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证皇帝诏旨的及时执行和政令的畅通，明代就皇帝文书的覆奏，做出了一些规定。

首先，在覆奏的范围上，要求“各衙门一应奏题旨意，即明白覆奏发落”，所有皇帝批复过的奏章，都要覆奏，以保证政令畅通。

其次，在覆奏时间上，也有具体规定。“凡各衙门题奏本状，俱附写文簿，后五日各衙门具发落日期，赴科注销。过期稽缓者参奏。”^[27]也就是说，六部衙门堂上官从六科将皇帝诏旨领走后，必须要在五日内处理，还要将处理的方式和处理结果告知六科。六科给事中负有稽察的责任。成化元年（1465年），鉴于诏令下行不畅的现象，又特意强调了复奏时间的规定：“令一应奏题本有旨意者，六部都察院等衙门抄出即明白覆奏发落，不许稽缓。若过五日不覆奏者，该科以闻”^[28]。弘治朝，“孝庙励精政事，恐诸司题覆耽延”，对覆奏的时间，又做出了更细致的规定：特谕六部、都察院，“凡天下奏事有旨令即看详以闻者，覆奏无过二日，看详以闻者，无过三日，事干他司，无过十日。遇有军机重务及重大事情，宽五日。”^[29]这样，就将各种不同处理方式文书的覆奏时间区分开来，在覆奏执行上更加切合实际。(www.daowen.com)

第三，对于未经正常渠道请旨和下达的文书，需补本覆奏。这一规定主要是针对中旨的覆奏。中旨是未经六科抄发，直接下达六部等相关衙门执行的皇帝文书，是一种非正常程序的文书。很多中旨是由宦官宣达，一些宦官利用宣达谕旨的机会，窃取皇权，牟取私利，是宦官弄权的一种常见方式。为了防止宦官利用口含天宪的便利条件，上下其手，明代对中旨的覆奏，也做出了比较严格的规定。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谕六科，凡中官传旨，必覆奏始行”^[30]。针对利用中旨除授官员的现象，特别规定，“凡除授出自中旨者，必覆奏然后行之”^[31]。但是，由于中旨这种文书形式，既有利于皇帝专权，又方便宦官弄权，所以，有明一代，中旨屡发，乐此不疲。如正德朝，宦官刘瑾在片纸上写出“某授某官”，“兵部即奉行，不敢覆奏”。仅以“叙大同功”为名，一次就“迁擢官校至一千五百六十余人”^[32]。所以，在文书制度上，也只能适应这种现象，将其纳入皇帝文书体系，规定“凡内官内使传旨，各该衙门补本覆奏，再得旨，然后施行”^[33]。这种“补本覆奏”的方式，实际是使中旨具备程序上的完整性。成化朝，很多以中旨除授的“传奉官”的任命，就必须履行补本覆奏的手续。如成化十九年（1483年）九月十四日，“太监覃昌传奉圣旨：‘广东韶州府巡检司巡检刘璋升锦衣卫所镇抚，着仁智殿办事儒士汤珪升鸿胪寺序班，着文华殿办事上林苑监录事邵义升直隶苏州府通判管事，该部知道。钦此。’”对这个谕旨，吏部只能“钦遵”，然后“补本覆奏”^[34]，使其在程序上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