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对于地方志书的命名,其规律多是以具体地名(或者雅称别名)加上通称“志”(包括“小志”“补志”“续志”“新志”等称谓)的方式组合而成的。例如刘棫纂辑的光绪《菊泉里志》、孙霖编纂的乾隆《菱湖小志》、黄宗城所纂光绪《梅李补志》、黄兆柽编纂光绪《平望续志》、沈元镇纂辑乾隆《硖川新志》等,皆是如此。但是这种命名规律的最终形成,乃是在宋代以后(尤其是南宋以来)地方志书发展走向定型、体例趋于稳定之后的产物。

我们知道,地方志书的发展,在经历了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地记、隋唐五代的图经这两大阶段之后,及至宋代开始在体例编次与内容安排上逐渐趋于定型和稳固,其所确立的范型与传统对后世的地方志书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地方志书命名形式的演变过程来看,也是随着地方志书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发展而最终趋向定型的,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地方志书的命名形式都有各自的时代特征。在汉魏南北朝时期,地记的编纂大为兴盛,就其命名来看,主要是以某地名称加上“记”或者“传”的字样进行组合,例如罗含撰《湘中记》、刘道真撰《钱塘记》、鲍至撰《南雍州记》;刘义庆撰《徐州先贤传》、宋孝王撰《关东风俗传》、习凿齿撰《襄阳耆旧传》,等等。^[21]以“记”或者“传”的字样作为地方志书的通称,表明了当时地记的编纂深受传统史学体例的影响。一般而言,通称为“记”的地记多是地理与人物的记载并重,延续了《汉书·地理志》以来的地理志书编纂传统;而通名为“传”的地记,尤其是“先贤传”“耆旧传”“人物传”等,当是以人物传记为重点,在体裁上更加偏重于纪传体的史著形式。汉魏南北朝时期地记由于通称各异而形成的记载侧重的不同取向,正是反映了地记在内容记载上的多样性。隋唐五代时期,地方志书的发展进入了编纂图经的阶段,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地记著作形式渐趋消失。隋唐五代的图经较之地记而言,在体例与内容上都有了长足的演进,就目前所见保存较为完整的唐代敦煌图经《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唐代图经在体例上不仅采用了为后世地方志编纂所遵循的平目体,依照不同的要素门类展开叙述,而且在内容记载上也能够注重在整体的编纂框架中达到地理与人文内容的均衡,避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在内容记载上畸轻畸重、导致体例不纯的弊病。当时各地志书皆以“图经”为名(例如《润州图经》《辽州图经》《饶州图经》等),虽然名称尚属不同,但是唐代图经在体例上已经较为接近后世的平目体志书,在地方志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从宋代开始,地方志书的编纂体例与内容都开始趋向定型,虽然北宋时期尚有部分地方志书名为图经,但其编纂体例已经改成平目体的形式,只是沿用了传统的志书称谓,实质上已经成为定型的方志。^[22]及至南宋以降,方志发展最终得以定型,以“临安三志”为代表,标志着地方志书在命名称谓、编纂体例、内容安排上都有了一个可供遵循效法的准则,为元明清时期地方志书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地方志发展的最终定型,其在关于志书命名方式上的特征,体现为主要以“志”的称谓作为地方志书的通称,辅以一些沿袭传统史学著作体裁的别称,这在明清时期地方志书的编纂发展史上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与沿袭。

清代乡镇志书的命名方式,主要是以具体地名(或雅称别名)加上“志”(及“小志”“补志”等)这一类的通称组合而成的^[23]。例如郎遂纂康熙《杏花村志》、郑得来纂康熙《连江里志略》、程文翰编光绪《善和乡志》等,这些乡镇志书的命名方式就是以实际具体的地名(例如乡、镇、村、里等)加上“志”这一类的通称。又如杨志达纂辑康熙《槎溪里志》、陈尚古所纂康熙《仙潭志余》、周郁宾所纂嘉庆《珠里小志》等乡镇志书的命名方式,则是以当地的别名雅称加上“志”这一类的通称。其中“槎溪”即上海南翔镇的古名雅称,“仙潭”即浙江德清新市镇的别称,“珠里”即指上海青浦古镇朱家角。此外还有以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地理标志(例如山水、寺塔等)作为志书的名称,例如孙廷铨所纂康熙《颜山杂记》、焦循编纂的嘉庆《北湖小志》、王廷和编纂的乾隆《峰泖志》(此志之前有明代《泖塔记》,民国时期又续纂为《长水塔志》,所载皆是一地)等,其中“颜山”即代表颜神镇、“北湖”指的是扬州城北水网密布、因水而成市镇的北湖地区,而“峰泖”即松江天马山镇一带的标志性地理景观。倘若不细细翻阅这些志书的内容,则会将其误收入山水志或者寺塔志中。除了上述情况之外,清代乡镇志书在命名上还有十类不同的别称,兹分类缕述如次。

1.“记”(“杂记”“续记”“记闻”)

例如徐文范纂辑乾隆《钱门塘市记》、钱浚纂光绪《穿山记》、张端木纂乾隆《西林杂记》、潘夏珠所纂顺治《临平续记》、胡琢纂修乾隆《濮镇记闻》等乡镇志书皆是以此命名。从编纂体例上来看,这些志书多是采用平目体或纲目体的形式,分门别类进行叙述。以金端表所纂道光《刘河镇记略》为例,该志即分为《发源》《水利》《创始》《形势》《盛衰》《人物》《古迹》《节孝》《街巷》《灾异》《土产》《俗谈》《奇事》《宦迹》等十四卷,虽然个别篇目门类名称较之一般志书而言有些不同(如《发源》《创始》《形势》《盛衰》),但在其下皆有小注说明。^[24]一般而言,称“记”的清代乡镇志书,虽然沿袭了一般志书的编纂体例,但在具体设置篇目上仍有一定的机动灵活性。

2.“识”(“小识”“杂识”)

例如杨希澯编述道光《恬庄小识》、柳树芳辑录道光《分湖小识》、夏骃所纂乾隆《乌青杂识》等乡镇志书皆是以此命名。所谓“识”,从语义训诂上来看,与“志”“记”等的含义是基本一致的,因而“小识”即是“小志”的意思,可以说只是换了一种别称而已。如就杨希澯编述道光《恬庄小识》来看,该志即采用平目体的形式,详细记载该地河梁、公所、义局、孝义、科名、职官等内容,与一般的乡镇志书体裁完全一致。即如杨希澯在自序中所说:“我儿英彝、英类,曾仿支溪、徐市各小志,辑《恬庄小识》,俱未之竟。”^[25]这说明道光《恬庄小识》不仅在体例上借鉴了其他市镇“小志”的编纂方式以为有所仿照,而且称为“识”者,无非只是一种别名、别称,实际上就是“《恬庄小志》”。这不仅在语义训诂上可以等同,而且也可以通过与所借鉴的志书体例进行比对得知。^[26]

3.“录”(“杂录”)

例如岳昭垲纂同治《濮录》、钱以陶辑纂道光《厂头杂录》。按“录”与“记”同义,这类乡镇志书在编纂体例上与前述以“记”为名的志书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

4.“文献”(“遗献”“征献”)

例如张园真所纂康熙《乌青文献》、张鸿寯编纂乾隆《南浔文献志》、朱闻所纂道光《练溪文献》;程庭鹭所纂嘉庆《涂淞遗献录》、倪赐纂乾隆《唐墅征献录》、赵元溥所纂《唐墅征献录补编》、张璐纂《唐墅征献录续编》等乡镇志书皆是以此命名。凡称“文献”的清代乡镇志书,其基本特点乃是主要收录地方文人名士传记以及大量的诗文碑记,按类分载,以突出保存地方文献、以备征考的用意。以黄炳宸编纂的同治《梅李文献小志稿》来看,该志在总述里中地理沿革与街巷水道情况后,便按类“集文”,将相关的诗文碑记附载于对应的条目下。如记载里中的黄香墓,其后便附载劳必达所撰《汉尚书令孝子墓碑阴记》,以文献资料的形式进行补充说明。这种编纂方式固然能够保存不少珍贵的文献,但是在体例上却有不足之处,容易使得志书变成地方诗文集的汇编,潘镐编纂的《梅里文献小志》即是如此。此外,名为“征献”的乡镇志书有可能多侧重于地方先贤人物传记的载录。以茅应奎所纂乾隆《东西林汇考》为例,其书卷五为《征献志》,卷首小序云:“我镇土膏溪秀,人文辈出,或标伟伐于当年,或垂清风于奕世,或一姓而冠盖蝉联,或播迁而缥缃郁起。吏治文学,飞跃互奇,元抱青衿,栖迟各异……皆秀气所钟而野史堪载者也。”^[27]以下则分为“勋贤”“儒行”“高义”“科贡”“例仕”诸目收录里中人物列传。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例。

5.“编”(“类编”“续编”“简编”)

例如周逸民辑康熙《栖乘类编》、金淮纂嘉庆《濮川所闻记续编》、曹组城重辑嘉庆《重辑贞溪编》、陆咏荃原纂、陆世益重编光绪《外冈志简编》等乡镇志书皆是以此命名。以“编”为志书称谓,推其渊源,当是深受古代史学编纂传统的影响,以此仿效史著体例、追求高古之意的缘故所致。(www.daowen.com)

6.“略”(“志略”“述略”“集略”)

例如张之鼐辑康熙《栖里景物略》、王家枚所纂光绪《龙砂志略》、徐士燕辑纂同治《竹里述略》、凌应秋辑乾隆《沙溪集略》、佚名纂道光《佛山街略》等乡镇志书皆是以此命名。所谓“略”者,乃是取其概貌、概略的意思而言,并非只是就篇幅而论详略。上述几部乡镇志书,除了道光《佛山街略》仅为一册十二叶的刻本外,其余志书卷帙篇幅都较大,例如康熙《栖里景物略》十二卷、光绪《龙砂志略》十卷、乾隆《沙溪集略》八卷等,其志书称为“略”而卷帙篇幅却不略,这实际上是编纂者的一种谦逊之辞,表示自己所编纂的志书只能展现当地情况之大略所在。

7.“乘”

清代乡镇志书中以“乘”为名者仅有六例,分别为:曹菽园辑康熙《栖水文乘》、周逸民辑康熙《栖乘类编》、章腾龙所纂乾隆《贞丰拟乘》、姚葭客所纂乾隆《双林支乘》、章腾龙原纂、陈勰增辑嘉庆《贞丰拟乘》、常春锦编纂的光绪《鰕沟里乘》。“乘”为先秦诸侯国史之体(如《晋乘》),志书以此为名,不仅是对于传统史学编纂体例的效仿,也表明了编纂者认为“志属史体”的方志学思想。

8.“考”

清代乡镇志书中以“考”为名者仅此二例:即茅应奎纂乾隆《东西林汇考》、王世禛纂康熙《浯溪考》。按茅应奎纂乾隆《东西林汇考》,原序题作“东西林汇志”,后因每卷以“志”命名(如卷一形胜志、卷二建置志、卷三古迹志等),为避免重叠而改志书总名为“考”。

9.“征”

例如张为金所纂嘉庆《真如征》,清代乡镇志书中以“征”为名者仅此一例。此志已佚,因而不得知其体例大概。按“征”与“考” 的语义接近,因而推断这种名称的志书体裁,可能与上述乾隆《东西林汇考》类似。

10.“注”

例如陈尚古纂康熙《新溪注》,清代乡镇志书中以“注”为名者仅此一例。此志已佚,无从得知其大概情况。按“注”“记”“识”的语义接近,所谓“新溪注”即为“新溪记”或“新溪小识”之类的含义,但对其体例终究不可得知。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清代乡镇志书的命名方式具有极大的多样性与灵活性。虽然多数志书即以“志”这一类通称为名,但也有不少乡镇志书在命名上别出机杼,或取近义别称(如“志”“记”“识”“录”等文义相近),或仿史著体裁(如“编”“乘”“考”),体现了编纂志书的不同用意所在。除此之外,我们通过志书的名称,还能对于其编纂方式与文献形态有所认知。以“续志”“补志”为名者,必是续补前志而成,例如潘孝曾辑纂的嘉庆《娄塘镇续志》,所续旧志为陈曦所编乾隆《娄塘志》;章圭瑑纂辑宣统《黄渡续志》,其所续志书为章树福纂辑的咸丰《黄渡镇志》;而在龚文洵的光绪《唐市补志》编纂之前,即有倪赐所纂乾隆《唐市志》与苏双翔补纂的道光《唐市志》两种,等等。志书名称为“稿”“草”者,固然带有编纂者以为志书尚不成熟的谦虚之意,但也展现了志书的基本文献形态。例如沈宗城纂有道光《元和唯亭志稿》,成稿于清道光十八年,其后沈藻采于清道光二十八年纂成道光《元和唯亭志》,则道光《元和唯亭志稿》为沈藻采志书编纂所依据的稿本;黄炳宸所纂同治《梅李文献小志稿》,名为稿本,但其编纂体例与内容记载皆较为完备,当是编纂者谦逊之意,以求更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