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太祖朱元璋大力整顿文风，提倡文书撰写直叙事由，杜绝饰词虚伪，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繁文的处罚措施，形成了明初简单朴实的文风。

朱元璋出身寒微，起于元末，对元末以来公文的繁文冗篇之弊有比较准确的认识，指出：“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他推崇前代皇帝文书的质朴无华，对虚词繁文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曾对中书省的大臣说道：“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为此，朱元璋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文书撰写简洁、明确的要求：“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112]他还反对文书中的虚词颂扬，指出：“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113]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特别指出：“虚辞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114]

朱元璋处罚茹太素一事，形象地证明了朱元璋对繁文的深恶痛绝和禁繁文的决心。据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文书字数“累万余言”，“太祖令人诵之再三”，其中有实际意义的文字“总五百余言”，其余95%都是虚词、废话。经此一事，朱元璋痛定思痛，深感公文宜删繁就简之必要，所以定《建言格式》，颁示中外，并亲为之序。因朱元璋的这个序在明代文书史中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其后世君臣凡谈论公文简繁问题时，必引此序，故而将此序详录于此。序曰：

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此古人当戒之言，且如为臣之难，惟茹太素是也。洪武九年，朕见灾异万端，余无措手，于是特布告臣民，许言朕过。告既出矣，逾月，藩臣上书者山东布政使吴印，参政宋善、阎钝，山东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学正曾秉正，平凉府崇信知县潘卣，监察御史孙化，海宁县丞方仲容，登州府福山县丞徐谦，山东布政使司检校傅奎，台州黄岩县徐季清，安吉卫军丘，守御庄浪指挥佥事李景，山西分教国学生余懋，台州府民郑士利，共一十五人。准其言者吴印、宋善、阎纯、余奎、曾秉正、孙化、傅奎、李景八人，计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卣、方仲容、徐谦、徐季清、丘绂、余懋六人。假公营私而罪者，郑士利。是后，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一万十千字。朕命中书郎中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意其妄言，故召问之，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彼乃不荅使分之，而又无知其人者，于是扑之。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着迹以行。

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惜哉。因如是，故立上书陈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故为之序。^[115](www.daowen.com)

从洪武朝皇帝文书撰写的实际情况看，也确实贯彻了朱元璋禁繁文的要求。洪武朝，即使是用于颁布“大政令”的很多诏令文书，也使用口语化的言辞，“多‘你每好生’等字者，皆圣祖所面授也”^[116]。洪武朝诰文撰写，都是根据受诰封者的真实业绩和实际能力，实事求是地进行表彰，而非廉价地赞美，甚至在诰文中指出受诰者的缺点或不足，显示了文书的真实作用。如《翰林承旨宋濂诰》：

昔君天下者，官有德而赏有功，世之文武，莫不云从。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从久矣，特授卿翰林学士承旨。尔宜懋哉。^[117]

宋濂是当时的文章领袖，朱元璋倚之甚重。但朱元璋并没有因此而在诰文中示恩，还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宋濂的优点和不足，甚至指出他短处和不足的文字超过了褒扬其长处的文字。这也说明朱元璋对皇帝文书使用功能的重视，他希望以此来告诫或鞭策臣下，扬长避短，恪尽职守。全篇文书只有一百二十余字，文风朴实大气，自然坦诚，显示了一代雄主之风。

纵观洪武一朝，朱元璋大力整顿文风，提倡文书撰写直叙事由，倡导简洁、朴实的文风，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繁文的处罚措施，整顿公文繁冗取得了一些成效。这对明代皇帝文书撰写简洁明了的文风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