诰敕文书属于封赠文书，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诰命文书，二是敕命文书。

诰命文书缘于唐代的“告身”。这是一种由皇帝颁发给各级官员的凭证性文书，文书上记载该官员的品级、职衔、任官实绩，以及封授的职位、勋爵等内容，以此来证明“告身”持有者的身份。宋代，仍沿用“告身”，又称“官告”，仍作为皇帝颁给个人的官阶凭证。宋代还设有官告院，专门书写告身。南宋，这种文书改称“诰命”。为封赠文书，用卷轴式五色绫纸书写。除了用于文武官员迁改职秩的凭证外，还用于对官员祖先和母妻的推恩封赠。

敕命与元代的宣敕文书有密切的关系。元代，以宣命敕牒封赠官爵，活者称“封”，死者曰“赠”。不同官阶使用的文书名称与形式也不同，一品至五品官，使用“宣命”，为白色纸；六品至九品官，使用“敕命”，为赤色纸。

明代承袭前代，用诰命和敕命作为封赠文书，封赠不同品级的官僚以及世袭贵族，用以表明受封赠者在封建等级制度中的地位，是官僚贵族特权身份的凭证性文书。在使用上，诰敕文书是用来授予各级官员和贵族各种名目的“勋阶”和“世爵”，表明其地位和可以享受的特权和待遇。所以诰敕文书是一种特权身份的凭证。

诰敕文书的具体使用有三种方式：

一是封王封爵的凭证性文书。明制，“王府自郡王以下至奉国中尉，自王夫人以下至乡君，合给诰命”^[39]；爵位只能授予对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与。或世，或不世，皆给诰券”^[40]。

二是考绩合格官员的凭证。诰敕文书的颁降是官员考绩制度的一部分。《明史·职官志》称：“京官满一考，及外官满一考而以最闻者，皆给本身诰敕”。《明会典》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解释：“凡在京官四品以上，试职实授，颁给诰命，取自上裁。已给诰命者，亦须一考满，方许封赠。”五品以下的官员则有不同规定：“凡五品以下官，初到任试职一年后，考核堪用者，与实授，仍具奏颁给诰敕，不堪用者不与。已给诰敕者，亦须一考方许封赠。”凡在外官员，三年为一考，“称职者颁给诰敕，再考称职，听请封赠”^[41]。

三是将诰敕文书作为一种荣誉，颁发给官员的先辈，“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官员的品级越高，推恩的祖先越远，“曾祖、祖、父皆如其子孙官。公、侯、伯视一品”。官员的妻子、母亲也可享受此荣誉，“外内命妇视夫若子之品”^[42]。(www.daowen.com)

明朝初期，初授官职时，即给诰书。明太祖朱元璋时期，诰作为授予官职的文书来使用，由皇帝颁发给授职的官员，在文书上记载该官员的品级、职衔，所授的职位、职权范围以及皇帝的期望等内容，作为其任官的凭证。如洪武朝所颁发的《西安卫都指挥使叶升林济峰诰》，文曰：

握乾符君天下，惟陈纪而立纲，施以当时，取法后世，所以为王者也。朕受上天明命，履前王之规，发号施令，但有赏善罚恶耳。所以内有中书都府台察，外有行省都卫及指挥使司，皆重任所在，以居功德者。然而都府系总天下之雄师，都卫亦总方面之勍兵，若居是职者，选非轻易，任非薄功。迩来西安卫都指挥濮英等，惰事弗勤，不谋怯敌，是致归者，失于抚劳，逃者终不复还，为斯官不称任，难居重位，诏令还朝，送付法司责问。难易其西安所在，机务甚重，不可一时缺官，今特内调都府佥事叶升、林济峰前往署事，以长兵戎。尔升、济峰当夙夜勤劳，雄镇番胡，使远人入贡，庶称朕怀。於戏，深高城隍，实边戍之首务，列旌旄而张赤帜，必壮军威。尔惟懋哉。^[43]

从永乐朝开始，诰敕文书的颁降成为官员考绩制度的一部分，“其见任则初授散阶，京官满一考，及外官满一考而以最闻者，皆给本身诰敕。七品以上皆得推恩其先。五品以上授诰命，六品以下授敕命”^[44]。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规定，诰敕的颁奖，凡“五品以下官，曾经一考称职者，一体封赠，未及一考升用改除者，满日方给”。洪熙元年（1425年），对这一制度又增加了限制，规定“方面官到京，曾经一考称职，给与本身诰命；九年考满方与封赠”。宣徳十年（1435年），对外官颁给诰敕也做出了规定：“在外官员三年考满称职者给与诰敕。”正统三年（1438年），对三年考满颁给诰敕的制度做出了较大的修改，规定“文官诰敕俱待九年考满方与”^[45]。后来，大学士李贤提出：“限以九年，或官不能满秩，或亲老不待，不得者十八九，无以劝臣下。请仍三年便”^[46]，恢复了三年考满即颁给诰敕的制度。诰敕文书是以皇帝名义颁发给官僚贵族的特权身份凭证，官员获罪或罢黜，即将所领诰敕追夺缴还，否则便可世代收藏。

诰敕文书的颁发还与官员的奖惩联系在一起。如果业绩突出，会被额外颁授诰敕。“其有才能卓异之人，出自特恩者”^[47]，可以不拘三年考满颁给诰敕的成例。正统二年（1437年）规定，“凡两京各卫收粮经历满十万石，给与敕命”。也有官阶低微，应给敕命，但由于皇帝的特许而提高封赠等级的例子，《典故纪闻》记载：“翰林院待诏邹循当授敕命，言其父缉先以侍讲事太宗皇帝，复以中允事仁宗皇帝于春宫，历二十余年，升左庶子，卒不获生受诰命，臣秩卑，于例不应得封赠，伏乞矜赐。宣宗曰：‘……（邹）缉恒在左右，盖良臣也。’命吏部特与缉及其妻诰命。”^[48]相反地，如果官员犯罪，也会被追夺诰敕。宣徳四年（1429年）规定，“文官有犯贪污者，追夺原给诰敕，未给者不给”。第二年又进一步规定，凡“应授诰敕官员未授之先曾犯赃罪已经赦宥者，悉免追夺；若授诰敕之后犯赃罪，虽经赦宥，皆追夺”^[49]。

明代中期以后，诰敕文书制度逐渐败坏。一些官员利用诰敕文书的功利性作用，意图变相出卖诰敕文书，以换取某种利益。景泰四年（1453年），户部以边储不足为由，提出凡是因考绩不合格而被罢退的官员，只要不是因贪赃获罪，那么“输米二十石”，就可“给之诰敕”。为了谋取一时的经济利益，利用诰敕的功利性，对不合格的官员姑息纵容，完全违背了诰敕文书在官员考绩制度中的激励作用。给事中刘炜奏止了这项动议，刘炜认为：“考退之官，多有罢软酷虐、荒溺酒色、廉耻不立者，非止赃罪已也。赐之诰敕，以何为辞。其纳米，则是朝廷诰敕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后世。此由尚书金濂不识大体，有若但此谬举”^[50]。虽然此动议没有实施，但“朝廷诰敕止直米二十石”也并非危言耸听，反映了诰敕文书在官员考绩制度中激励作用的下降。

有些时期诰敕文书的颁降不循制度，逾制封赠。某些官员将诰敕文书视为一种荣耀，一种认可，甚至是一种满足虚荣心和权力欲的方式，因而想方设法谋求诰敕，或逾制谋求高等级的诰敕。明制，在诰敕的书写方式上，只有封王或拜妃时所颁的诰册，是用金范字于册。颁给功臣的铁券，则是用金填于字，这是一种严格的制度。至于官员，无论级别多高，即使是贵极上公，在诰书的书写上，也只能使用墨书。但在嘉靖、万历时期，有些权臣想方设法谋求金书诰命，以显示自己的权势，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嘉靖朝大学士夏言，“以一品得诰，遂创为金书”。当时夏言“贵宠冠廷臣，且司诰敕者，皆其属吏，惟所颐指。台省亦慑其焰，莫敢救也”。而嘉靖帝此时荒怠朝政，一心修道，“事玄修，无暇省览”，夏言就更加为所欲为。夏言开了先河之后，万历朝初年，刑部尚书王之诰，“以前任边功，进太子太保，封赠四代”。在诰书的书写上，王之诰“乃贿主者，得金书诰命”。后来被言官所纠，“上命改正”，仍用墨书^[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