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批和中旨的使用，是皇帝抛开内阁的票拟，自行发布命令。这在表面上看只是皇帝文书形成过程中一个程序化的问题，但本质上，这种程序上的错位，反映了内阁意志与皇帝意志的抗衡，是皇帝独裁意志的终极形式。

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朝廷中就没有了能够与皇权产生一定制衡的力量，明代的皇帝专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内阁出现后，尤其是票拟的制度化，使得内阁每天都有了代皇帝做出“主张”^[34]的机会。内阁利用票拟，以封建道德和统治集团的最高利益，来规范皇帝文书的使用，力保皇帝文书这种国家公器在决策中被正确使用。票拟是封建士大夫集团在明代有限的政治空间内制约皇权的一种制度。但明代的内阁在体制上并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它完全依附于皇帝，对皇帝的影响完全取决于皇帝的个人兴趣和好恶。皇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当走正常的程序行不通时，就抛开内阁票拟的约束，而以中旨和内批来实现，这是专制皇权的一种体现。(www.daowen.com)

内批和中旨的使用，不仅破坏了明代皇帝文书处理制度，而且引发朝政混乱，导致大臣的派系之争，对明代政治产生了极坏影响。嘉靖朝大礼议，世宗多次否决内阁的拟旨和廷议的主张，又多次颁下中旨，为支持自己的人加官。嘉靖六年（1527年），内阁实行大换班，原来反对议礼的内阁大臣都被清洗。嘉靖帝非常希望他所倚重的张璁、桂萼等能够入阁，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但要使张璁等人入阁并非易事。按照制度，阁臣的选任，一般要经过廷推或会推。如果不经会推，而由皇帝直接任命，则被看作是违反制度的做法；同时这样做，也必须得到首辅的认可，不予封驳才可。初行会推之时，嘉靖帝还寄希望于张璁、桂萼等人能够被推举。会推前，嘉靖帝本人对参与会推的官员做出暗示；会推后，对廷议推举出的人选又多次否决，但终是无助于张、桂。这些议礼官员在朝臣中的人望极差，根本不可能被会推。无奈之下，嘉靖帝直接颁下中旨，命张璁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预机务。嘉靖八年（1529年），又以中旨命桂萼为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预机务。这些议礼官员以中旨骤贵，与那些因反对议礼而被罢官、排挤、打压甚至治罪的大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导致了内阁激烈的党争和朝廷朋党林立的政治居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