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明代皇帝文书研究:铁券颁授

明代皇帝文书研究:铁券颁授

时间:2023-10-0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此次被授予铁券的计有:公,李善长、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常茂。洪武朝在两次大规模的颁授铁券过程中,基本形成了明代铁券文书的制度。明代又一个大规模颁发铁券文书的朝代是英宗天顺朝。明中期以后,铁券的颁授出现了过度且随意的情况,一些权臣、权阉把持或操纵铁券的颁授。由此可见,此时铁券的颁授与剥夺,已失去了当初封赏功臣的本意。

明代皇帝文书研究:铁券颁授

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就面临着封赏功臣的现实问题。对那些与朱元璋一起出生入死,为朱明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朱元璋曾多次表示:“自起兵以来,诸将从朕,被坚执锐,以征讨四方,战胜攻取,其功不可忘哉。”[11]为实现自己的承诺,朱元璋采用了汉唐以来封赏功臣的最高规制,即颁授铁券的方式。洪武二年(1369年),“太祖欲封功臣,议为铁券”[12]。洪武三年(1370年),第一次颁授铁券。此年,“大封功臣,公六人,侯二十八人,并赐铁券。”此次被授予铁券的计有:公,李善长、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常茂。侯,汤和、唐胜宗、陆仲亨、周德兴、华云龙、顾时、耿炳文、陈徳、郭子兴、王志、郑遇春、费聚、吴良、吴桢、赵庸、廖永忠、俞通源、华高、杨璟、康铎、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韩政、黄彬、曹良臣、梅思祖、陆聚。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对铁券的形制进行了改造后,又“赐公傅友得,侯王弼、耿炳文、郭英,及故公徐达、李文忠,侯吴杰、沐英,凡八家”[13]。洪武朝在两次大规模的颁授铁券过程中,基本形成了明代铁券文书的制度。

永乐朝,靖难之役结束后,朱棣大封靖难功臣。建文四年(1402年),封邱福、朱能为公,张武等侯,徐祥等伯数十人。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又“虑功臣封有遗阙,令邱福等议”[14],又增封侯一人,伯四人,俱与世券。与洪武朝初年领受铁券之功臣的功绩相比,永乐朝对靖难功臣的封赏有过多过滥之嫌。王士贞在《弇山堂别集·永乐以后功臣公侯伯年表》中批评道:“靖难诸将臣,从藩邸起,以一旅之师,弹丸之地,出万死者三载,而遂定宗社于泰山之固,此其绩诚巨。然英主实在军,攻坚履危,断自神授,又大战不过十余,所定军府不过三四而已,毋论中山、开平,其视曹卫宋颍而下抑何径庭也。”[15]可见当时人对永乐滥颁铁券的做法是有看法的。成祖一方面大封靖难功臣,广发铁券;另一方面,对享有铁券特权,但忠于建文帝而不附成祖的政治势力,进行残酷打击,剥夺铁券赋予这些功臣后代的特权,使铁券中免死或免罚的承诺成为一纸空文。中山王徐达长子徐辉祖,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嗣爵。徐达的铁券中本来有朱元璋的承诺,徐达之子可免二死。但成祖靖难之役胜利后入京师,“辉祖独守父词弗迎,于是下吏命供罪状,惟书其父开国功及券中免死语。成祖大怒,削爵幽之私第”[16],徐辉祖因不附成祖,而被削爵夺券。由此可见,在高度君主集权的政治环境下,皇帝是政治的核心,皇帝个人的意志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任何形式的承诺与约定,都可以随着皇帝个人意志的变化而变化。其实,即使是太祖之时,这种君臣之间文书形式的誓约,又何尝能够镌牢皇帝的承诺,何尝能够永保受券者的平安?李善长被杀之时,手捧铁券,仰天长哭:“铁券啊,你写得清清楚楚,除谋逆大罪不赦宥,其余若犯死罪,可免我二死,免我儿子一死。如今你定要我死,就判我谋逆大罪。谋逆!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李善长的鲜血,是对铁券上君臣誓约的最大讽刺,也是对明代皇帝绝对意志的极好诠释。

明代又一个大规模颁发铁券文书的朝代是英宗天顺朝。英宗南宫复辟后,对参与夺门之变,被英宗视为功臣的一干人等,大行封赏。石亨封公,张栎、孙继宗封侯,张棿、杨善封伯,俱给铁券,石亨本身免三死,子免二死,并追封三代;孙继宗、张棿、张栎、杨善四人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并追封三代[17],徐有贞也被封“武功伯”,给授铁券,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18],以表彰他们的“功绩”。此后,因夺门之功而被赐予铁券的,还有十二人,其中包括冒功封伯的孙唐镗、董兴、曹义、施聚、赵胜等。英宗对这些帮助自己重回皇帝宝座的“功臣”们,有一种由衷的感谢,称:“朕居南宫七年,心已忘于天下。不意奸臣谋逆,武清侯石亨等能先几弭变,会合忠义,奉迎朕躬,复正大位,功在宗社。”[19]所以他毫不吝惜地用朝廷的铁券之制来犒赏这些人,受券者所得到的恩惠,甚至不亚于那些与太祖朱元璋一同出生入死,打下大明天下的功臣们。(www.daowen.com)

明中期以后,铁券的颁授出现了过度且随意的情况,一些权臣、权阉把持或操纵铁券的颁授。如英宗朝徐有贞,开始论夺门之功时,并未被封爵。但他利用自己对英宗的影响,多方运动,为自己谋得了封伯,得到了铁券,而徐有贞自己早就为自己撰拟好了券文[20]。天顺初年,因夺门之功而权势大炙的宦官曹吉祥,由于自己身为宦官,受朝廷制度所囿,不能被封爵,就千方百计地让英宗为其嗣子曹钦封伯,赐铁券。董兴也因“与曹吉祥结姻,冒夺门功封海宁伯,予世券”[21]武宗朝,宦官刘瑾专权,对自己的亲信乱发铁券,“都督神英本无开疆辟土大功,(刘)瑾因受伊厚贿,擅加泾阳伯爵,给诰券”。刘瑾还利用自己的权势,对不依附和听从自己的前朝勋臣,随意剥夺其铁券[22]。正德三年(1508年),对总督漕运的平江伯陈熊“横索金钱”,陈熊“不应”,刘瑾怀恨在心,“欲置之死”。大学士李东阳“力争之”,称陈熊在太宗朝“开济宁河道通漕,大有功,勒铭铁券,子孙免死,岂可尽革?”,“瑾不悦,竟坐多买田宅,侵民利,谪海南卫,夺其诰券。”由此可见,此时铁券的颁授与剥夺,已失去了当初封赏功臣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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