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覆有两种方式，一是由某部衙门单独商议，提出处理意见，是为“部议”；二是由有关衙门和大臣共同商议，即朝廷合议，提出处理意见，是为“廷议”。

^[1]部议。

部议是皇帝将与六部主管事务相关的章奏，直接批复给有关的部，即“下部议行”，由其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再将部议结果回奏。皇帝对部议结果做出批示，交六科审核后，再抄出执行。

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刑部、工部、兵部。长官为尚书，主管本衙门政务。六部作为中央行政机构，始于隋代。明代承袭前代制度，于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设置六部。当时，“国家之事，总之者中书，分理者六部，至为要职”①。至洪武十三年（1380年）废黜中书省后，六部成为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地位更高，权力更重。六部职权分明，以国家人事、经济、军事、礼仪、司法、建设等方面的政务划分部门，各司其职。吏部主管朝廷上下官吏的铨选、考核，“掌天下官吏选授、封勋、考课之政令，以甄别人才，赞天下治”。户部“掌天下户口、田赋之政令”，主管国家财政与民政。礼部“掌天下礼仪、祭祀、宴飨、贡举之政令”，主管国家礼仪及教育。兵部“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与五军都督府共同掌理国家军政事务。刑部“掌天下刑名及徒隶、勾覆、关禁之政令”，与都察院、大理寺共同主管国家司法事务。工部“掌天下百官、山泽之政令”，主管土木建设等事务。^[2]

六部是决策的执行机构，对皇帝文书的处理，主要是将皇帝批示过的文书进行贯彻和执行。一是针对有处理意见的文书，将决策贯彻下去；二是针对“下部议处”的文书进行商议，提出处理意见，覆奏上去，供皇帝决策参考。

部议文书的特点是与六部衙门的业务关系密切，属于其职责范围之内的事务。如国家的选举事务，是由礼部负责的，凡与选举有关的文书，如需讨论，一般都下礼部议行。弘治中，南京祭酒章懋上疏，就贡生的选拔提出建议，言：“洪永间，国子生以数千计，今在监科贡共止六百余人，岁贡挨次而升，衰迟不振者十常八九。举人坐监，又每多时。差拨不敷，教养罕效。近年有增贡之举，而所拔亦挨次之人，资格所拘，英才多滞。乞于常贡外令提学行选贡之法，不分廪膳、增广生员，通行考选，务求学行兼优、年富力强、累试优等者，乃以充贡。通计天下之广，约取五六百人。以后三五年一行，则人才可渐及往年矣。”章懋的这份文书被批复给礼部，“乃下部议行之”。礼部讨论，认为章懋的建议切实可行，最后被采纳，“此选贡所由始也”^[3]。

②廷议。(www.daowen.com)

廷议一般是皇帝将需要共同讨论的问题，批复有关衙门或大臣会同商议，提出处理意见，然后再将廷议结果回奏，皇帝再对廷议结果做出批示。廷议是朝廷的高级议政会议。参加廷议的人员都是朝廷大僚，包括文武大臣、翰林院、科道官等。正统十年（1445年），对参加廷议的大臣范围做出了具体规定：“会各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或掌科、掌道官；若合会武臣，则五府管事官皆预；合会儒臣，则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司经局及国子监皆预”^[4]。

廷议的事务都是朝廷的重大事务或有争议的事务，“凡大事廷议”^[5]。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在京衙门奉旨为格为例及重事，须会多官计议，然后施行”^[6]。正德朝，太监张永因协助诛灭刘瑾有功，权势很大。一次，“涿州男子王豸尝刺龙形及人王字于足，（张）永以为妖人，禽之”。兵部尚书何鉴上疏，提出要为张永加封。张永也以功臣自诩，“以刘马儿（刘永诚）三保太监（郑和）为言”，借此次立功之际，“欲身自封侯”。但宦官封侯，有乖祖训，所以将何鉴的文书“下廷臣议”。廷议的结果认为，先朝刘永诚和郑和封侯，“非身受”，所以张永之请封“以非制格之”^[7]。

廷议虽然是以朝廷的名义共同商议，但一般也是由事所关系的主要部门牵头来召集进行，“凡朝廷有大事，当会议者，该部奏请”^[8]。成化四年（1468年），明英宗的皇后钱氏薨逝，在与英宗合葬的问题上发生了一次很大的争议。钱氏虽然是英宗的皇后，但无子。宪宗朱见深的生母为周太后，周太后不欲钱氏与英宗合葬裕陵（英宗陵名）。但英宗在临终前，曾有遗命：“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大学士李贤退而书之册”。所以此时内阁坚持钱皇后应与英宗合葬。宪宗夹在内阁和母亲之间左右为难，只得将此事下廷臣议。因事关礼制，故而下礼部，集文武大臣廷议。时任礼部尚书的姚夔在接到廷议旨意的第二天，即召集在京的文武大臣及翰林院、科道等官九十九人，集议陵庙礼制。廷议的结果是“皆请如（彭）时言”，也就是说，廷议的结果与内阁的意见一致，主张遵照英宗的遗命，将钱太后与英宗合葬。虽然宪宗和周太后仍不接受这一结果，“中旨犹谕别择葬地”，但廷议结果已经形成，加之后来大臣纷纷上疏，百官又“伏哭文华门外”，最后“竟得如礼”^[9]，依廷议而执行。

廷议后，凡参加廷议的大臣，都要在廷议回奏的文书上签字画押，以示负责。如果不签字，则表示不同意廷议。正德朝，都御史彭泽“尝与言官论朱（钱）宁，忿曰：‘吾恨不手刃此奴’”，对朱（钱）宁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蔑视。结果被朱（钱）宁知晓，朱（钱）宁“乃衔之，即传旨罢彭官，而意未已也，使卫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调用边军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调军官”，然后又要“公卿廷议，籍其家”。参与廷议的很多大臣慑于朱（钱）宁的淫威，皆“秉笔署名”，在廷议上签署。惟有礼部尚书毛澄“为之称冤”，不在廷议上附议签署。后来，“毛（澄）复大呼于朝”，彭泽才“幸得免”^[10]。应该说毛澄的不附议廷议，对事件的结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廷议中，参与者一般都会对议题进行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有时还会就文书如何形成展开激烈的争论。明人叶盛在《水东日记·会议迎复仪注》中，很生动地记述了景泰朝的一次廷议。廷议的议题是关于迎接被掳的英宗回朝的仪礼性文书如何形成。当时“上皇（英宗）驾将旋，礼部累有会奏言迎复事，上屡以敌情多诈为言。将抵居庸，一奏始得旨，群臣同礼部议迎复仪注，兵部总戎议防变方略，舆情甚欣慰。朝下多官集会议所，都御史王文忽厉声曰：‘来，孰以为来耶？黠敌岂诚真？彼不索金帛，必索土地。有许多事在，孰以为来耶？’众素畏文，闻此皆相顾莫敢言，武弁有趋出门去者矣。既而少保于公言：‘防变方略则在我与总戎。’如是而退。盛等窃虞仪注之议由此而寝，心甚愤郁。比午，造礼部问焉，尚书胡公从容言：‘仪注已送内合看矣。王一人言岂可凭？但彼欲如是言，且姑任其言，何能与辨？’乃知老臣处事自有定执，而其量亦非后生可及也。当时会奏多吏部王公笔，皆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联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累为三法司所憎，云：‘尔礼部事当奏即自奏，何必要我联署耶？’会奏外，惟翰林检讨邢让一奏首有‘前次敕书不具迎复上皇之意’一言，真为实录。户科给事中李侃等奏内亦有“尧舜孝悌”之说，报旨以为‘讥朕’者也。”^[11]

廷议是文书形成过程中最高级，也是最后的讨论环节。正统十年（1445年）规定：“内阁官与各衙门会议后，免会议。”^[12]但是廷议的结果并非最后决策，仍需上奏皇帝进行批复，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若有众论不同，许面奏定夺”，由皇帝对廷议结果进行最后裁决。如果不当上意，甚至需要反反复复地几次廷议。纵观有明一代，举凡出现重大问题时，或皇帝与大臣出现大规模的争议时，都会出现反复廷议又反复被皇帝否决的情况。如嘉靖朝大礼议时，世宗对廷议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正德十六年（1521年），嘉靖帝初继大统，朱厚熜就“命礼部会官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以闻”^[13]，拉开了大礼议的序幕。时任礼部尚书的毛澄接到嘉靖帝的命令后，请示内阁首辅杨廷和。杨廷和依据封建宗法制度中大宗小宗的理论，提出嘉靖皇帝应以孝宗为父，称皇考；对自己的生父则要改称叔父，称为皇伯考，母亲蒋氏称为皇叔母，兴国太妃。毛澄会议文武大臣，将杨廷和的意见交付众议，获得了一致的赞同。于是就作为廷议结果，奏呈皇帝。嘉靖帝对此甚为愤怒，绝不接受这个廷议结果。以“藩府主祀及称号，事体重大”为由，命“再会议以闻”^[14]。杨廷和与蒋冕、毛纪让坚持这一廷议结果。嘉靖帝再向礼部施加压力，尚书毛澄无奈奉命集群臣再次廷议。廷议的结果仍然是坚持杨廷和等人的主张。嘉靖帝也是老办法，“命博考前代典礼，再会官详议”^[15]。嘉靖帝两次推翻廷议结果，大臣仍然坚持。双方互不相让，嘉靖帝只好将廷议奏本留中，以待后议。类似的交锋和对廷议的否决，在此后议礼中还多次出现，最终以嘉靖帝的意志全胜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