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书的撰写，指的是皇帝文书的起草或拟稿工作，它是封建国家机构制发皇帝文书的第一个环节，也是利用文书来行使君权的一个最主要环节，在皇帝文书的全部处理工作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撰写皇帝文书，对于保证皇帝文书的质量和发挥皇帝文书的效用，都有很大关系。因此，皇帝文书的撰写，与皇帝文书处理的其他环节相比，具有更大的责任，也有更高的权威性。

皇帝有专门的秘书班子，文书的起草撰写一般都是由专门的人员来完成的，如翰林院、内阁等。但明代有些时候，皇帝也亲自书写文书，这些文书一般都统称为“皇帝亲笔”^[1]。又根据其使用的文书种类，分别称为“手诏”、“手谕”、“手敕”、“手札”、“御批”、“御笔帖子”等。

“手诏”在汉代称为“诏记”，明朝是诏书的一种类型。《明史·礼志》称：“凡颁命四方，有……手诏”^[2]，是由皇帝亲自撰写的颁布下行的公告性文书。如朱元璋在诛灭了李善长后，“帝手诏条列其罪，傅着狱辞，为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3]。

“手札”、“手谕”、“手敕”、“御批”、“御笔帖子”等是由皇帝亲自撰写的指示性、指导性文书，其作用基本相同，都是在传达旨意、与大臣进行交流时撰写的。这些文书都是行使皇权的常用方式，也是最能表达皇帝真实意图的文书。(www.daowen.com)

手札常用于皇帝与臣僚进行交流。如永乐朝，北征将领朱能在大战胜利后，“成祖以手札劳之”^[4]，皇帝以手札这种亲笔文书的形式表达与大臣或将领的亲密关系，表达对他们的褒奖。这种奖励方式，会激发起臣僚对皇帝的忠勇之心和亲近感情，比一般的物质奖励，有更大的激励作用。手札也是皇帝表达个人真实、隐秘感情的一种非常方便的方式。如嘉靖朝，在罢免了权相严嵩之后，嘉靖帝仍“念其赞修元功，意忽忽不乐”。虽然在理智上也认为严嵩应当严惩，但在个人感情上，仍对其不能舍弃。所以他对弹劾严嵩的御史邹应龙心中厌恶，“手札谕（徐）阶：‘嵩已退，其子已伏辜，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5]皇帝有事向大臣询问、试探时，也常用手札。如万历朝，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神宗为了达到一己私利，就使用御笔手札试探大臣。先是，宫女生下长子，不获宠幸。后来爱妃郑氏产下次子，晋为贵妃。神宗欲立郑贵妃所生的幼子为储，遭到以内阁首辅申时行为首的朝臣的一致反对。神宗对大学士王锡爵深为信任，希望获得他的支持，于是“以手札咨之（王）锡爵”，试图将其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能为自己出谋划策。王锡爵也不负神宗所望，提出了一个三王并封的主意，意图曲线立幼。^[6]

御笔帖子的使用与手札基本类似，也是表达皇帝意图时所使用的文书。万历八年（1580年），内侍孙海、客用引导朱翊钧游玩，遭到太后的痛斥，张居正也上疏切谏。压力之下，神宗只好亲书御笔帖子，做自我批评。朱翊钧亲笔的这件帖子，在后来张居正的题本中可以看到：“题。伏蒙圣谕：‘朕昨者御笔帖子，先生等看来未曾？孙海、客用朕心越思越恼，这厮坏法，今又降做小火者，发去南京孝陵种菜。先生等既为辅臣，辅弼朕躬，宗庙社稷所系匪轻焉，忍坐视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就该谏朕，教朕为尧舜之君，先生等也为尧舜之臣。今朕奉圣母慈谕教诲，朕悔过，迸去奸邪。先生等各要尽心辅朕，钦此。’该文书房丘得用恭捧到阁，臣等恭诵纶音，不胜钦仰惶愧。”^[7]神宗的御笔帖子，当为这一题本中引用的圣谕之前一天书写。从圣谕的内容分析，御笔帖子的内容，应为神宗所做出的一份书面检讨。检讨之后，心中不平衡，所以在第二天又给张居正发下此圣谕，将自己的过错推给内侍，并对张居正也表达了不满之情。

“手谕”、“手敕”、“御批”等的使用，也多系做出指示、批复或奖励、激励时使用。崇祯十五年（1642年），“上日讲，讲官讲论语。……次日手谕：‘昨先生等论仁诸说，深当朕心，着即撰写进呈，以便观览。’”^[8]明神宗三十一年（1603年），“获妖书，言帝欲易太子，诏五城大索。十二月丙戌召见皇太子于启祥宫，赐手敕慰谕”^[9]。手敕的撰写，有时是应大臣的要求而为的，如成化年，杨廷和“疏乞照郭子仪文彦博故事，乞降手敕，差官行取来京，命为辅弼之首，用以讲明道德，处断大事。上许之”^[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