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志书的编纂起源于宋代,经过明代的发展演变,其体例不断成熟进步,篇目设计与编纂体裁不断得到完善,记载的内容日益丰富多彩,志书的编纂水准不断得到提高。到了清代,随着全国各地乡镇社会(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市镇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人文事业的繁荣昌盛,乡镇志书的编纂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不仅在数量与种类上大有增加和突破,而且在志书的体例、体裁以及篇目门类的多样化方面展示出非常鲜明的特点,由此成为地方志书文献的一个重要门类与组成部分。

目前可考知的最早出现的乡镇志书为梅尧臣编纂的《青龙杂志》(佚),其成书年代约在北宋中期的嘉祐五年之前。^[1]此后又有林鉴所纂《续青龙志》(佚),其成书年代或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之间。^[2]由于这两部乡镇志书目前都已亡佚不见,我们无法得知其编纂体例、体裁与篇目构架的具体情形。但仅就其志书命名来看,似有唐宋时期史料笔记著述体例的意味,因此推测,这两部乡镇志书文献有可能较为接近史料笔记的体裁,其作为地方志书的体例尚未完全成熟,仍具有杂史著述的文献性质。这种情况,也是与方志发展史上北宋时期的地方志书体例尚未完全定型,仍在图经与定型志书之间有所变动的历史特征相适应的。目前可以确切考知的宋代乡镇志书共有九种,现仅存一种,其中上海、湖南两个地区各有两种(皆佚),浙江地区有四种(现存一种),福建一种(佚)。其名目分别为:梅尧臣所纂《青龙杂志》,卷数不详,成书于北宋中期嘉祐五年之前,已佚;林鉴纂《续青龙志》,卷数不详,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之间成书,已佚;罗叔韶修、常棠纂宝祐《澉水志》八卷,南宋宝祐四年成书,现存;张即之纂《桃源志》,卷数不详,南宋后期成书,已佚;沈平所纂《乌青志》四卷以及《乌青拾遗》,皆于南宋末年成书,皆已亡佚;南宋时期佚名所纂《安海志》,卷数不详,已佚;李仁刚纂《浯溪志》,卷数不详,成书于南宋中期,已佚;綦光祖纂《浯溪志》,卷数不详,成书于南宋中期,已佚。就宋代乡镇志书的时段分布特征来看,由于绝大部分志书皆亡佚不存,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线索来明确其志书编纂的历史时期,其中上海地区的两种乡镇志书当在北宋中期以及南宋初期之前成书,浙江地区的四种志书皆成书于南宋后期,福建的一种志书也是成于南宋时期,湖南的两种志书皆成于南宋中期。由此可知,南宋时期编纂的志书占据目前所知宋代乡镇志书的绝大部分数量。就地域分布来看,上海与浙江地区合占宋代乡镇志书的2/3比重,成为已知宋代乡镇志书最为集中的地区。宋代乡镇志书的地域分布特点在后世乡镇志书发展过程中一直得以延续,明清时期的江苏、浙江以及上海三地,同样是乡镇志书编纂数量最为集中以及修志活跃程度最高的地区所在。

关于宋代乡镇志书的特点,我们目前仅能以常棠编纂的宝祐《澉水志》来进行探究。该志在编纂上采用了分纲列目的纲目体形式,分为《地理》《山》《水》《廨舍》《坊巷》《坊场》《军寨》《亭堂》《桥梁》《学校》等十五个大门类进行记载,其中《地理门》下又细分为《沿革》《风俗》《形势》《户口》《赋税》等九个次一级篇目进行专题详述。^[3]从体裁运用上看,该志卷首有图(即《澉浦所全图》),无人物传记,全篇门类皆为书志体,属于兼备图、志两种体裁的志书。宝祐《澉水志》以这种纲举目张的编纂体裁与篇目框架,对南宋时期澉浦镇的历史、人文、地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分门别类的记述,其编纂体例稳当,篇目设计得体,语言叙述凝练有法、详略得当,与南宋“临安三志”在编纂上具有一致的风格与特点,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宋代名志。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评介其为:“叙述简核,纲目该备,而八卷之书,为页止四十有四……可谓体例精严,藻不妄抒者矣。”^[4]清代学者周中孚亦评价此志为:“叙述赅括,体例谨严,而文尤雅洁。盖为一镇作志,自不能多所搜采,故以精简出之。”^[5]所以一直以来宝祐《澉水志》都被奉为编纂乡镇志书的典范之作,对后世乡镇志书的编纂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囿于资料所限,我们尚未考得有元代的乡镇志书名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丰灼编纂的《三茅山志》系目前仅见的元代乡镇志书。^[6]洪焕椿先生在《浙江方志考》中虽然将此志归入山水志的范畴,但是在具体考述中引述了陈耆卿所撰《三茅山志序》,其所录陈序云:“山以志重,而名贤治行、潜德忠贞足为仪范者,与之而昭示乎来祀。是则其名虽曰山志,实乃乡镇之书也。”^[7]由此来看,陈耆卿似乎又将丰灼编纂的《三茅山志》当作乡镇志书,而洪先生也误以此志为山水志,在志书分类上出现了矛盾。然检对明人高宇泰撰《敬止录》卷四十所载陈耆卿序文,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发现在“昭示乎来祀”之后根本不是洪焕椿先生引述的所谓“是则其名虽曰山志,实乃乡镇之书也”的语句,而是“盖先生文学政事,于往哲无愧”云云的评赞文字,并以此结尾。^[8]由此可知,洪著中所谓“其名虽曰山志,实乃乡镇之书也”乃是作者自下之按语,却不慎误入所引述材料中而且未发现讹误所在;后来学者未经检对原书序文,径将此语认为是陈耆卿原文所述,因此造成了误解。实际上就陈耆卿所述以及任埙所撰序文来看,这部志书记载了以元代宁波三茅山地区(今宁波鄞州区与奉化区交界一带)为中心的自然、人文、特产、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当属于山水志范畴,因此不能将其列入乡镇志书的行列中。

乡镇志书在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数量上看,目前可考知的明代乡镇志书有76种,其中现存20种,亡佚56种。就其时空分布特征来看,其中上海地区有8种,现存1种,亡佚7种,在时段上主要集中在明代中后期的万历、崇祯年间(五种志书)。明代江苏地区的乡镇志书有28种,现存9种,亡佚19种,其中23种志书的成书时段集中分布于明代嘉靖以后的时期,尤其是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的志书(12种)占了一半比重,此外嘉靖与万历两朝合计有志书11种,可见明代江苏地区乡镇志书的主要分布时段即为明中叶的嘉靖、万历时期以及明末天启、崇祯年间。浙江地区共有明代乡镇志书27种,现存7种,亡佚20种,明代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崇祯三朝编纂的志书(18种)占其全体数量的2/3比重。此外其他地区的明代乡镇志书的数量较为零散,就时段分布来看,也是基本集中在明代中后期的。明代乡镇志书的这种时空分布特征,恰恰是与明代中后期以来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市镇社会繁荣、经济发展与人文教育昌盛的历史背景相一致的。明代各地区乡镇(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市镇社会)的不断繁荣发展与地方人文事业的兴盛,成为编纂乡镇志书的重要物质和文化基础。

从志书体例与编纂体裁的成熟完备以及记载篇目门类的丰富程度上看,明代乡镇志书较之南宋时期的乡镇志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以董榖纂修的嘉靖《续澉水志》为例,该志虽然沿用了宝祐《澉水志》的纲目体形式,但是在分纲列目的程度上更为精细,每个大类都有次一级细目的设置。例如宝祐《澉水志》仅在《地理门》下细分为《沿革》《风俗》《形势》《户口》等九个细目进行记述,其他诸门并未再行划分次级篇目,而嘉靖《续澉水志》仅在卷之四《贡赋纪》下就分置《区图》《丁产》《税课局》《盐课》《滩荡》《团盘》《屯种》《岁造》共八个细目,主要用来记载当地的赋税、丁产与户口等内容,全志更是分为九个大类共五十一个细目门类进行记述,不仅其分类的细致程度较之宝祐《澉水志》更上一层,而且进一步丰富了相关内容的记载。^[9]又如嘉靖《续澉水志》卷之五《兵卫纪》下又分为《城池》《军伍》《校场》《砦堠》《铺舍》等次级篇目,而在宝祐《澉水志》中大致与这些篇目记载的内容相对应的乃是《廨舍》《坊巷》《坊场》《军寨》等高一级的大门类,但其所载内容都较为简略单薄,实际上等同于一般志书中的细目所载内容的篇幅容量。因此,董榖在编纂嘉靖《续澉水志》的过程中,便把属于此类情况的大类篇目降格为细目并列处理,这样在篇目大类设置上较之宝祐《澉水志》减少了许多,不仅看上去显得线索明晰、条例清楚,而且在次级细目的设置与编排上更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使得志书各卷各类的篇幅也显得更为均衡,体例更趋精严。

从志书的体裁运用方面来进行比较,宝祐《澉水志》仅有图、志二体,通篇无人物列传,在体裁的综合运用上稍显不足,这当然与记载对象的内容丰富程度有一定关联,但也反映了乡镇志书在初创时期编纂体裁与记载内容方面的不完善情况。而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记载对象在内容上的日益丰富,嘉靖《续澉水志》在编纂中就增设了《人物纪》一卷,运用传记体裁记述乡里先贤人物,丰富了乡镇志书的记载内容,而且卷首载图较之宝祐《澉水志》亦为多,不仅有舆地形势图,又增加了地理景观图。嘉靖《续澉水志》图、传、志三体兼备,整部志书的内容与形式更趋丰富完备,由此展现了明代乡镇志书较之南宋乡镇志书编纂的长足发展特征。

再以殷聘尹所纂崇祯《外冈志》为例,该志采用了平目体的形式,分为《沿革》《里域》《故迹》《水利》《桥梁》《社学》《风俗》《俗蠹》《寺观》《人物》《物产》等二十八个篇目门类,对明末嘉定外冈镇的地理沿革、街巷里坊、风俗时序、人物先贤等方面进行了综合的记载。^[10]在编纂体裁上仅是志、传二体并用,且卷首无图,其体裁运用较之嘉靖《续澉水志》则显得相对单薄。若将崇祯《外冈志》与宝祐《澉水志》进行比较来看,这两部志书有如下四点共同特征:第一,前者仅有两卷,两三万字之谱,后者虽有八卷,但“为页止四十有四”,两种志书的篇幅都相对不大;第二,两部志书虽然在体例上有所不同^[11],但是在篇目门类设置上都体现了不厌其烦的特点,或是细分次级门类,虽略必书,或是大量门目并举,不分层级,这种特点与两部志书篇幅之简短单薄以及所需记载对象内容的不甚丰富的实际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第三,两部志书在体裁运用上略显单薄,其中宝祐《澉水志》无人物传记体裁,仅为图、志二体,而崇祯《外冈志》卷首无舆地形势图,仅为志、传二体,这都与清代乡镇志书基本具备的图、传、志三体的特征尚有一定距离;第四,两部志书在叙述上都表现得较为简洁明了,语言凝练精确、不事铺张,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崇祯《外冈志》的编纂继承了宋代地方志书的优良传统,具备宋元志书的遗风。然而,崇祯《外冈志》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保存了珍贵的地方文献史料。该志有《俗蠹》一门,详细记述了无赖蠹民横行乡里的恶习与“打行”“撇青”“访行”“讼师”等风俗^[12],对于研究明代末期江南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与风俗文化演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3]

综上所述,这些乡镇志书的特征从整体上反映了自宋代以来乡镇志书在体例、体裁以及篇目设计上的不断完善与演进的发展趋势,为清代乡镇志书编纂的繁盛时期到来,以及志书的体例体裁丰富多样、记载方式富于个性的鲜明特点之形成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表1-1　宋明时期乡镇志书分省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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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2.《上海方志提要》《江苏旧方志提要》《浙江方志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