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亲自撰写文书，与由秘书机构撰写的皇帝文书相比，可概括出一些独有的特点：

①皇帝亲笔的文书内容很多涉及朝廷或君臣之间的机密，是秘密政治的一种重要工具。

明代皇帝与大臣之间秘密交流的一种重要方式，就是皇帝以手谕、手札、手敕等文书秘密地向臣下做出指示或安排，而臣下则向皇帝上密疏。这种君臣之间的交流，可以说是明代利用文书处理政务的一种补充形式。其特点是不经过正常的文书流转渠道，皇帝亲书文书，缄封后直达收文者拆封阅看，任何人不得与闻。从文书的书写，到文书的内容，以至文书下达的过程，都是秘密进行的。臣下向皇帝上达密疏，也基本是这样的一个逆过程。

皇帝亲笔的机密文书，在军事指挥中有很多。战争环境下，机密的军事情报需要严格保密，皇帝往往亲笔撰写文书，以降低军情泄露的风险。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卷八十五至卷八十八《诏令杂考》中，记载了自元末朱元璋称吴王时至永乐十二年（1414年）间，明太祖和明成祖亲书的很多机密文书，内容涉及这一时期大部分重大军情事务。如洪武七年（1374年）四月初八日亲笔写给曹国公李文忠的文书，对与残元势力的战守大局做出具体指示：“说与曹国公知道，如今塞地草青战马当肥，此时彼中必知我军中动静，今后再有些须战马时，可候他果实如何，得他彼中虚实，料我十分得胜时，方才出军与战。若不能知彼，止于知己，不可轻出。得胜之后，绝不可深追。徐冯二将已于四月初六日至京，但与议论彼中事务，二将自言不容在家久住，月内就行，尔当训教军士，整齐队伍，以候二人至此。亲笔到日。可将那里守御的步军权时拨与马军看马。马军既不在那里留守呵。明日战罢了时，马自回京来，步军仍各还卫军中。一切事势十分谨慎，诸侯省官都知道。”^[11]再如成祖朱棣在永乐八年（1410年），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征讨鞑靼。在指挥战斗的过程中，亲笔撰写了大量的文书，对战事敌情、军马粮草等诸多重要事务，做出具体指示和调度。永乐八年五月亲书文书：“如说与各军总兵官及各将军：即将各卫见收到马驼牛羊就摘拨，原获马驼牛羊，官军好生看养，听候军饷之用，明白将所获马驼牛羊数目及官军姓名报来。”^[12]大军远赴蒙古，粮草军需难以筹集，所以俘获的马驼牛羊就是重要的军需物资，所以成祖朱棣亲笔书写文书，加以调度安排。

皇帝在政治斗争以及日常生活中，有一些隐秘之事，甚至一些不光彩之事，不足为外人道，所以皇帝只能自己亲书文书，亲自处理。如朱元璋在元末夺取政权的战争中，亲笔撰写了大量机密文书进行指挥调度，有很多机密之事甚至是多年以后都不能与人闻的，以致其后世子孙在编纂史籍时，将这些文书都列为“不可以入史传者”^[13]。如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朱元璋写给征北大将军徐达的亲笔文书，对征讨元朝残部战事中的很多重要事务，都秘密地做出指示，“说与大将军知道，恁四个好生议的稳当，将着那军马合往何处征进，呵便去说。那甘肃省也无甚么军马，如可守时节，就拨人守了，其余那土番西蜀的那些地方，可就将军马收了那里了大将都把大江里下来，省气力，这是我家中坐着说的，未知军中便也不便？恁只拣军中便当处便行，到那有骒马的地面，呵连群教头目每，赶将些来临濠，我看就临濠牧养，别无甚么说的，缘故止是就阵得的人及阵败来降的王保保头目，都休留他一个，也杀了，止留小军儿，就将去打西蜀了，后就留些守西蜀便了。”^[14]在俘虏处置问题上，指示将俘虏的元残部的军官，“都休留他一个，也杀了”，只留下些兵士，为自己充当攻打西蜀的炮灰。这种野蛮行径自然不足为外人和后人道。

皇帝还利用亲笔文书，刺探情况，了解隐情。在封建专制的时代，君主深居内宫，获得信息的渠道只能依靠大臣的奏疏。但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臣下的奏疏往往不能完全反映国事民情，致使君主与外界在信息交流上多有隔阂。所以皇帝必须建立一个秘密渠道获取多方面的信息。明成祖以藩王夺取帝位，多遭诟病。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镇压异己势力，成祖比较多地运用机密文书的手段，建立与亲信大臣的秘密联系，侦知下情。“内阁密务有难扬言敷奏者，太宗许密封进呈，谓之密疏。”永乐十七年（1419年）十二月，“学士杨荣密疏进言十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积弊。太宗览而嘉之，密谕荣曰：‘汝言实切时病，但汝为腹心之臣，若遽进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于是得监察御史邓真畀入奏，众皆股栗，免冠请罪。诏诸司即日悛改，怙终者不赦。盖荣所为奏留中，真则受其意者也”^[15]。君臣之间通过秘密文书就重大朝政进行商讨，之后一番做作，以明诏方式达到目的。永乐帝还用机密文书的方式侦知下情，甚至侦查太子密情，“内阁密务有皇太子朱高炽监国南京，汉王高煦“为飞语谤太子”。成祖为侦知太子行踪，“改（胡）潆官南京，因命廉之。潆至，密疏驰上监国七事，言诚敬孝谨无他，帝悦”^[16]。仁宗朱高炽公开鼓励阁臣对自己秘密进言，仁宗本人也亲笔回应。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一月，“学士杨溥密疏言事，上嘉纳，御札奖谕之曰：‘览卿所奏，为国家之计，诚合朕心。但望卿始终如一，知无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为了表彰杨荣，还特意给予赏赐。此后，由于皇帝不再经常召对大臣，与阁臣面议的机会减少，所以，遇有机密事情，皇帝就经常以秘密文书的方式与大臣交流。比如嘉靖帝在大礼议前后，不辞辛苦，与臣下有大量的密信往来，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www.daowen.com)

②“皇帝亲书”文书的收文者一般都是与皇帝关系亲密之臣，是深受皇帝信任的人。皇帝身居九重，身边之人不是太监就是宫女，与正常人的交流少之又少。皇帝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希望与人交往，受到尊重。有的皇帝在决策中也希望获得亲信大臣的支持或有益的建议。这些需求，都促使皇帝亲笔撰写文书与臣下交流。与大多数政务处理性质的诏诰谕旨等文书的使用不同的是，明代的皇帝，无论前期、中期、后期，无论勤政与否，上朝与否，都使用手札、手谕、手敕等文书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勤政者如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撰写了大量的亲笔文书。明中期嘉靖朝，世宗朱厚熜在大礼议和改正祀典中，也多次手书谕旨传达内阁。即使以怠政著称的神宗朱翊钧，也有很多时候亲笔书写文书，与大臣交流。

皇帝也将亲笔文书当作笼络臣僚、分而治之、恩威并施的手段。从太祖朱元璋开始，就在一些大臣死后，“亲撰祭文”，以示恩礼。嘉靖朝，“上为少保礼部席尚书书太子太保兵部李尚书承勋亲御翰墨作祭文，皆极谆恳，示不及入相及拜太宰意”^[17]。更加典型的是嘉靖帝，多次给张璁及相关的臣僚亲书谕旨。先是，内阁首辅杨一清与张璁“相龃龉”，张璁“斥一清为奸人鄙夫”，“一清再疏引退，且刺璁隐情。帝手敕慰留，因极言璁自伐其能，恃宠不让，良可叹息”^[18]。大礼议之后，张璁圣眷正隆，权势熏天。嘉靖帝不便公开说张璁的坏话，只好在给近臣杨一清的手敕中，表达一下对张璁不满的心情。再从嘉靖帝给张璁的手敕中，更能形象地看出君臣之间既亲密又隔阂的微妙关系：“初，潞州陈卿乱，孚敬主用兵，贼竟灭。大同再乱，亦主用兵，荐刘源清为总督，师久无功。其后乱定，代王请大臣安辑。夏言遂力诋用兵之谬，请如王言，语多侵孚敬。孚敬怒，持王疏不行。帝谕令与言交好，而遣黄绾之大同，相机行事。孚敬以议不用，称疾乞休，疏三上。已而子死，请益力。帝报曰：‘卿无疾，疑朕耳。’孚敬复上奏，不引咎，且历诋同议礼之萼、献夫、韬、绾等。帝诘责之，乃复起视事。帝于文华殿后建九五斋、恭默室为斋居所，命辅臣赋诗。孚敬及时各为四首以上。已，数召见便殿，从容议政。十四年春得疾，帝遣中官赐尊牢，而与时言，颇及其执拗，且不惜人才以丛怨状。又遣中官赐药饵，手敕言：‘古有剪须疗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赐卿。’孚敬幸得温谕，遂屡疏乞骸骨。命行人御医护归，有司给廪隶如制。明年五月，帝复遣锦衣官赍手敕视疾，趣其还。行至金华，疾大作，乃归。十八年二月卒。帝在承天，闻之伤悼不已。”^[19]在这段记载中，嘉靖帝数次手敕张璁，首先是“谕令与（夏）言交好”，调和大臣之间的矛盾。第二次是张璁因皇帝对自己的疏远而“称疾乞休”，嘉靖帝竟直截了当地说他，“卿无疾，疑朕耳”，既有愠怒，也表达了对亲密之臣的一种极其私密的感情。第三次是张璁得病后，嘉靖帝在手敕中说“古有剪须疗大臣疾者，朕今以己所服者赐卿”，这已经是至高无上的君主对臣下所能表达的最温情的关怀了。即使是张璁返乡后，嘉靖帝也还“手敕视疾，趣其还”。此时张璁势已渐去，嘉靖帝多次以手敕温言安慰，也是对给了自己诸多帮助的大臣的一种关心。

③皇帝亲书的文书在格式和书写上比较随意，不拘一格。皇帝亲笔撰写文书，不像大臣代拟的皇帝文书那样格式标准、规范，文字华丽，而是以实用为主，直陈事由，意尽而止，不受束缚。如朱元璋在洪武二年（1369年）八月初五日给其外甥李文忠的文书：“亲笔说与保儿（李文忠乳名）老儿：亲笔至日，无分星夜，将赍行粮取直径便路至大将军徐丞相处，作急作急。”^[20]既无官职称呼，也无仍前铺缀，但其军情紧急，粮草不济之情形，跃然于上。王世贞在《弇山堂别集·手札不名》中，称其见到过朱元璋在手札中“尝与刘诚意（刘伯温）、宋承旨（宋濂）书御讳顿首”，还尊称他们“伯温老先生及景濂先生”。嘉靖帝在手札中称“贵溪（夏言）为公谨，分宜（严嵩）为惟中，然不过三四而已”。王世贞还称其所见到的世宗手札：“余见永嘉奉御札百余道，内二十余道称元辅张罗峰，或大学士张罗峰，或张少师罗峰。”^[21]这种不拘泥于程序的亲笔文书，是皇帝与大臣一种自然、率性的交流，皇帝也以这种不拘的形式，流露出对文书接收者的亲近和信任。

“手谕”、“手敕”、“手札”都是由皇帝撰写后直接流转到相关的臣下手中的。臣下在引用这些文书时，为表对皇帝的尊崇，一般都不直接称这些文书为“手谕”、“手敕”、“手札”，而是尊称为“圣谕”、“敕谕”、“御札”。这些称呼不能体现出其是皇帝亲笔还是臣下代笔时，就可以通过其文字书写方式来分析。一般皇帝亲笔的，文字都比较直白、随意；而臣下代笔的，文字都比较华丽、拘谨。如嘉靖朝张璁在《进〈四箴〉》疏中记录嘉靖帝给他的文书：“昨日伏承圣谕：‘才午间，得卿录来视听言动四箴，朕甚喜悦。’”^[22]

④皇帝亲笔文书在流转程序上简单、快捷。这些文书不像诏诰等公告性皇帝文书，要经过复杂的颁行仪式；也不像谕旨等日常政务处理性文书，要经过封驳等制度性程序。皇帝亲笔的文书，流转只有两个环节：文书撰写者——皇帝；文书接收者——大臣。也就是皇帝撰写文书后，直接流转到收文的大臣手中。一般都是差人将文书直接交予收文者。如“吴王（朱元璋）亲笔差内使朱明前往军中说与大将军左相国徐达、副将军平章常遇春知会”^[23]，是差内使直接传递。“亲笔直至安丰总兵官军前知道”^[24]，也应是派人送到前线。再如，嘉靖六年（1527年），谢迁居家中，“帝乃遣行人，赍手敕即家起之”^[25]，任命为内阁大学士，也是差人送达。有时皇帝自己也会将文书直接交给有关的收文者。嘉靖帝在大礼议中，曾“御文华，召（杨）廷和、（蒋）冕、（毛）纪入，谕曰：至亲莫若父母，因授以手敕，曰：‘卿等所言俱有见第。朕罔极之恩，无由报耳，今尊父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26]大礼议中嘉靖帝与当时主政内阁的杨廷和等发生了重大矛盾，嘉靖帝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对杨廷和等口谕之后，再当面授予手敕，来强调尊生父为皇帝的要求。其强势专横之态度以及坚韧之作风，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