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政使司是出纳帝命、通达下情的专门文书处理机构，在明代文书处理机构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长官通政使位列九卿，左右通政、左右参议也是重要的文书处理和管理官员。由于这一机构在明代中央文书处理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对通政使的文书工作素质有一些专门的要求。

一是要求通政使具有高远的政治见识。洪武十年（1377年）朱元璋对首任通政使曾秉正和左通政刘仁提出要求：“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忌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毋隐蔽，当引见者毋留难。”洪武十三年（1380年），桂彦良在其上书《太平十二策》中，就通政使的选拔，提出要选择具有高远政治见识的人才任之，“宜选学识高明，通达治务者，特授纳言之官，以详择其可否”，称选择这样的人，“则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毕至，而内外百官罔敢怠逸，各思尽其职矣”^[17]。朱元璋对此非常有同感，“帝曰：‘彦良所陈，通达事体，有裨治道’”^[18]。从所选任的通政使的基本情况看，明代中前期，通政使的任职者，基本都是一些政治素质较高的人。如永乐朝，工部侍郎李志刚，“成祖即位，左右称其才，遂以为右通政。……朝夕在上左右，甚见亲信，寻进礼部尚书”^[19]。仁宗以大学士黄淮为通政使，“与杨荣、金幼孜、杨士奇同掌内制”^[20]。这些政治素质高的人，能够比较好地贯彻和完成通政使司出纳帝命、通达下情的职能。嘉靖十一年，御史冯恩以弹劾张璁、方献夫、汪获罪。其子行可上书请代父死，“不许”，“行可乃刺臂血书疏，自缚阙下，谓：‘臣父幼而失怙。祖母吴氏守节教育，底于成立，得为御史。举家受禄，图报无地，私忧过计，陷于大辟。祖母吴年已八十余，忧伤之深，仅余气息。若臣父今日死，祖母吴亦必以今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复死，臣茕然一孤，必不独生。冀陛下哀怜，置臣辟，而赧臣父，苟延母子二人之命。陛下僇臣，不伤臣心。臣被僇，不伤陛下法。谨延颈以俟白刃。’通政使陈经为入奏。帝览之恻然，令法司再议。”^[21]在当时的背景下，通政使敢于将这样的文书上奏，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的。

二是要求通政使具有文书工作的专门知识。通政使司是纳言之司，要求其对所有下达的文书和大部分上行的文书进行审查，即“命令政教必使审之，既允而后出”，所以其职能的主要行使方式就是审核、驳正文书。因此明代要求通政使对公文、实封中违误、差错等各种现象进行监督、检查，情重者治罪，情轻者退回改正。这就要求通政使必须熟悉国家有关文书撰写、处理和运转的基本要求和相关制度，以维护皇权的尊严和森严的等级制度。洪武十八年（1385年），“帝制大诰，举通政使察瑄，左通政茹常、工部侍郎秦逵及（杨）靖以讽厉之”^[22]，直接参与对国家最重要的法律文书的监察和驳正。崇祯五年（1632年），“吕纯如复有疏参论多人，通政章光岳送还之”^[23]，等等。这些文书监察工作，都是以专门的文书工作知识和素养为基础的。(www.daowen.com)

三是要求通政使司官员具备在上朝时有效奏事的基本素质。明代通政使司中的左右参议是“以读本为职”的官员，负责朝堂之上在皇帝和大臣面前高声上奏。这是一项考验当事人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的工作，所以要求为通政者，必须思维清晰，善于表达。《万历野获编·通政司官》记载：“两参议……皆选仪貌整而声音洪者”^[24]。洪武年中，有向宝者，“以进士授兵部员外郎。九年无过，擢通政使，以不善奏对力辞，改应天府尹”^[25]。相反的，正统朝，王复以“声容宏伟，善敷奏，擢通政参议”^[26]。这些任免，都是以奏事能力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