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清代中期,乾隆朝的前、中、后三个阶段编纂乡镇志书的种数大致平均,分别为26、28、30。^[71]前期志书的一半多数量(14种)集中于清乾隆九年至十八年,而该时段中编纂志书的活跃时期为乾隆十六年与十七年间(8种)、乾隆十七年与十八年间(6种),平均每年三四种志书,约为该朝年际平均水平的2～3倍,其他各年则分布较为零散;中期志书的60%多数量(18种)编纂于清乾隆三十年至乾隆四十年之间,特别是乾隆三十五年至乾隆四十年之间,共有志书13种,平均每年两部多,频率较高;乾隆后期志书数量的80%(24种)集中在该朝最后十年间,尤其是清乾隆五十五年至乾隆六十年之间,产生了后期2/3的乡镇志书(18种),其修志活跃度与频率也是远远高于乾隆朝一般水平的。就该朝编纂乡镇志书的年际平均数与各修志活跃时期的数据比较来看,可以认为乾隆朝编纂乡镇志书的活跃程度相对较为稳定,基本维系在其平均水平的1.5～2倍,少数活跃年份达到平均数3倍的高值(例如乾隆十七年与乾隆五十七年)。这个数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乾隆朝编纂志书的“文治”措施与其推行的较为平稳持重的文化政策相适应,这从其前后三个时期编纂志书数量均匀稳定的特点中也可得出相应结论。然而到了嘉庆年间,清代乡镇志书的发展似乎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该朝仅编纂志书48种,在数量上都不及乾隆朝的一半。在时段分布上主要集中于嘉庆中后期(即清嘉庆十一年至嘉庆二十五年),数目为33种,占嘉庆朝志书数量的2/3强,其中清嘉庆十一年至嘉庆十三年(12种)、嘉庆二十三年至嘉庆二十五年(7种)两个阶段共编纂志书19种,又占了该朝中后期数量的大多数。^[72]较为活跃的时期是嘉庆十二年(6种)与嘉庆十七至十八年间(7种)。在学术思想史与清代政治史上,我们一般都是将清代中期的代表“乾嘉”并举共称的,这也说明了乾嘉两朝在政治与文化的继承发展上具有一脉延续性。嘉庆朝前半期在政治统治上基本上仍是延续了乾隆末年以来的政策,其学术文化的发展也是乾隆时期文治政策进一步深化的结果,因此从文化史的角度上看,也应当将乾嘉两朝合而论之,其原理与前述康雍两朝在政治与文化上的延续关系相类似。(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