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从程序上讲，批红是皇帝对臣下代言文书的审查，是由皇帝“或否”的过程，没有批红，不能证明皇帝文书的法定效用。

从皇帝文书形成的流程上看，内阁撰拟草稿后，必须经过“进呈”和“批红”环节，然后俟“批红发下”，由中书舍人抄写后“用宝”，再下科发钞。^[5]这是从制度上规定的皇帝文书形成的程序，违反这一程序的皇帝文书，就会被视为违制。批红在这一程序中的性质尤其重要，是标志文书具有皇权权威，具有合法性的环节。不经过这个环节，皇帝文书就不能形成，或者说就是矫旨。所以说，批红是皇权的体现。嘉靖朝内阁首辅大学士夏言，对批红在皇帝文书形成中的意义有很直接的认识，“夫拟议虽自臣下，一经御览即系圣断，非臣下所敢轻与者”^[6]。

正德十六年，武宗驾崩于豹房，嘉靖帝即位。作为内阁首辅的杨廷和负责“草上登极诏书”。当时“总朝政几四十日”^[7]的杨廷和大权在握，欲利用登极诏将武宗身边的一干佞臣一网打尽。杨廷和后来记述了这一诏书的起草和等待批红的过程，其间情势跌宕起伏，批红发下与否，不仅决定了这份诏书能否生效，甚至影响杨廷和等一干内阁大臣的政治命运。这条资料很形象地说明了批红在程序上的决定性作用：“二十二日之议既定，敬所先回阁中整理诏书，两房官在门外者，皆趣之回。诏条中若军门、皇店官校、豹房、番僧、写亦虎仙数事尚未入草，予别用小折亲书密缄之，藏于刺函中，防漏泄也。敬所至予家，谕家童取之以去，至阁中已晚，杜文书震送官烛送酒馔，两房官就中堂分书之，黎明时揭帖已进呈。敬所又密书片纸与杜，转付锦衣韩指挥，待诏下后密捕之，盖赵瑾、姚俊、张伦、张玺、舍音、和珊诸罪人姓名也。又与杜约：‘批红出，方鸣鼓。’至日向辰，文书房官忽来言，欲去三二条，皆关切时忌者，予扬言曰：‘数年以来，事有龃龉者，皆曰朝廷不从。今日朝廷到便有此等事，乃知前日亏了朝廷多少。即此一事，廷和便当出去，不可在此地。但未拜新天子，今日拜贺后，明日跪于奉天门前乞休，且奏陛下，初到如何便更改诏书，务见明白，虽死亦甘心也。’蒋毛二公皆力言之，予又言：‘果欲去某条，便须在本条下注云臣某去此，乃可耳。’文书房官知不可，回复持去。久之鸣鼓，批红犹未下。予与三公亟趋华盖殿后，往来玉除间，不见一人，局蹐无所容。入而出，出而复入者，至再竟，无所遇。复趋奉天殿，觅直殿者，要文书房官来相见，且语之云亟去，万一误事我辈有说话也。厚斋云：‘批红若不下，明日开读也，罢予与二公，言自古人君即位，虽草昧中亦须下诏改元，以新天下之耳目，今日之事若无诏书，不知所改者是何年号，人心惶惑，恐有他虞，谁任其咎？’杜文书复来云：‘众老太监都不肯奏。’盖是日萧太监初宣入，魏掌印事未定，故也。再四恳之入，乃得批红来，且曰：‘干我家事也，不是如此用心。’予与三公言：‘处官事如家事，正是公尽忠处。太祖、太宗、孝宗在天之灵亦鉴公此心也。’遂命中书就阁中取诏书十三张，用宝讫，即持入，钟已鸣矣。”^[8]从杨廷和的记述中可以看到，四位大臣在等待批红的这段时间里，“局蹐无所容。入而出，出而复入者，至再竟”，那种既希望批红快点批下，实现他们整肃朝政，铲除奸佞的宏愿；又害怕批红不下，不但不能为国除恶务善，还会影响自己政治前途的惴惴不安、魂不守舍的焦虑心情，也形象地说明了批红对皇帝文书形成的决定性作用。

崇祯元年（1628年）又规定：“各衙门章奏，未经御览批红，不许报房抄发”，更加明确了批红在皇帝文书形成中的法定作用。(www.daowen.com)

②批红也是皇帝行使皇权，控制内阁，控制朝政的一个环节。

明代代言皇帝文书的机构主要是内阁，内阁通过撰拟诏诰敕旨获得一定程度的议政权。其所议所拟是否获得实施，完全取决于批红。因为皇帝对内阁撰拟的文书，可以接受，也可以随意修改，甚至全盘否定。杨廷和在《视草余录》中记载，嘉靖二年（1523年），“以畿内雨雪愆期，风霾连月，四方亦屡奏灾异，拟上修省敕稿，请谕内外文武官员各修职业，以回天意”。敕谕撰拟后，上呈嘉靖帝，“明日，批红发下”，在发下的批红中，嘉靖帝做出了修改：“增‘其先年亲临战阵，斩获外寇并流贼功，次曾经核实的，兵部还查看来说’二十八字”。见此批红后，杨廷和“语管文书官曰，刑赏僭滥是致灾之由，若增此一段，是此番敕谕专为查革官而降，非惟不足弭灾，恐益重上天之怒也。亟具疏言之，仍录旧稿封进。”嘉靖帝又据稿再次批红，“竟如初拟”^[9]。即使到了嘉靖帝崇玄奉道十分严重的时期，他也没有放弃批红的权利。史称：“虽修玄西内，而权纲总揽，夜分至五鼓，犹览决章奏。”^[10]对于大学士票拟之旨，“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谯让随之矣”^[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