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亲笔的文书，都是皇帝自主意志的体现。但有时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皇帝的意志与内阁的意见会产生分歧。这些时候，皇帝意志与内阁意志的对立就会表现在内阁对皇帝亲笔文书的封还，提出不奉行的意见。矛盾尖锐的时候，内阁会反复封还皇帝的亲笔文书。

内阁封还谕旨，是明代皇帝文书制度所规定的程序。《明史·职官志》称内阁有“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之责，即是参与决策之责。这种参与，既表现在向皇帝陈述意见和主张，也表现为对皇帝的意见和主张进行商榷，必要的时候也会提出反对意见。

明代前期，内阁封还皇帝谕旨的情况并不多见。此时，皇帝经常御朝听政，召对大臣，很多问题君臣之间可以面对面地商议讨论，共同决定处理意见。此后，皇帝召见大臣日渐减少，面对面商议朝政的机会也越来越少，皇帝有事，则手书敕谕，由司礼监管文书官送交内阁。内阁如有不同意见，就有了封还谕旨的情况。尤其是明代中后期以后，皇帝上朝和召对大臣流于形式，而皇帝荒疏政务的情况也更加普遍，所出亲笔谕旨多有出于私心或固执己见者，内阁往往据理力争，封还谕旨的大臣也愈益多起来。弘治五年（1492年），孝宗诏谕内阁“撰三清乐章”，大学士徐溥对此颇不以为然，封还诏旨，并劝阻孝宗，称：“臣等诵读儒书，邪说俚曲素所不习，不敢以非道事陛下。国家设文渊阁，命学士居之，诚欲其谟谋政事，讲论经史，培养本原，匡弼阙失，非欲其阿谀顺旨，惟言莫违也。今经筵早休，日讲久旷，异端乘间而入。此皆臣等无状，不足以启圣心，保初政，忧愧之至，无以自容。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俾臣等竭驽钝，少有裨益，非但乐章一事而已。”^[27]

封还谕旨，是皇帝意志与内阁意志一种比较尖锐的对立。在君主专制高度发达的明代，臣下敢于这样旗帜鲜明地表达对皇帝的不满，需要一定的基础和条件：(www.daowen.com)

一是皇帝有明显的失误，有公认的不符合儒家规范或传统礼仪之行为，引起朝廷上下普遍的不满。一些正直的大臣，尤其是内阁大学士，挺身而出，以维护君权的名义，封还皇帝谕旨。正德朝，武宗宠信佞臣钱宁和江彬，荒政淫逸。他借征讨宁王朱宸濠之叛的机会，欲自封为“威武大将军”，传命内阁，为他写“威武大将军敕”，遭到内阁诸臣的反对。首辅大学士杨廷和公义正辞严地封驳了这一谕旨，称：“朝廷亲征，奉行天讨，谁敢云差遣？又谁敢称威武大将军？近闻逆濠为檄，方以失政为名。威武大将军是何政令耶？假作孽者谓朝廷亲征乃称威武大将军，是何人降此名号？何人写敕，请先诛僇，然后兴兵问罪，则今日之忧不在宸濠，而在此敕矣。”被驳回后，武宗又命“萧敬等十人，及谷大用、张永、钱宁至阁中，以阻挠军机促敕”。杨廷和再一次驳回，称：“朝廷命臣下行事，乃用敕亲征，将敕谁乎？”并表达了谏诤到底，不奉此帝命的决心，称：“再迟一年，亦不敢异初议也。”“天子有争臣，我辈意亦欲决如此。”最终还是驳回了武宗的旨意。又如，万历朝，神宗欲立幼子为储君，引发君臣之间激烈的国本之争。万历二十年（1592年），“给事中李献可等请豫教，帝黜之”。大学士王家屏“封还御批，力谏”^[28]。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在多方努力下，神宗终于答应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但是在册封当日，神宗又反悔了，“漏下二鼓，诏下。既而帝复悔，令改期”。内阁首辅沈一贯“封还诏书，言万死不敢奉诏，帝乃止”^[29]。这些封还皇帝谕旨、诏敕的情况，都是皇帝的意志有违正统的儒家学说，有明显漏洞和缺陷，在朝廷中遭到广泛反对。

二是在内阁与皇帝的抗衡中，内阁的权威相对更强，而皇帝的权威相对较弱的时期，大臣敢于封还谕旨。嘉靖朝大礼议初期，嘉靖皇帝与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廷臣，为兴王朱佑杭尊号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张璁顺应嘉靖帝之意，上《大礼疏》。嘉靖帝见到疏文后，当即派司礼监太监将疏文送至内阁，杨廷和断然封还疏文。于是嘉靖帝在文华殿召见杨廷和、蒋冕、毛纪，“授以手敕，令尊父母为帝后”。杨廷和等坚决反对，称“臣不敢阿谀顺旨，仍封还手诏”。此后，杨廷和又“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杨廷和之所以敢于以这样的强硬姿态反对嘉靖皇帝，是因为杨廷和于拥立嘉靖帝和铲除正德朝佞臣都有大功，在内阁中地位稳定，威信极高。也与嘉靖帝本人年少，又以外藩入承大统，根基不深不无关系。谕旨多次被封还，令嘉靖帝深为恼怒“常忽忽有所恨”^[30]，这也成为后来嘉靖帝罢黜杨廷和的根源。

封还谕旨虽然是内阁的职责所在，但在君权至高无上的封建专制朝代，这样做仍然有很大风险，需要很大勇气。当然，如果制度本身没有赋予大臣这样的权利和责任，仅仅有勇气也是不够的。应该说，明代封还谕旨这一文书制度，对于谏诤皇帝的失误，保证决策的正确，保持朝政的清明，都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