的积累,方才达到了乾隆时期乃至整个乾嘉时期的国力辉煌和鼎盛。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所以我们看到,康熙朝对于乾隆时期盛世顶峰的达到,实际上具有一种一脉相承、推波助澜以致水到渠成的功效,但同时并不磨灭其本身所取得的政绩与成就。因为在任何一种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其巅峰或高潮状态并不是一下子凭空达到的,必须得有前期不断的积累演变,到了一定的临界点方能产生质变,从而表现为最高的峰值数量。乡镇志编纂史上的高潮阶段同样也是如此。所以对于康熙朝的修志成就,我们应当做如下的论断:首先,康熙朝是清代前期乡镇志书发展史上的最高阶段,虽然历史上的康熙朝文治武功堪称盛世,但将其作为整个清代乡镇志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阶段似有不妥;其次,从清代顺治朝后期开始,乡镇志书编纂活动趋于兴盛,经过康熙朝(暨雍正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及至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或乾嘉时代)达到了最盛顶峰,因此康熙朝的修志事业对于乾隆时期乡镇志发展巅峰时期的到来,具备文化意义上的承上启下与积累推进的作用。

基于上述各方面的讨论结果,以及之前关于清代各时期乡镇志书的时段分布与编纂活跃时期的研究,兹将清代乡镇志书发展史分为如下四个阶段,并结合清代历史发展脉络以及文化史的演进,概述每个时期的基本特征如次。

1.复苏积累期

这指的是清初顺治后期至康熙中期这段时间,即清顺治十年至康熙三十年。随着清王朝陆续统一全国与现实政治统治的需要,因明末清初大规模战乱流离所导致的各项文化事业停滞的状态开始有序恢复起来。从顺治后期开始,清政府对于方志编修事业日趋重视,修志活动得到复苏。清顺治十八年因河南巡抚贾汉复编纂顺治《河南通志》,借此契机颁布诏令开展全国性的编纂府州县志活动,从此方志编修事业有了制度和政策上的依据和保证。此外,随着清初江南地区的日渐恢复,各地乡镇的社会经济与人文交流开始恢复并进一步发展。对于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而言,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顺治后期的乡镇志书编纂活动开始日趋增多。康熙朝前期延续了这种发展趋势,编纂志书的数量总体上和顺治朝保持平稳的接续,而且在部分时段中,其修志活跃程度大有提高^[85],呈现局部迅速发展的态势。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日趋稳定,康熙中叶的国力达到了清代前期的鼎盛状态,及至清康熙三十年所编纂的乡镇志书约有30种,占康熙朝总数的一半比重。

2.第一高峰期(含过渡递进时期)

这指的是清代中期乾嘉两朝及至道光中叶(以1840年为断)这段历史时期。其中乾嘉时期乡镇志书编纂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合计149种。在第一个高峰期到来之前,实际上还有一个延续了复苏积累期的特征、并为乾嘉时期志书编纂鼎盛时期到来做了充足铺垫的过渡递进时期,即从康熙中后期开始直至雍正末年的三四十年的这段时间。特别是从康熙后期(尤其是该朝最后十年期间)开始,文治政策得到进一步加强,地方编纂志书的活动也更趋兴盛,与此相应的是,乡镇志书编纂稳中有进,继续保持其前期、中期的增加幅度,这也体现了康熙朝文治政策的相对稳定性。由于雍正朝为时不长,但在文化政策上基本延续了康熙末年以来的制度,所以在这层意义上不妨将其与康熙末年合而论之,反而能够更好地体现经由康熙朝中后期、及至雍正朝数十年间的一脉相承态势。合计康熙后期(从清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及至雍正一朝近1/4世纪的时代中,编纂乡镇志书30余部,较之几乎同等时段长度的康熙前期和中期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也从数据上证明了如前所述的这段时期中为了修志高峰到来而做好铺垫和过渡、并在志书编纂方面不断持续演进的乡镇志书发展态势。

乾隆朝的乡镇志书编纂,尤其到了乾隆三十年以后直至末年这段时间(即中后期)更是达到了峰值,合计编纂志书占该朝总数的约一半比重。嘉庆朝前期数年基本上仍是乾隆末年政治、经济、文化在时代上的延续,其中后期(清嘉庆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所编志书占该朝总数一半,属于前中期交界的嘉庆十一年至嘉庆十三年间即编纂12种乡镇志书,平均每年4种,为该朝平均数的两倍。总体来看,嘉庆朝在志书数量上基本保持了乾隆中叶以来的发展幅度,具有很强的文化稳定性,这种比较稳定的发展趋势一直要保持到清道光中叶。道光朝前期的乡镇志书数量与嘉庆朝中期(或者中后期)持平(22种),且在年际分布上更显均匀,甚少数量的波动幅度与变化的振幅。就其编纂志书的活跃程度来看,数值较高的年份以及时期分别为:清道光十年、十一年以及十四年,分别为5种,为平均水准的两倍多;而清道光六年至道光十五年期间更是编纂了31种志书,占该朝数量的一半左右,这足以证明其修志活跃程度在继承乾嘉时期以来的优良传统基础上,展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而且达到了道光朝乡镇志书发展的巅峰状态。这样的数理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自乾嘉以来及至道光中叶的近百年延续三代稳定发展的文化政策格局,已经达到了变化的临界点。

3.短暂低迷期

这指的是从清道光后期开始(始于道光二十一年)的,其间经历咸丰朝志书发展的最低潮阶段,约至所谓“同治中兴”(清同治五年)前的一段时期。道光朝后期历经了鸦片战争,“天朝的崩溃”对于国家的影响不仅是在政治、军事上的败绩,而且对于文化事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乡镇志书编纂活动而论,道光后期十年仅有16种志书问世,年际平均水平仅1.6,小于该朝平均数2.4,后期编纂的志书一半集中在道光朝最后六年中(8种),其年际水平仅为1.33,这表明到了道光末年,乡镇志书的发展开始趋于停滞和低迷。许卫平先生曾指出所谓低迷期当开始于清嘉庆中期^[86],但就我们根据志书时段分布数据来看,尽管嘉庆中叶开始内忧外患频繁,已经不再是最安稳的太平盛世,但由于文化政策的长时期稳定性效应,使之不至于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有立刻的回应与衰变。换句话说,这种低迷期的到来,也是要有一个积累的过程才能触动临界点的。咸丰年间更是天灾人祸频仍,外国列强的入侵与国内民众起义交相发生,导致本朝政治环境颇为混乱繁杂。咸丰朝的乡镇志书编纂水平,跌入了清代的最低谷(仅有7种),年际平均一种都不到。这表明从道光末年开始至咸丰年间,乡镇志书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暂时的低潮阶段,这一直要持续到同治初年所谓“中兴”格局的出现、国内政治环境有所稳定改善为止。

4.第二高峰期

这指的是从清同治后期开始(约同治十年),经光绪中叶(光绪十四年)、讫于宣统末年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伴随着新的历史演进趋势与国内政治文化环境的改善,乡镇志书的发展走出了前一个低迷期,开始达到晚清时期乡镇志书编纂的又一高峰,合计总数高达116种,与第一高峰期遥相呼应。其中又有近六十种乡镇志书编纂于清光绪中期(始于清光绪十四年)及至宣统末年的近1/4世纪当中,占据了第二高峰期的一半比重。在时段分布上看,同治朝编纂的乡镇志书近一半集中于最后三年时间,其年际分布平均值达到了5,为该朝平均水准的两倍多。光绪前期延续了自同治朝后期以来的乡镇志书发展趋势,其中清光绪七年至光绪十年编纂志书14种,占光绪前期志书种类的一半比重,远高于本朝平均水准。^[87]从清光绪十四年开始,慢慢迎来了乡镇志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阶段,其较为活跃的年份与时期分别为清光绪二十三年(7种)、光绪二十八年(4种);清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0种)、光绪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7种)、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8种)^[88]。这里我们看到,光绪中后期以来乡镇志书的编纂不仅在数量上有了新的突破,就其编纂的活跃程度而言,其分布的年份以及时期数量,在整个清代乡镇志书编纂史上也是罕见的,足以证明其修志事业的活跃程度。当然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各地大力编修乡土志、提倡爱国主义教育的理念也是分不开的。

【注释】

[1]按:(明)陈威、喻时修,顾清纂:正德《松江府志》,于卷首胪列“引用诸书”五十余种,其中就有梅尧臣所纂《青龙杂志》一书。此外,(清)宋如林修、孙星衍等纂:嘉庆《松江府志》卷一《疆域志》亦曾引述该志佚文一则。

[2]按:(清)宋如林修、孙星衍等所纂嘉庆《松江府志》卷二《山川志》引述此志佚文。

[3](宋)罗叔韶修、常棠纂:宝祐《澉水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二十册影印1935年《澉水志汇编》铅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4]参见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32页。

[5](清)周中孚著、黄曙辉等标校:《郑堂读书记补逸》卷十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4页。

[6]例如褚赣生、龚烈沸就持此观点,分别参见《明清乡镇志研究》(复旦大学1987年度硕士学位论文)与《宁波古今方志录要》,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

[7]参见洪焕椿编著:《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1～512页。

[8](明)高宇泰撰:《敬止录》,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七九二载有此篇序文,参见该书第五十九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9](明)董榖纂修:嘉靖《续澉水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二十册影印1935年《澉水志汇编》铅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10](明)殷聘尹编纂:崇祯《外冈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二册王健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11]按:宝祐《澉水志》虽然是属于纲目体志书,但仅为卷一《地理门》下细列小目,其余八个大类皆是门类并列,无次一级的细目划分,因此其篇目框架比重有所轻重不均。

[12](明)殷聘尹编纂:崇祯《外冈志·俗蠹》,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二册王健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6页。

[13]日本学者森正夫从社会风俗的角度对于崇祯《外冈志》的文献价值进行了探究,指出这部志书“是一部富有创见的作品”,参见氏撰《江南三角洲的乡镇志——以明后半期为主》,载赵毅、林凤萍主编:《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4～348页。

[14]褚赣生著:《明清乡镇志研究》,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7年,第32、33页。

[15]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16]森正夫在进行这项考录研究工作中,定义江南三角洲的地域空间范围为:“属于浙西,现在江苏省长江以南地区,浙江省北部地区及上海市所构成的地域。”参见氏撰《江南三角洲的乡镇志——以明后半期为主》,载赵毅、林凤萍主编:《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17]参见森正夫编:《江南三角洲乡镇志书目录》,载日本1990—1993年度科学研究费补助金一般项目研究成果报告书,1994年版。并见氏撰《江南三角洲的乡镇志——以明后半期为主》的相关研究成果概述,载赵毅、林凤萍主编:《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18]姚金祥:《乡镇志编纂简论》,姚金祥著:《志海学泳集》,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并参见姚金祥、何惠明著:《简明方志编纂学》,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90页。

[19]参见杨军昌著:《中国方志学概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20]参见盛清沂:《吾国历代之乡镇志暨本省当前编纂乡镇志问题》,《台湾文献》第十七卷第二期,1966年9月版;黄秀政:《论台湾的乡镇志纂修——以〈鹿港镇志〉为例》,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文集》,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21]当时编纂的地记中,也有称“录”“志”的,例如赵岐撰《三辅决录》、虞预撰《会稽典录》、刘芳撰《徐州人地录》、常璩撰《华阳国志》、韦昭撰《三吴郡国志》、萧绎撰《荆南地志》等。但其数量相对较少,所占比重不大。而且这种名为“志”的地记,实际上更为接近《汉书·地理志》的编纂体例,应当属于地理志书的范畴,与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地方志书尚有较大距离。

[22]详见仓修良著《方志学通论》(增订本)的相关论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86～187页。

[23]清代乡镇志书在命名上虽多以“志”为通称,但究其具体称谓,还多有不同之处,可以进一步细化讨论。例如有“小志”(道光《渔闲小志》)、“杂志”(雍正《星溪杂志》)、“续志”(道光《信义续志》)、“新志”(乾隆《小海场新志》)、“合志”(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备志”(道光《震泽备志》)、“分志”(光绪《湖乡分志》)、“后志”(顺治《仙潭后志》)、“补志”(光绪《唐市补志》)、“散志”(乾隆《橙阳散志》)、“特志”(康熙《海口特志》),以及“志钞”(《城南志钞》)、“志余”(光绪《修川志余》)、“志草”(雍正《岩镇志草》)、“志稿”(黄程云纂乾隆《杨行志稿》)等。

[24]例如该志《创始》卷,其名下注曰:“大小刘河建闸防寇筑城茜泾军工战船　炮台镇守”等,则为分纲别目的体例;又如《盛衰》卷,其名下注曰:“自宋高宗南渡后起至嘉庆二十一年止”,则是用以说明该卷记载主旨所在。

[25]参见(清)杨希澯编述:道光《恬庄小识》,沈秋农、曹培根主编:《常熟乡镇旧志集成》李克为等标校本,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916页。

[26]例如道光《恬庄小识》在编纂上借鉴了顾镇编辑、周昂增订的乾隆《支溪小志》,该志采用的即为平目体的形式。

[27](清)茅应奎编纂:乾隆《东西林汇考》,《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二十二册(上)影印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稿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28](清)顾传金辑、王孝俭等标点:道光《蒲溪小志》,《江南名镇志系列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清)沈藻采纂、徐维新点校:道光《元和唯亭志》,《苏州工业园区乡镇志丛书·元和唯亭志》,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

[29](清)臧麟炳纂、龚烈沸点注:康熙《桃源乡志》,方志出版社2006年版;(清)林芃修、马之骦纂,李印元校点:康熙《张秋志》,山东阳谷历史文化研究会刊行,2012年版。

[30](清)王同纂:光绪《唐栖志》,《文化塘栖丛书》标点本,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年版;(清)宋景关纂:乾隆《乍浦志》,《乍浦旧志三种》郭杰光整理本,浙江省平湖市史志办公室,2009年版。

[31]参见仓修良著:《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32](清)王同纂:光绪《唐栖志·凡例》,《文化塘栖丛书》标点本,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33](清)李兆洛主纂:嘉庆《凤台县志》,清嘉庆十九年(1814)刻本。

[34](清)周郁宾纂:嘉庆《珠里小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七册戴扬本整理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35](清)叶长龄等纂,叶钟敏重辑:光绪《杨舍堡城志稿·凡例》,《张家港旧志汇编·杨舍堡城志稿》黄晓曙等点校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36](清)张承先撰:乾隆《南翔镇志·凡例》,载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三册嘉庆《南翔镇志》朱红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www.daowen.com)

[37](清)章圭瑑纂辑:宣统《黄渡续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三册杨军益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14页。

[38](清)黄兆柽纂:光绪《平望续志》,《吴江乡镇旧志丛刊·平望志(三种)》沈春荣等点校本,广陵书社2011年版,第370页。

[39](清)周凤池原纂、蔡自申等续纂:道光《金泽小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七册杨军益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40](清)高如圭编撰:光绪《颜安小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八册魏小虎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41]此外,同书卷十九为诗纪,卷二十为杂纪,但一为里中文人诗词文章的荟萃,一为乡里掌故杂史的堆砌,与所谓的“大事纪”体裁在性质上相去甚远。

[42](清)王同纂:光绪《唐栖志》,《文化塘栖丛书》标点本,浙江摄影出版社2006年版。

[43](清)章圭瑑纂辑:宣统《黄渡续志》卷七《兵事》云:“咸丰以前,里中享承太平几二百年,故前志兵事付之阙如。辛亥以后,两经兵祸,始则红巾发难,窟穴于里南;继以粤匪下窜,镇当孔道,市尘为赭。罹此浩劫,纪之以比晋阳垒培,庶可鉴而鸠乎!”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运动等动乱兵事对于当地影响之深刻。故虽名为《兵事》,实际上就是以此作为晚清时期黄渡乡历史的大事纪。参见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三册杨军益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0页。

[44](清)章圭瑑纂辑:宣统《黄渡续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三册杨军益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45](清)陈曦编纂:乾隆《娄塘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一册梅森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46](清)蔡丙圻撰:光绪《黎里续志》,《吴江乡镇旧志丛刊·黎里志(两种)》陈其弟点校本,广陵书社2011年版。

[47](清)吴荣光纂:道光《佛山忠义乡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三十册影印清道光三十一年(1831)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48](清)焦循著:嘉庆《北湖小志》,《扬州地方文献丛刊》孙叶峰点校本,广陵书社2003年版。

[49](清)叶长龄等纂,叶钟敏重辑:光绪《杨舍堡城志稿》,《张家港旧志汇编·杨舍堡城志稿》黄晓曙等点校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

[50](清)黄兆柽纂:光绪《平望续志》,《吴江乡镇旧志丛刊·平望志(三种)》沈春荣等点校本,广陵书社2011年版。

[51](清)朱栋纂:嘉庆《朱泾志》,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五册郭子建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52]按:高如圭编纂的光绪《章练小志》稿本在民国初期由万以增重辑刊行,但基本沿用了原稿的篇目框架与体裁运用形式。

[53](清)宋景关纂:乾隆《乍浦志》,《乍浦旧志三种》郭杰光整理本,浙江省平湖市史志办公室,2009年版。

[54](清)柯琮璜纂修、陈方圆等校注:道光《诒经堂重修安平志》,《安海乡土史料丛刊第一辑·安平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

[55]参见(清)吴荣光纂: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九《人物·孝友》,《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三十册影印清道光三十一年(1831)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汪宗准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十四《人物四·文苑》,《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三十册影印1926年版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56]冯庚修、郭思锐纂:民国《续修泾杨鲁桥镇城乡志》卷七《乡贤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二十八册影印西安精益印书馆1923年版铅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版。

[57]其后所续修的志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分别为:章梦易纂康熙《续同里先哲志》(佚)、章梦易纂康熙《同里闺德志》(存)、周羲纂乾隆《采录同里志》(佚)、周羲纂乾隆《采录同里先哲志》(佚)、吴洙纂乾隆《增辑同里先哲志》(佚)、周之桢纂嘉庆《同里志》(存)。

[58]其后所续修的志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分别为:张其是纂康熙《濮川纪略》(佚)、濮龙锡增订康熙《增订濮川志略》(佚)、杨树本纂乾隆《濮川风土记》(存)、杨树本纂乾隆《濮院琐志》(存)、胡琢纂修乾隆《濮镇记闻》(存)、屠本仁纂乾隆《濮院志》(佚)、濮鐄续纂嘉庆《濮川所闻记》(存)、岳昭垲纂同治《濮录》(存)、濮润淞等后人纂修光绪《重增濮川志略》(存)。

[59]其后所续修的志书,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分别为:吴世英补纂康熙《双林补志》(佚)、倪汝进纂康熙《东双林志》(佚)、谈嗣升与凌维远纂康熙《同辑双林志》(佚)、张其是纂康熙《双林纪略》(佚)、姚葭客纂乾隆《双林支乘》(佚)、茅应奎纂乾隆《东西林汇考》(存)、沈荣晋纂嘉庆《双林续记》(佚)、郑昌祺增修嘉庆《增修双林续记》(佚)、郑士枚纂道光《双林志》(佚)、戴梅檐纂咸丰《双林镇志》(佚)、佚名增删同治《双林记增纂》(存)、蔡汝鍠纂光绪《双林志续纂新辑》(佚)。

[60]参见(清)潘履祥总纂,朱诒祥、钱枏分纂:光绪《罗店镇志·纂校姓氏》,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十一册杨军益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61](清)程国昶、邵灿原纂,佚名续纂:同治《泾里续志》程国昶《原序》,江苏省江阴县长泾乡党委暨人民政府1986年版整刊本。

[62](清)许光墉、叶世雄、费沄修辑:光绪《重辑枫泾小志》卷六《志人物·列传下》,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六册姜汉椿等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86页。

[63](清)程兼善重纂:宣统《续修枫泾小志》卷六《志人物·列传下》,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六册姜汉椿等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16页。

[64](清)程兼善重纂:宣统《续修枫泾小志》卷六《志人物·列传下》,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乡镇旧志丛书》第六册姜汉椿等标点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页。

[65]此外尚有八种清代乡镇志书不明确其具体断限或编纂时代。

[66]学术界对于清代历史的分期方案,除了以清道光中叶(一般以1840年为断)为界限,分为清代前期与清代后期(或晚清时期),尚有分为前、中、后三期的习惯,即以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为清代前期,乾隆、嘉庆(有时延伸至清道光初年)两朝为清代中期(清中叶),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为清代后期(或称晚清时期)。本书在此采用后一种方案。

[67]所谓编纂志书的活跃时期(或年份)的提法,乃是相较于各时期志书编纂的年际平均数而言的。例如顺治朝十八年共有乡镇志书19种,年际平均为1.06种,而从顺治十三年至顺治十八年期间的年际平均数为1.33,因此可称这段时期为顺治志书编纂的活跃时期。当然同时还需要考虑所处时段在整体中所占的比重大小,不能仅以平均数比较高低而论。再举一例说明:乾隆朝六十年共有乡镇志书101种,其年际平均数约为1.68,其中乾隆十七年编纂的志书有5种,高于平均数值近3倍,自然可以称为活跃年份;而乾隆四十七年至五十一年编纂的志书有9种,其年际水平仅为1.8,虽略高于平均数,但与其他年份指标相比(例如乾隆五十七年也有5种志书、乾隆二十三年4种志书等),就不能称其为活跃时期了。

[68]康熙朝乡镇志书有5种不能明确其具体所属时期。

[69]清康熙十二年与十三年各有4种乡镇志书,相当于年际平均数的4倍有余,属于该朝修志活跃年份。

[70]清康熙二十三年的乡镇志书5种,这同时也是修志活跃的年份之一。

[71]其中有十余种乡镇志书只能明确为清乾隆年间编纂,而无法进行更精确的分期。

[72]按:清嘉庆前期(即嘉庆十年以前)编纂的乡镇志书有七种,嘉庆朝志书中尚有八种不能明确日期所属。

[73]据统计,晚清同、光、宣三朝修志的年际平均数约为2.78,而乾嘉时期同比为1.75,这就说明晚清三朝的修志频率与速度较之乾嘉时期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因而才能以较短的时间达到与乾嘉时期志书总数大致持平的局面。

[74]由于宣统朝仅三年时间,因而可以将其视作光绪朝末年的延续,两朝情况合而论之。

[75]其中6部志书无法确知归属哪个时期,仅知其编纂于光绪年间。

[76]部分志书仅能知为清末编纂,一般归入光绪末年或宣统初年之间。

[77]参见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

[78]参见姚金祥、何惠明著:《简明方志编纂学》,南海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90页。

[79]例如两位学者以为,顺治、康熙两朝所修乡镇志书,前者8种,后者26种,合计34种,平均2年多修1种;而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分别修志58种、40种和42种,总为140种,不到一年修成一种;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共修成78种,平均半年多修成一志,其中光绪一朝达50种。参见姚金祥、何惠明著《简明方志编纂学》,第290页。

[80]参见许卫平著:《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

[81]参见许卫平著:《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按:许著立论所引据的乡镇志编纂数目,当是来源于黄苇先生等著《方志学》中的资料。

[82]即指魏晋南北朝、宋、明、清四个时期。

[83]参见仓修良:《修订本前言》,载氏著《方志学通论》(修订本),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又收入氏著《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4～6页。

[84]包括在修志政策与制度规定上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例如清康熙十一年、康熙二十二年都有关于定期修纂府州县志以及搜集地方文献资料的政令颁布。

[85]例如清康熙十二年至康熙十四年有乡镇志书9种,达到顺治朝一半水平,平均每年三种志书问世,高于康熙朝平均水准两倍余。

[86]参见许卫平著:《中国近代方志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5～36页。需要说明的是,许先生立论着眼点固然是嘉庆朝所有方志的编纂发展史而言的,但文化事业之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反映,是否会有如此即时的效应,还是需要再思考的。低谷期(低迷期)的到来,总还是要有一定时间的酝酿与积累的。

[87]就清光绪前期乡镇志书编纂的活跃年份来看,其中光绪八年与光绪十年各有5种,占据前期志书发展主要时段里的两个高值。

[88]若将清宣统朝编纂的乡镇志书视作清光绪末年以来的延续,那么清光绪三十年以后编纂的乡镇志书更是高达25种,占其后期发展中数量比重的八成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