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以“恢复祖宗旧制”为旗号，所以他在夺得皇位以后，处处效仿乃父朱元璋，对皇帝文书的撰写也要求简单、实用。永乐二年（1404年），大学士杨士奇奉命起草敕谕武臣的文书，文书用骈丽四六之词，华丽铺张，朱棣大不以为然，指出：“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他根据发文对象的领受能力，指出这类文书要用直接了当的文字，用通俗的话语来撰写，这样才能达到发文的目的。

永乐朝提倡文书的实用性，对于文书撰拟中一些小的纰漏一般不求全责备。朱棣认为“为治贵得大体”，“人精神有限，案牍烦劳，岂无过误？但无欺弊，可释之”，如果文书撰写中出现“数目日月等字错谬者，皆令从旁改注，用印盖之，不必以闻”^[118]。这种重视文书基本功能，忽略细枝末节，不抓小辫子的做法，对明初皇帝文书撰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在回顾这一时期皇帝文书撰写的文风时，对这种崇尚简洁实用的风格评价很高：“制诰，王言也。四六之文近俳，文士之有识者犹耻为之，而况人君之严重乎？表笺，告君父之言也，四六之文近戏对，尊己者犹不敢用之，况君父之至尊乎？皇祖谕辞臣以典谟训诰，质实无华，次取汉魏韩柳，诚有意于复古而振衰世之陋矣，故当时制诰，皆质实不用偶丽，四六文风为之丕变，臣每从旧臣家拜读诰敕，及洪武永乐试录，而钦慕之。”^[119]

仁宣期间，皇帝文书的撰写仍基本保持洪武、永乐时期崇尚简洁、实用的文书风格，“贵在简严庄重”。如在诰敕文书的撰写上，就力求“务崇简实”^[120]。洪熙时期，一次明仁宗检看京官诰词，阅后，仁宗对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说：“卿三人及蹇尚书、夏尚书皆先帝亲任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见，有未尽善，皆当尽言。”言毕，“遂取五人诰词，亲御宸翰，增二语云：‘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121]，表达了仁宗对这些股肱之臣用心国事，勤勉直言，君臣同心的期望。也说明仁宗不是仅仅把诰敕文书作为廉价褒扬的工具，而是强化其实用性，避免虚词饰伪。(www.daowen.com)

成化弘治年间，皇帝文书也并未流于繁琐。当时的诰敕文书，对于考绩合格，按制度应颁诰敕者，叙述官员本身履历功绩的文字，“不过百余字”；封赠官员祖父母、父母及妻室的文字，也“不过六七十字”^[122]；“言之者无废辞，当之者无愧色”^[123]。“至于庆典覃恩”中形成的诰敕文书，“则其词尤简，盖以恩例概及，比之考绩不同，故以赉被为荣，不必详其阅历”，这在当时诰敕文书的形成中，成为一种制度，为“制体也”^[124]。即使是颁给高官重臣的诰书，在内容上也是依据事实，不事浮夸，不事饰美。成化初，于谦的冤案得以平反之后，宪宗朱见深称：“于谦有劳于国，与众不同。”特命“翰林院其撰文，遣行人往祭其墓”^[125]。在颁发的诰书中，称颂于谦的功绩，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这件诰书，既承认了于谦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主战守，重整国威，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本色，也为先帝英宗枉杀功臣找到了开脱借口；即顺应了历史潮流，也起到了邀买人心，树立新皇威信的作用，是一件一举多得，功能性极强的诰书。据称，当时此诰一出，“天下传诵焉”^[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