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批和中旨都是以皇帝名义颁发的文书，但考察明代的内批和中旨，可以发现其在使用中有两种情况：一是皇帝抛开内阁票拟，按照个人意志自行发布命令，体现皇帝的独裁意志；二是宦官专权，利用内批和中旨谋取私利，成为宦官窃取皇权的一种工具。有时这两种情况又交织在一起，无法完全区分。应该说，明代内阁制度发展、完善的同时，内臣的实力也在不断发展。皇帝对这两种力量的依赖，导致其对皇帝文书的控制权力互有消长。内批和中旨就是皇帝摆脱内阁约束，按照自己的意愿形成的文书。这种突破制度所形成的文书，也为宦官窃取皇权，满足私欲创造了机会和条件。所以，无论是哪种情况下使用的内批和中旨，都是君主专权所派生的一种文书现象。

仁宗时，就有内批的使用。“初兵部尚书李庆言于上曰：‘民间牧马蕃衍已散之军伍，尚余数千，请令朝觐官领之太仆苑马，岁课其息，有亏罚与民同。’杨士奇不可，庆忿不纳。士奇奏曰：‘朝廷求贤任官，今乃使养马而课责与民同，且所散不及三千，而朝廷负此名于天下，岂贵贤贱畜之意乎？’上许，出内批罢之，已而不闻。明日士奇又言之，上曰：‘偶忘之。’有顷上御思善阁，召士奇谕曰：‘内批岂真忘之？朕闻吕震、李庆等皆忿卿，朕念卿孤立，恐为众所伤，不欲因卿言而罢。今有名矣。’出示章，则陕西按察使陈智言畜马不便，命士奇据此草敕止之。士奇顿首”^[3]。仁宗还以内批径行奖掖：“仁宗在位时，一日内臣道及太宗皇帝晩年欲立赵府为储，谕意于东杨，东杨即对以赵府面鼻欹侧，不宜正位，遂宣赵府熟视，顷之意顿罢。仁庙闻之，即日降内批，东杨加少傅兼谨身殿大学士。”^[4]但内批显然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不符合惯常的文书渠道的，仁宗以内批抑李庆，扬杨士奇，连仁宗自己都觉得有强制而难以服人之嫌，最后还是走了正常的文书渠道。

宣德朝是票拟制度确立的时期。从票拟制度确立之始，就伴随着中旨和内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条资料：“至宣德时，始令内阁杨士奇辈及尚书兼詹事蹇义、夏原吉，于凡中外章奏，许用小票墨书，贴各疏面上进，谓之条旨，中易红书批出，御笔亲书。及遇大事，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传旨处分，不待批答。自后始专命内阁条旨，然中每依违，或径由中出。”^[5]内阁的票拟，从一开始就被“依违”，甚至旨意“径由中出”，不依票拟。杨士奇在奏疏中也指出，宣德“即位之初，所施行事，间出中旨”。但由于当时三杨主政内阁，在大臣的劝诫之下，“此涂渐塞，朝纲浸清”^[6]，章奏一般都下内阁票拟后，再行批红。一般来说，仁宣时期，中旨和内批没有对朝政产生大的影响。

自正统朝开始，王振把持司礼监，英宗对其信任有加，“委政中官王振”，王振得以侵越内阁职权，干预朝政。早在正统元年（1436年）三杨还主政内阁时，王振就开始利用中旨干政。“一日，（王振）语杨士奇、（杨）荣曰：‘朝廷事久劳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尽瘁报国，死而后已。’荣曰：‘吾辈衰残，无以效力，当择后生可任者，报圣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荣失言。荣曰：‘彼厌吾辈矣，一旦内中出片纸令某人入阁，且奈何？及此时进一二贤者，同心协力，尚可为也。’士奇为然。”这条资料表明虽然杨溥在以机智的策略与王振相抗衡，但此时王振完全可以以中旨谋进内阁大臣。事实上，三杨主政内阁的后期，对中旨已有无可奈何之情势。土木之变后，“后起者争暴其短，以为依违中旨，酿成贼奄之祸，亦过刻之端也”^[7]。太皇太后去后，王振势力愈张。他为了建立个人淫威，钳制舆论，假皇帝之意图，屡出中旨，催折朝臣中的反对派。国子监祭酒李时勉，是著名儒臣，年高德劭，深受爱戴，不摧眉事王振。“初，时勉请改建国学，帝命王振往视，时勉待振无加礼，振衔之，廉其短，无所得。时勉尝芟彝伦堂树旁枝，振遂言时勉擅伐官树入家，取中旨，与司业赵琬、掌馔金鉴并枷国子监前。”^[8]正统八年（1443年），翰林院侍讲刘球上疏，要求英宗效法太祖、太宗，政自己出，权不下移。有疑难之事，应与内阁大臣商榷，不应任由王振揽权，中旨决策。指出：“夫政自己出，则权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罢及晚午二朝，必进大臣于顺门或便殿，亲与裁决庶政，或事有疑则召掌机务之臣商确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权归于上。皇上临御九年，事体日熟，愿守二圣之成规，复亲决之故事，庶几权纲有归，而政惟一矣。”^[9]这是对王振揽权，太阿倒执的强烈抗议，同时也提示当时内阁失权，宦官把持皇帝文书，到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程度。

成化时期，内批和中旨的使用越来越多。一方面，以内批任命朝廷大臣。成化十六年，“始以内批授官”^[10]，成为以内批进退大臣之肇始。如“（尹）直自初为侍郎以至入阁，夤缘攀附，皆取中旨”^[11]。当时官吏的任免，已由汪直等近侍内臣所控制，他们排陷诬奏正直的朝臣，提拔依附逢迎之辈。在汪直的请求下，宪宗手敕，进吏部尚书尹旻太子太保，将向皇帝奏请复开西厂的戴缙和王亿分别擢为佥都御史湖广按察副史。另一方面，以中旨取大量的所谓“传奉官”。“初，帝践位甫踰月，即命中官传旨，用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自后相继不绝，一传旨姓名至百十人，时谓之传奉官，文武僧道滥恩泽者数千。”^[12]尹直在《謇斋琐缀录》对中旨任传奉官有更形象的记载：“成化间，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序班等职，不由内阁、吏部，谓之‘传奉官’。”^[13]成化朝传奉官之任用，影响深远，人数巨大。宦官一甫得势，即大量收受贿赂，出中旨任传奉官。如“梁芳者，宪宗朝内侍也，贪黩谀佞。……取中旨授官，累数千人名，名传奉官。有白衣躐至太常卿者。陕西巡抚郑时论芳被黜，陕民哭送之。帝闻颇悔，斥传奉官十人，系六人狱，诏自后传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也”^[14]。有言官针对“批答多参以中官，内阁或不与”的现象，指出这是“尤乖祖制”的，希望能够按正常的文书渠道，下内阁票拟，但“宪宗不能用”^[15]。到成化末年，很多朝政的处置，都受制于内批，“然或改革一政，进退一人，处分一军国重事，往往出自内批，其寔一二小人者，阴执其柄”^[16]。(www.daowen.com)

弘治朝，虽称“十八年间朝序清明，民物康阜”，但也是“监军镇守未革刑余，内批传奉尚沿秕政”^[17]，尤以内批黜陟官员，最为时人诟病。“孙伯坚、金琦、王宁皆以传奉得官，已又以指挥胡震为都指挥，分守通州。”弘治元年（1488年）“言官劾两广总督宋旻、漕运总督丘鼐等三十七人，宜降黜，中多素有时望者。（刘）吉竟取中旨允之，章不下吏部”^[18]。弘治一朝，虽有中旨内批，但御史言官和大臣们对此都持反对态度，批评之声不断。“（刘）玉抗疏言：传奉不已，继之内批，累圣德，乞皆罢之，不纳。”^[19]弘治十二年（1499年），吏部尚书屠镛也上疏，“请禁内降”，批评内批授官，称：“天下士事诗书而躬案牍，积数十年不可得，而奔竞之士或缘技艺蒙幸如拾芥然，不可以为训。”他在上疏中对内批传奉授官极为鄙视，称：“今日之传奉，即汉所谓西邸之爵，唐所谓斜封之官，宋所谓内批之降。陛下当远宗尧舜，岂可袭末世之弊辙乎？”^[20]弘治朝内阁也态度很鲜明地抵制内批中旨，弘治五年（1492年），徐溥为首辅，“溥承刘吉恣睢之后，镇以安静，务守成法，与同列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协心辅治，事有不可，辄共争之。钦天监革职监正李华为昌国公张峦择葬地，中旨复官。溥等言：‘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幸门一开，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21]外廷大臣旗帜鲜明的反对，对弘治一朝内批和中旨形成了比较有效的制约。

正德朝，武宗怠政，太监刘瑾乱政，都对文书处理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正德初年，六科给事中牧相等就上疏批评当时内批和中旨的使用，指出：“诏旨颁示，有不经内阁经由中断者，有虽经议拟复改易者，有因事建明，未蒙俞允及留中不出者。”^[22]随着刘瑾对司礼监的控制，“凡有政令下各衙门，均以旨意批红，经由内府司礼监传奉发出”^[23]。无论军情大事，抑或进退大臣，皆“谋及亵近，径从内批”，内阁和外臣无可奈何，“内阁执奏方坚，而或挠于传奉；六卿拟议已定，而或阻于内批，此纪纲所由废也”^[24]。只要交通了司礼监，所请无不降内批。“（仇）鸾恃宠作威福，所上疏既自内批行之，不下兵部议”。“（刘宇）子仁应，殿试求一甲不得，厚贿瑾，内批授庶吉士，踰年迁编修”^[25]。

从正统朝开始，持续数十年的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到正德朝，以刘瑾为首的宦官暴政，使明朝的统治危机愈益严重，大明王朝现倾覆之虞。嘉靖初年，统治集团有鉴于正德时期的政治危机，认识到如果不对宦官进行限制，王朝的统治就难以为继了。所以嘉靖帝即位以后，采取积极措施，打击宦官集团，遏制其恶性发展的势头。惩治了武宗时期为恶的宦官，革除了各地的镇守太监。同时，对司礼监也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管理约束和抑制。即位之初，就撤换了武宗时掌理司礼监的谷大用，代之以由藩邸带来的太监张佐。由于嘉靖帝对藩邸的太监管束很严，所以张佐尽管掌握司礼监的大权，但供奉谨慎，不敢任性妄为。同时，嘉靖初期，对以杨廷和为首的内阁非常倚重，章疏多下内阁票拟，自己也亲自批红，比较严格地控制司礼监的批红。因此司礼监很难利用章奏批答上下其手。嘉靖二年（1523年），有御史上言，称“司礼监太监张佐典司章奏，不取上裁，假纶言疏隔内阁，以变移国是”，要求嘉靖帝亲揽朝政，控制内批，同时“亟正比曹（张佐）蒙蔽之罪”。世宗颇不以为然，批复道：“章奏朕皆亲揽，付内阁票拟，一遵累朝政事。张佐侍朕敬慎不欺，御史安所得此言？”^[26]这里世宗虽不免粉饰之嫌，但此时章奏多下内阁票拟，司礼监不得借内批弄权，也是事实。经过嘉靖初年对宦官势力的打击和裁抑，使正统以来日益膨胀的宦官势力受到压制，内批和中旨明显减少。但作为专制君主的嘉靖帝不会也绝不可能彻底清除宦官集团。相反，为了巩固君权，控制朝臣，还要利用宦官，给予宦官一定的权力。而且，嘉靖中后期，世宗崇道斋醮，经年辍朝，对宦官的倚重日益加强，在除任大臣、议处大政时，内批和中旨的使用日渐增多。如“王新建（王守仁）复除之后，总制三边缺，吏部推杨少师一清、彭少保泽及公，内批用杨。杨入阁推彭公及公，另推用王公宪，兵部缺尚书，又推公与彭公，内批用王时中”^[27]。大学士高拱也上疏，对章奏内批颇有微词：“国朝设内阁之官看详奏章、拟旨，盖所以议处也。今后伏望皇上将一应奏章，俱发内阁看详拟票上进，若不当上意，仍发内阁再详拟上。若或有未经发拟，自内批者，容臣等执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当，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升庶官及各项陈乞，与凡一应杂本，近年以来司礼监径行批出，以其不费处分而可径行也。然不知推升不当，还当驳正，其或情事有欺诡，理法有违犯，字语有乖错者，还当惩处。且内阁系看详奏章之官，而奏章乃有不至内阁者，使该部不覆，则内阁全然不知，岂不失职？”要求皇帝“命司礼监除民本外，其余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28]，还政于内阁。这也说明这一时期虽然宦官的势力有所抑制，但并不等于说内阁可以完全控制章疏的处理。

天启朝，是内批和中旨大出时期。宦官魏忠贤得到熹宗的信任，掌握内廷大权，成为天启朝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自嘉靖以来一度衰微的宦官势力，重新以魏忠贤为首而确立起来。魏忠贤不识字，引王体乾为司礼监秉笔，控制起章奏批答。魏忠贤“不识字，从来不批文书，不轮流改正，然颇有记性，只在御前赞扬附和，植党徇私，或危言冷语，挑激盛怒”^[29]。每当熹宗引绳削墨之时，魏忠贤等便趁机奏事，“帝厌之，谬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恣威福惟己意”^[30]。这样一来，将内阁票拟之责完全架空，“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利用内批和中旨，将朝政操弄于股掌。天启四年（1624年），东林党人左副都御史杨涟疏参魏忠贤二十四罪，第一大罪就是攻击魏忠贤破坏票拟制度，内批谕旨，称其此举“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31]。御史汪泗论更直接地指出，内批之用，致令朝政“履霜之渐”^[32]。魏忠贤等还将自己的亲信私人安插到内阁及六部各衙门，“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内外大权一归忠贤”，一大批阁臣成为魏忠贤的附庸。大学士顾秉谦为首辅，自天启四年（1624年）十二月至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凡倾害忠直之士的谕旨，都是由顾秉谦主持票拟的。“朝廷有一举动，辄拟旨归美忠贤褒赞不已。”每当需要票拟时，都是“事事徇忠贤指”^[33]，虽有内阁票拟之名，而无其票拟主政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