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诰与“告”通用。作为文书，其作用有二，一是作为上对下的公告性文书。“用之于会同以谕众也”^[54]。二是作为告诫性文书。《尚书》中的“《汤诰》、《大诰》皆是会同诸侯而敕戒之也”，“人臣献言以启迪其上者亦谓之诰”，甚至“人臣与其侪类共谈者亦谓之诰”^[55]，所以诰在古代不惟皇帝专用。周代以后，诰演变为一种君主告诫臣下的专门文书。秦朝皇帝文书专用制诏，废诰不用。汉代恢复诰的使用，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初用诰，作为皇帝下行文书。《汉书·王莽传》记载：“各策命以其职，如典诰之文”^[56]，说明此时诰成为任命官员的文书。总体上，秦废诰以后，汉代对这一文书的使用比较少，且不甚严格。唐代“王言亦不称诰”，一直到宋代，始以诰命庶官，“凡追赠大臣、贬谪有罪、赠封其祖父妻室，不宣于廷者”^[57]，皆用诰。

明初，诰书的使用沿用古制，作为一种皇帝告诫臣民的公告性文书。如《大诰》就作为一种教民文书广泛传播。明代还沿用宋代之制，将诰作为一种封赠文书使用。

①皇帝的公告性文书。

诰书是作为传达皇帝意图，公布政策法令和重大事件，宣布禁止条例，以及宣布其他需要臣民周知的事项时所使用的一种公告性文书。明代颁布国家法律法令时，以“诰”或“大诰”的文书形式，张贴颁布，令天下臣民周知。

明代共颁行《大诰》四篇。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下令，将其对臣下发布的旨令纂为《大诰》，共七十四条。洪武十九年（1386年）三月纂修和颁行《大诰续编》，共八十七条。同年十一月，颁行《大诰三编》，共四十三条。洪武二十年（1388年）十二月，又修纂《大诰武臣》，共三十二条，作为“赐天下武臣大诰，令其子弟诵习”的法律文书。对武臣单独颁发大诰，是因为朱元璋以“中外武臣多出自戎伍，罔知宪典，故所为往往丽法。”因此，“乃亲制大诰三十二篇以训之，俾知守纪律，抚军士，立勋业，保爵位”^[58]。

作为皇帝公告性文书的诰书，朱元璋非常重视利用诰书的形式发布信息，行使皇权，对文臣武士及天下百姓申明旨令，“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别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分而挠法。万机之暇，著为大诰，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希望通过大诰使天下臣民通晓法令，“永以为训”，达到“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59]的规范臣民行为的作用。

在具体应用中，大诰的使用一般有三种作用：

首先，诰书具有公开劝诫官吏的作用。明初，新生的政权面临很多问题。由于元朝末年的很多弊政随着大批旧官僚一起进入明代的体制，使得明朝的官僚体系从建立之初，就伴随着官员的贪贿腐败和蠹吏的刁滑害民。而当时由于连年战争的破坏，致使经济凋敝，国民贫弱，国家和百姓都需要修养生息。朱元璋本人出身贫寒，曾备受贪官之害，了解百姓之苦。因此，为了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朱元璋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编纂《大诰》的目的，就是要告诫和警示各级官员，应严守为官之道，清廉自守。同时，通过《大诰》的发布，将贪刻官吏的恶行公告天下，以儆效尤。《大诰》颁行的直接原因，就是明初郭桓贪污案的查处，这一点刘三吾在《大诰》后序中有清楚的说明：“日者中外臣庶，罔体圣心，大肆贪墨。原弊所由，起于六曹。为罪之魁，莫甚郭桓。”郭桓，时为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年），因贪污案遭查处。此案贪污数额巨大，据估算约精粮2400余万石，而且涉及官员众多，“寄赃遍天下”。朱元璋称此案“天下诸司尽皆赃罪，系狱者数万，尽皆拟罪”^[60]。此案一出，使朱元璋厘清吏治的决心更强。他在《大诰序》中很明确地指出：“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所以临事之际，私胜公微，以致愆深旷海，罪重巍山。当犯之期，弃市之尸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61]因此，重惩贪官污吏成为《大诰》以及陆续颁布后续《大诰》的主题和直接目的。

《大诰》对官员的劝诫一般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正面谕告。一般是在诰文中申明戒律，对官员的为官之道进行条划规章。如《大诰》第五《谕官之任》的诰文：

朕命诸司前往任所，每常数数开谕，导引为政，勿陷身家。其谕之辞曰：“汝知不才者乎？今所在有司，坐视患民，酷害无端，政由吏为。吏变为奸，交头接耳，议受赃私，密谋课敛。愚奸既成，贴下乡村，声征遍邑，民人嗟怨。此果交头接耳、密谋征敛，机轴之深乎？民人既怨，何谋之良哉！汝不见事觉之后，受刑在禁。议罪之明，身居工役之场，赃在数千里外，妻子收存者有之，眷属无之者有之，多在异性收藏，临期欲以为用，安得而至耶。是致家破身亡，赃为他人所有，比若是而无益。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渊泉焉。贿赂之财何益之有哉！汝往任事，勿蹈前非。”

另一种方式是揭露和惩治反面典型。一般在诰文中以实际的案例披露犯官的罪行，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表达“重绳贪吏，置之严典”^[62]的决心，以望达到对所有官吏的警示作用。如《大诰》第九《陕西有司科敛》的诰文：

陕西布政司、按察司官，府、州、县官王廉、苏良等，害民无厌，恬不为畏。造黄册，课敛于民。朝觐，科敛于民。买求六部宽免勘合期限，课敛于民。征收二税促逼，科敛于民。造上中下三等民册，科敛于民。其赃官赃吏实犯在狱，招出民人官吏，指定姓名，各寄钞银、毡衫、毡条、毡褥、毡袜、头疋等项，各照姓名坐追。其布政司府、州、县闻此一至，且不与原指寄借姓名处追还，却乃一概遍府、州、县民科要，平加十倍。如此害民，其心略不将陕西百姓于心上踌躇。民人苦楚，且如西凉、庄浪等处，河州、临洮、岷州、洮州军人缺粮，著令民人趱运，地将盈雪尺余，深沟陡涧，高山峻岭，庄农方息，劳倦未更，各备车辆，重载涉险，供给军储。中路车颓牛死者有之，人亡粮盗取者有之。若牛死车存，人在中途，进退两难，寒风凛冽，将欲堕指裂肤，上畏法度，谨遵差期。虽死不易，苦不胜言。设若到卫交纳，淋尖跌斛，加倍输纳，无敢妄言。如此艰辛，布政司、府、州、县官，按察司官，果曾轸念于民？为此，法所难容，各科重罪。

第二，诰书具有晓谕百姓的作用。朱元璋对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有他自己的观念。他认为，富民可以做官，可以治民，可以尊享富贵，但他们首先必须遵守朝廷的法度，不能恃强凌弱。洪武三年（1370年），他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和切肤之痛，称“富民多豪强。故元时，此辈欺凌小民，武断乡曲，人受其害”。他曾晓谕江浙地区的富户，告诫他们说：“汝等居田里，安享富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矣。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63]朱元璋从自己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亲身经历认识到，一个理想的和谐社会，不能有过于悬殊的贫富差异。豪富巨室横行，不仅会造成百姓的痛苦，成为社会动荡的隐患，而且会影响国家的赋税征收，损害政权利益。所以，在他利用诰书的宣传作用，多次披露残科暴敛的行为，增加对百姓的告诫，要求他们遵守国家法度。对犯法违规的行为，为害一方的豪强，奸恶顽劣、游手好闲、不务生理的顽民纳入重惩范围，并广为公告，以达到宣传、教育的作用。在《大诰》和《大诰续编》里，有多篇这类文书。如《大诰续编》第二十一条《粮长金仲芳科敛》：(www.daowen.com)

粮长之设，首便于有司，次便乎良民，所以设立之时，定殷实之家，当关勘合之际，面听朕言。朕乃竭气语，谕之再三，曰毋害吾良民。更兼前大诰内，戒敕分明。岂其所在粮长，不遵大诰，仍前为非，虐吾民者多矣。且前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等三名，巧立名目凡一十有八：一定船钱，一包纳运头米，一临运钱，一造册钱，一车脚钱，一使用钱，一络麻钱，一铁炭钱，一申明旌善亭钱，一点船钱，一馆驿房舍钱，一供状户口钱，一认役钱，一黄粮钱，一修墩钱，一盐票钱，一出由子钱。

有时，针对重大法令的宣传和推广，会在不同时期多次颁布诰书。以下是《大诰》第十二条《五州府免粮》，系洪武初年为打击豪强诡寄田产、逃避赋税而颁布的诰书：

应天、宣城、太平、广德、镇江五府州，为是兴王之地，久被差徭，特将夏秋税粮不时全免，惟元宋入官田地，我朝籍没之田，民田全免，官田若令全免，民难消受，所以减半征收。凡免粮去处如此，但凡民粮，不一概全征。其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没官田地夏收税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官郭桓等尽行分受。君子祥观，果可容乎！

而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颁布的《大诰续编》里，又有关于打击豪强偷税行为的诰书，即《大诰续编》第四十五条《洒派包荒》，诰曰：

民间洒派、包荒诡寄、移丘换段，这等俱是奸顽豪富之家，将次没福受用财赋田产，以自己科差，洒派细民。境内本无积年荒田，此等豪猾买嘱贪官污吏及造册书算人等，其贪官污吏受豪猾之财，当科粮之际，作包荒名色征纳小户，书算手受财，将田洒派，移丘换段，作诡寄名色，以此靠损小民。

此诰续出，所在富家当体朕意，将田归于己名，照例当差。倘不体朕意，所在被害人户，及乡间耿直豪杰，会议将倚恃豪杰之家，捉拿赴京，连家迁发化外，将前项田土给赏被扰群民，的不虚示。

第三，诰书还具有法律宣传文书的性质。《大诰四编》也是明代发布和宣传法律法令，公开惩戒事例的法律宣传文书。明代一般颁布国家法律法令时，都以“诰”或“大诰”的文书形式，张贴颁布，令天下臣民周知。洪武三十年（1397年），朱元璋颁发《大明律诰》。这是一部明朝的法律文书汇编，包括《大明律》460条和《钦定律诰》147条，后者撮要收录了《大诰》的内容。此诰书颁行之日，朱元璋亲御午门，对群臣发表了告谕，称：“朕有天下，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行之已久。然而犯者犹众，故于听政之暇，作《大诰》昭示民间，使知趋吉避凶之道，古人谓‘刑为祥刑’，岂非欲民并生于天地间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诰》条目，撮其要略，附载于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谋逆并律诰该载外，其杂犯大小之罪，悉依赎罪之例论断。今编次成书，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刑期天刑’，庶称朕恤刑之意”^[64]。

诰书不仅起到颁布国家法律、法令、制度，使臣民周知的作用；而且还包括了戒饬劝勉的作用。纵观《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中的诰文内容，多为案例，揭露官员的贪贿腐败，惩治蠹吏的刁滑害民，昭示统治者锄强扶弱，建设理想的小农社会的信念。

②诰书是皇太后或太皇太后所使用的公告性文书。

明代，在布告臣民时，以皇帝名义颁发的文书为诏书，而以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名义颁发的文书，则为诰。由于明代皇太后或太皇太后把持朝政的情况并未普遍，所以有明一代诰书的这类用途并未常见，且皇太后或太皇太后本人为避干政之嫌疑，生前都未见颁诰，仅见薨逝后的遗诰。如正统七年（1442年），皇太后薨逝，为避免丧礼对朝政造成过度的影响，“皇太后遗诰，以日易月，哭临三日即止，君臣皆同”^[65]。据杨廷和《杨文忠三录》记载，嘉靖元年（1522年）寿安皇太后崩，嘉靖帝坚持要“持丧三年”，“且拟颁遗诰”。在杨廷和的力争之下，“乃仅服二十七日于宫中”，“遂止遗诰之命”^[66]。

明制，皇太后的遗诰有专门的宝玺，“皇太后遗诰盖‘弘徳昭顺’之宝”^[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