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乡镇志书的体例,主要有细目并列的平目体、分纲列目的纲目体以及仿照正史的纪传体三种。例如顾传金编纂的道光《蒲溪小志》四卷,分为《名义》《郡县建置沿革》《里至》《形胜》《乡保区图》《风俗》《物产》《列传》《艺术》《艺文》等二十八个类目,并按照细目并列的方式编排次第,属于平目体志书;此外沈藻采所纂道光《元和唯亭志》二十卷也采用了平目体的形式。^[28]又如臧麟炳纂康熙《桃源乡志》八卷,共有《沿革志》《形胜志》《风俗志》《山川志》《里域志》《田赋志》《古迹志》《列传志》(又分为五类)、《著述》(又分为八类)等共三十个大类目,其在《列传志》之下又细分为《进士》《举人》《贡士》《名宦》《醇儒》《历仕》等十三个次一级门类,在篇目编次上具有纲举目张的特点,是则属于纲目体志书;此外林芃、马之骦编纂的康熙《张秋志》十二卷,其编纂体例也是纲目体。^[29]再如王同编纂的光绪《唐栖志》二十卷,其第十八卷为《事纪》,以专题分类的形式记载当地大事的编年沿革,第九卷至第十五卷为《人物》,分为孝友、义行、耆旧、列女、寓贤、方外等不同类别的人物传记,是为仿照正史编纂的纪传体志书;此外宋景关所纂乾隆《乍浦志》,其卷六为《外纪》,备述明正统七年以来乍浦当地的大事概略,卷五为人物传,纪传两体兼备,这同样也是采用了纪传体的形式。^[30]

在这三种主要体例中,平目体的产生由来已久,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与隋唐五代的图经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将记载要目并列进行分别叙述的编纂体例,即使在地方志书发展趋于定型之后,这种编纂体例也一直被后世的志书继承延续下去。纲目体的产生,乃是因为随着地方志书记载内容的不断丰富,原有的类目框架不能适应现实情况的发展,必须在原有的并列平目之下展开分类,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与记载。如此一来便形成了纲举目张的编纂体例,实则纲目体乃是由平目体演化而来,在类目区分与框架层级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仓修良先生指出,这种以细目并列为特征的平目体“可视为方志发展中的正宗”。^[31]

清代乡镇志书采用何种编纂体例,一般而言,乃是根据志书的篇幅大小以及记载对象的繁复程度这两个因素来决定的。其中对于篇幅不大的乡镇志书来说,由于需要记载的内容范围相对不广,因而多是采用平目体的编纂体例;而对于篇幅或卷帙较多的志书,因其所记载的对象内容较为庞杂,需要进行深入细化,则一般多采用分纲列目的纲目体形式进行编纂。例如金惟鳌纂辑的光绪《盘龙镇志》,该志篇幅不大,即是采用平目体的编纂方式,分列《镇巷》《风俗》《物产》《水利》(又分上下)、《田赋》《官署》《义局》《寺庙》《桥梁》《坊匾》《科目》《人物》(又分上下)、《列女》《艺文》(又分上下)、《杂志》诸要目门类进行记载,除了《水利》《人物》《艺文》这三个类目篇幅相对较多,其他的篇目所占比重都较为均匀;宋景关纂乾隆《乍浦志》,共有六卷,即分为《城市》《山川》《武备》《职官》《人物》《外纪》六个类目进行记载。又如吴荣光所纂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共分为《乡域》《祀典》《官署》《乡学》《乡俗》等十四个大类,每类下又细分为数量不等的各类门目进行分别记载;叶长龄等纂、叶钟敏重辑的光绪《杨舍堡城志稿》,每卷设置一个大类(《建置》《疆域》《山川》《民赋》《武备》《风俗》等共十四个),其下再进一步细分各种门目,这在编纂方式上与道光《佛山忠义乡志》是一致的。

然而以上这个论断仅就清代乡镇志书编纂体例中的多数情况而言的,实际上也存在一些特殊的案例。有的志书篇幅不大却采用分类较为详尽的纲目体形式,例如程国昶等原纂、佚名续纂同治《泾里续志》,全志不过五六万言,篇幅固然不算大,却细细分为十卷共十四个门类,而且在人物门类下又进一步细分为《忠》《孝》《义》《节》《名宦》《科第》《乡贤》等十一个次级细目进行分类记载。还有的志书虽然篇幅卷帙都较多,记载的内容范围也很广泛,但却采用了平目体的编纂形式,例如王同所纂光绪《唐栖志》,“为目凡十四,曰《图说》、曰《山水》、曰《桥梁》、曰《街巷》、曰《遗迹》、曰《祠庙》、曰《梵刹》、曰《人物》、曰《艺文》、曰《碑碣》、曰《冢墓》、曰《事纪》、曰《诗纪》、曰《杂纪》,为卷凡二十。”^[32]这就说明,清代乡镇志书编纂体例的确定,不仅取决于志书的篇幅卷帙以及所记载的内容范围等因素,而且与编纂者的主观意图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不能仅就多数情况一概而论,而是需要再进行深入的考察。

地方志书的篇目不仅受到志书体例与编纂体裁的影响和制约,而且与其记载对象有着密切的关系。志书的篇目设计构架反映了编纂者对于记载对象在内容上的存留去取以及编次顺序,有助于我们探究编纂者的方志思想与修志理念,而且记载对象的变化(尤其是新事物的出现或旧事物的消亡)又决定了志书在篇目上的增删。一般而言,清代各类府州县地方志书的篇目设计,其基本要素为疆域政区、沿革建置、山川水利、物产风俗、户口赋役、职官选举、人物列传、艺文掌故、名胜古迹、琐事异闻等方面的内容,涉及举凡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例如李兆洛主纂的嘉庆《凤台县志》,其篇目设计构架即为:卷第一《舆地》(《沿革》《疆域》《坊保》《山川》《形胜》《分野》),卷第二《食货》(《风俗》《户口》《田赋》《税课》《盐引》《硝额》《额解》《额支》《捐摊》《赈恤》),卷第三《营建》(《城郭》《公署》《监狱》《汛铺》《仓廒》《书院》《津梁》《坛庙》《义冢》《寺观》《游观》),卷第四《沟洫》,卷第五《官师》,卷第六《选举》,卷第七《艺文》(《载籍》《金石》《词赋》),卷第八《人物》,卷第九《列女》,卷第十《古迹》,卷第十一《图说》,卷第十二《附录》。^[33]大多数的清代乡镇志书在编纂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府州县志的篇目构架,沿袭了其中的篇目设计思路,深受府州县志的编纂体例与篇目设计构架的影响。例如周郁宾所纂嘉庆《珠里小志》,其篇目依次为《界域》《水利》《田赋》《户口》《风俗》《方言》《物产》《里巷》《桥梁》《寺庙》《第宅》《官署》《职官》《科目》《例仕》《封赠》《书院》《义冢》《人物》(又分上下)、《流寓》《艺术》《列女》《方外》《艺文》(又分上下)、《杂记》(又分上下),^[34]这就属于一种较为常规和稳妥的志书篇目设计方式。

当然,也有一些清代乡镇志书的编纂者能够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并不一味照搬照抄府州县志的篇目设计构架,而是能够有所增删去取,使得志书从篇目设计上贴近本地现实。例如叶长龄等纂、叶钟敏重辑的光绪《杨舍堡城志稿》,在篇目设计上虽然“门目略依邑志(按:即光绪《江阴县志》)”,对于官修的府州县志体例与篇目有所取用与仿照,但同时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指出:“学校非镇所有,祥异非镇能该;名宦得一入祀,事异县治,一并从职官,一并附坛庙,则皆当删与并者也。事从其实,故秩祀改为坛庙,神远于人,故坛庙移后古迹,则又当改与移者也。”^[35]对于不应刊载的篇目(《学校》《祥异》)以及“一事两录”的情况进行了删并;由于编纂者主张“神远于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故将《坛庙》篇目移置《古迹》之后,而且对于里中的祥异情况不设篇目进行记载,这些编纂主张都在该志书的篇目框架上得到了体现。需要指出的是,该志书编纂者能够有较为进步开明的思想,勇于破除迷信,对于一般乡镇志书中都有的《祥异》篇目不予设立,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又如乾隆《南翔镇志》的编纂者张承先对于具体的篇目设计,就有这样的主张:“赋役、户口、保甲、乡约概不载,恐等于邑志也。”^[36]其后该志由程攸熙增订为嘉庆《南翔镇志》,在篇目设计上也坚持了这一点。

晚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一些从西方传入的新式事物逐渐在传统乡镇社会中出现,这在当时编纂的乡镇志书中得到了一定反映。例如章圭瑑纂辑的宣统《黄渡续志》,在卷一《建置》中增加设置了《宪政》《交通》《火政》等篇目。其中《宪政》篇记载了“咨议局”“县自治”以及“乡自治”等内容,反映了清末借鉴西方政治理念所开展的立宪政治在乡土社会中的实际运作情形;在《交通》篇目下主要记载了“电线”“轮船”“邮政”以及“铁路”诸项在当地设立通行的历史沿革,展现了西方现代科学技术对于当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火政》篇则对于新式的消防措施与救火会的设立进行了记述。^[37]这些新的篇目要素都是传统乡镇志书中所不曾有过的,宣统《黄渡续志》的编纂者将这些新鲜事物及时地在地方志书中加以记载与反映,体现了志书鲜明的时代性特征。又如黄兆柽编纂的光绪《平望续志》,在卷二最末新设置了《电线》这一篇目,记载“苏垣电报局立竿引线”在当地铺设电线的情况。虽然只有一两百字的篇幅,但编纂者对于新事物作了相应的记载,体现了接受先进新事物的敏锐程度,同时不仅使得志书篇目有了一定的特色和亮点,也保存了重要的文献史料。^[38]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晚清时期东南地域社会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较多,因此,苏浙沪地区编纂的不少乡镇志书,在其志书篇目设计中都能够增设反映时代特征与新事物的篇目,以此展现志书在内容记载上的时代特色。

明清时期地方志书的发展更加趋于成熟和完善,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即为志书所采用的编纂体裁纷繁多样、不拘一格。清代各类地方志书所采用的编纂体裁,主要有图、纪、传、表、志五种。这些体裁样式都是从传统史学著作的编纂体例中借鉴仿照而来的,由此可见地方志书的编纂深受古代史学传统的影响。“图”即指卷首所载的舆地图、形势图、景观图等;“纪”一般是指大事纪,概括叙述该地区历史发展梗概;“传”即为各类人物、先贤、列女传记;“表”则有沿革表、职官表、选举表等名目,是借用表格的形式简洁明了地展示所要叙述的内容;“志”即专志部分,是按照一定的专题范围记载的篇目,例如水利志、职官志、风俗志、艺文志等即是。就清代乡镇志书所采用的体裁来看,其中“志”与“传”是各部志书必不可少的内容,有些乡镇志书即是仅采用这两种体裁进行编纂的。例如周凤池原纂、蔡自申等续纂道光《金泽小志》,卷首无图,通篇无表与大事纪,卷之一为《隶属》《疆域》《水利》《桥梁》《风俗》《土产》;卷之二为《汛防》《祠庙》《古迹》《墓域》;卷之三为《科目》《孝友》《仕宦》《行谊》《艺文》;卷之四为《列女》;卷之五为《游寓》《艺术》;卷之六为《方外》《杂记》,就该志所采用的体裁来看,其中卷一至卷三皆是志体(除去孝友、仕宦、行谊属于传体),含有疆域志、水利志、风俗志、选举志、艺文志等名目,卷四至卷六为传体,即相关人物(先贤、列女、释道等)的传记。^[39]又如高如圭编撰的光绪《颜安小志》,无图无表,除了卷八至卷十为人物列传,其余卷帙即为《界域》《水利》《职官》《田赋》《土产》《科名》《艺文》等志。^[40]皆为其例。当然清代乡镇志书对于编纂体裁的运用不会仅仅局限于这两种,而是将五种体裁进行灵活搭配与综合运用,发挥各种体裁的长处,以此彰显志书在编纂上的优长,突出志书的文献价值。以下对清代乡镇志书所采用的主要体裁进行分类概述。

1.兼具图、纪、传、表、志五种体裁者

例如王同编纂的光绪《唐栖志》,第一卷为《图说》,载有《唐栖市镇图》《下塘漕河图》《超山图》《海云洞图》以及《栖溪讲舍图》等;第十八卷为《事纪》,分为行宫、衙署、仓储、塘堤、保甲等方面的专题,记载当地大事沿革^[41];第九卷至第十五卷为《人物》,分为孝友、义行、耆旧、列女、寓贤、方外等不同类别的人物传记;第八卷为《选举表》,记载明清时期唐栖镇获得各级科举功名者的基本情况;此外其他卷帙即为志体,其中第二卷志《山水》、第三卷志《桥梁》、第七卷志《梵刹》、第十六卷志《艺文》等皆是如此。^[42]又如章圭瑑纂辑宣统《黄渡续志》,卷首载有《黄渡乡图》;卷七《兵事》,对影响当地甚巨的晚清以来的“土匪事”与“粤匪事”进行了专门记载,^[43]属于专题大事纪的体裁;卷五《人物》,即人物传记体;卷一记述当地防军,有“营名及管带姓氏、到防年月”表,《宪政》一目下有关于选举情况的简表;此外皆为志体,如卷一志《建置》、卷三志《水利》、卷六志《艺文》等。^[44]清代乡镇志书中能够将五种体裁综合运用的情况不为多见。这两部志书在编纂上综合运用各类体裁,既突出了地方特色与文献价值,又彰显了记载内容的不同侧重点,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效果。

2.具备图、表、传、志四种体裁者(www.daowen.com)

例如陈曦编纂的乾隆《娄塘志》,卷首载有《娄塘镇图》;卷一《疆隅志》有《市镇沿革乡都分属表》,卷四《选举志》有《科贡表》;虽然全书通篇称“志”(例如卷一《疆隅志》、卷二《建置志》等),但其中卷五、卷六的《人物志》即为“人物传”的别称;此外,卷三为《水利志》、卷四为《选举志》、卷七为《艺文志》等,皆属专志体裁。^[45]又如蔡丙圻所纂光绪《黎里续志》,卷首有《黎里镇全图》《忠义祠图》《众善堂图》等多幅舆地形势与地理景观图;卷五有《职官表》《忠义表》《贡生表》《科第表》《袭荫表》等十表;其书卷六至卷十一为人物传,记载里中先贤、仕宦、释道等;此外,卷一至卷四,分别记载了沿革、山水、物产、方言、祠庙、古迹、撰述(即书目著录)等内容,都属于专门志体。^[46]这一类型的组合在清代乡镇志书的体裁运用中较为多见。

3.具备图、纪、传、志四种体裁者

例如吴荣光编纂的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首有《忠义乡域图》《佛山形势龙脉图》《佛山八景全图》等多种图幅;卷之六为《乡事》,以大事纪编年的体裁叙述佛山忠义乡历史发展脉络;卷之八《名宦》、卷之九《人物》,皆是人物传记体裁;此外其他卷帙皆为志体,例如卷之一《乡域》、卷之五《乡俗》、卷之十《选举》(又分上下)、卷之十一《艺文》(又分上下)等。^[47]又如焦循所著的嘉庆《北湖小志》,卷首有北湖河道水网形势图六幅,以及旧迹名胜十图;卷六为《家述》(又分上下),实际上是以焦氏家族为中心叙述北湖地区的大事沿革;卷三、卷四载里中先贤人物列传二十一篇;此外,卷一有《叙水》(又分上下)、《叙地》《叙风俗》等篇,卷二收录里中名胜景观的专记若干篇(《开元寺记》《诵芬庄记》《珠湖草堂记》等),卷五《书人瑞》《书金石》等篇,这些皆属专志体裁,实际上即等同于“风俗志”“水利志”“金石志”等含义。焦循所编纂的这部里中志书,深受传统史学义法(尤其是《史记》的编纂义例)影响,因此在志书的命名称谓上显得较为特殊。^[48]由于清代乡镇志书在篇目中设置大事纪的情况不为多见,因此“纪”在这五种体裁的运用中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

4.具备图、传、志三种体裁者

例如叶长龄等纂、叶钟敏重辑的光绪《杨舍堡城志稿》,卷首有《杨舍堡城图》与《杨舍镇全图》;卷十、卷十一分载《人物》与《列女》,自是传体无疑;其余卷帙皆是专志体裁,诸如卷六《风俗》、卷七《物产》、卷九《选举》等,皆是专记镇中相关事物的篇目。^[49]又如黄兆柽纂光绪《平望续志》,卷首有《平望镇一里开方图》与里中胜景图多幅;卷七、卷八为人物传,分别记载《艺能》《忠义》《寓贤》等篇目;此外卷帙皆属志体,如卷五志《职官》、卷六志《选举》、卷十一志《艺文》(书目)等皆是。^[50]如前所述,清代乡镇志书体裁中必不可少的是“志”与“传”两种,此外大多数志书都有卷首图幅(或为舆地、或为景观),是则“图”“传”“志”三种体裁的组合运用,乃是清代乡镇志书编纂所采用的最基本、最常见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图”“传”“志”“表”四种体裁的运用,这也是较为常见的情况。

5.具备表、传、志三种体裁者

例如朱栋所纂嘉庆《朱泾志》,卷五有《官师表》与《选举表》两种;卷六至卷九则为先贤人物、艺术列女等传记;其余卷一为《疆域志》、卷二为《建置志》、卷三为《水利志》、卷四为《名迹志》,皆属专门志体。^[51]又如高如圭编纂的光绪《章练小志稿》,就其篇目来看,卷三有《学校一览表》与《职官表》;卷四与卷三(名宦)、卷五的各一部分(寓贤、列女)为传记体裁;其他卷帙则分别有《区域沿革》《形胜》《田赋》《户口》《物产》《风俗》《科名》诸志。^[52]

6.具备纪、传、志三种体裁者

例如宋景关所纂乾隆《乍浦志》,卷六为《外纪》,备述明正统七年以来乍浦当地的大事概略;卷五为人物传;其余者,卷一为《城市》、卷二为《山川》、卷三为《武备》、卷四为《职官》,即分别相当于“沿革志”“山川志”“武备志”与“职官志”,是为三体兼用的类型。^[53]又如柯琮璜纂修的道光《诒经堂重修安平志》,卷十有《大事志》,是为“大事纪”的体裁;卷七为《人物志》,属于传记体裁;其他卷帙则有卷二《地理志》、卷三《水利志》、卷四《户籍志》与《物类志》、卷六《职官志》与《选举志》等,皆为书志体裁。^[54]

综上可见,清代乡镇志书的体裁是非常灵活多样的,不同志书对于体裁的运用情况不尽相同,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图、传、志三体兼备与图、表、传、志四体兼用的形式。个别志书能够做到图、纪、传、表、志五种体裁的综合运用,而另一些内容稍显单薄的志书则仅采用志、传两种体裁。不同体裁的组合运用,表现了志书的编纂特色与编纂者的意图构思,而且对于突显所载内容的价值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与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