诰书作为皇帝的公告性文书，承担着公布国家政策法令，传达皇帝意图的使命，所以明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诰书的推广与传播，以达到广为周知和宣传教育的作用。

洪武十八年（1385年）《大诰》初颁时，朱元璋就指出：“朕出是诰，昭示祸福”，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所在臣民，熟观为戒”^[68]。还规定“民间子弟七八岁者或十三岁者……讲读三编，……诚以先入之言为主，使知避凶趋吉，日后皆称贤人君子，为良善之民”^[69]。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令天下生员兼读诰律”，二十五年（1392年）“诏令各处官民之家传诵大诰三编”^[70]。

在诰书的推广传播中，一方面要求各级官员熟读详解，对凡是涉及“国家律令并续降条例事理”的诰书，“有司官吏须要熟读详玩，明晓其意。监察御史、按察司官所至之处，令其讲读，或有不能通晓者，依律究治”。另一方面，也重视这类诰书在民间百姓中的宣传，规定：“凡民间，须要讲读大诰律令，敕谕老人手榜及见丁着业牌面，沿门轮递，务要通晓法意，仍仰有司时加提督。”在对诰令文书的推广中，为了使之深入人心，还特别指出这类文书在百姓教化中的意义和作用：“民间子弟七八岁者，或十三岁者，此时欲心未动，良心未丧，早令讲读三编大诰，诚以先入之言为主，使知避凶趋吉，日后皆称贤人君子，为良善之民，免贻父母忧虑，亦且不犯刑宪，永保身家。”^[71]明代中前期，始终重视诰令文书的推广普及。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将大诰颁赐给天下武臣，令其子弟诵习。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天下的生员，除了熟读四书五经外，也要兼读诰律。将诰令文书作为教育的基本内容，加以普及。次年，又“诏令各处官民之家，传诵大诰三编。凡遇乡饮酒礼，一人讲说，众人尽听，使人皆知趋吉避凶，不犯刑宪。其秀才教训子弟引赴京考试，有记一编、两编，或全记者，俱受赏，仍具赏过名数，晓谕天下”。(www.daowen.com)

永乐朝对诰令文书的推广普及，在洪武朝的基础上又有所强化，运用考试的方式，检测百姓对诰令文书的认识和领会程度。永乐元年（1403年），“令各处教官训导，依前教读讲解，听候考试。其市井乡村秀才，一体用心教训，如不熟读，及闻知考试推托不赴者治罪”。成化朝，命令各级地方政府“修盖榜房”，将洪武、永乐、正统年间陆续颁发的诰书律令“誊写张挂，谕众通知”。成化四年（1468年）规定，“各处有司，每遇朔望，诣学行香之时”，都要令师生讲说大明律、大诰等法律文书，使之“通晓法律伦理”。经过明朝前期和中期的大力倡导和有力措施的保障，使作为法律法令文书的诰书得到了普及和推广，起到了公告周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