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明代皇帝文书的研究没有形成较大规模和较高水平，究其原因：一是目前我国现存的明代文书档案数量较少，只有约5000件，内容也缺乏系统性，使得人们对这部分文书档案开发利用的热情不高，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实际价值也低于清代文书档案，因此制约了对明代皇帝文书的研究。二是文书工作在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是相对冷僻的内容，不太引起学者的关注。所以，尽管近二十年来有关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成果很多，而研究明代文书工作，尤其是明代皇帝文书的论文却寥寥无几，研究专著更是空白。

文书是一种记录信息的文字材料，古往今来，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广泛应用。公文，是指在公务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文书，是国家管理政务的一种重要工具。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文书种类完整，载体多样，从殷商甲骨文书，秦汉竹简文书，到魏晋以后的纸制文书，都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特别是保存在全国各地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及各种研究机构中的大量的明清两朝的文书档案实物，更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是明清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皇帝文书，是封建国家公务文书的一个特殊类型，是皇帝在行使皇权过程中使用的文书。封建社会，王言为制，与只有行政效力的官府一般公务文书性质不同，皇帝文书在当时具有法律效力，是决策性质的文书。

有关历史文书的研究，国外有古文书学（Diplomatics）。虽然我国古代公文出现的时间很早，对历代公文的记载或论述也见于各种典籍之中。但专门研究古代公文的专著和学者是近代才出现的，其中尤以许同莘的《公牍学史》最为著名。

《公牍学史》，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许同莘，字溯伊，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庚子、辛丑并科举人。曾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归国后在张之洞幕府从事文书工作。张之洞去世后，曾主持编纂了《张文襄公全书》。《公牍学史》凡十二卷，前十卷论述公牍的源流，称作《牍史》；后两卷论述公牍要旨，称作《牍髓》。后附《治牍须知》。作者论述了古代文书的写作，从上古三代直至晚清，将牍史、牍论、牍法联为一体，是通论我国古代公文的代表著作。该书卷七专论明代公文，主要论述了明代公文的倾向、代表人物及公牍程序。在评价明代公文倾向时，作者认为“明人为公牍，制义之变体也”，“宣德正统以前，文章气体虽卑，犹有驰骋自得之妙。及成化以后，八股行之已久，……高者沉酣讲章，下者浸淫程墨，而公牍之体变矣”^[4]。作者肯定王守仁、海瑞、丘浚、李梦阳等为公文之方式，认为他们能将公牍与文章熔为一炉，将政事与学术合为一体，代表了公牍的正确方向。论述公牍程序部分，作者主要综述了《明会典》卷七十六的主要内容，介绍各种文书的格式及签押样式，还用约500字介绍了洪武年间文移纸式。《公牍学史》是全面论述我国古代公文写作的著作，全书共三十三万余字，但明代部分的论述，只有约2.1万字，而其中基本未涉及对明代皇帝文书形成、流转、皇帝文书机构以及相关制度的专门论述。从资料的使用看，作者对公文程序的论述，选用的资料主要以《明会典》为主，其他资料涉及较少。

徐望之的《公牍通论》是这一时期综合论述历代文书的又一本专著。他从等级、政治和名称上对历代公文进行了分类，介绍了从三代至民国历两千年所使用的公文类型。在皇帝文书的论述上，作者将皇帝文书作为公文的一个特殊类型，简介了历代皇帝文书的文种，并梳理了皇帝文书演变的基本脉络。在明代皇帝文书方面，在该第二章第二节有所涉及，其将元明作为一个统一的皇帝文书发展阶段来认识，肯定了元明皇帝文书的继承关系，但没有将明代皇帝文书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来认识和分析。《公牍通论》资料的来源，凡六朝之前的，多引用自《文心雕龙》；凡六朝之后的，多引用自历朝《会典》。与《公牍学史》有很大区别的是，《公牍通论》是以民国公文为研究核心，对历代皇帝文书的梳理，只是作者为研究民国公文的源流和沿革而进行的基础性论述，所以对明代皇帝文书专论甚少也就可以理解了。

《公牍学史》和《公牍通论》的研究重点均非皇帝文书，而主要是古代公文的写作。而且他们在讨论公牍时，很少从政权运作的角度研究，只详述历代为文（公牍）方式，而略论公文运作和文书机构。因此该书作者对在政权运作中处于决策地位的皇帝文书缺少必要的关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为配合国民党行政效率运动，一些学者开始以现代方法研究明代文书工作问题，撰写了一些有关古代文书或文书制度方面的文章。但也没有形成皇帝文书研究的专门成果。此后，这一问题就再少有人问津。

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大学张我德先生开设了“古代文书”课程，其中涉及明代方面。在张先生学术思想的框架下，其后辈学人裴燕生、何庄、李祚明、杨若荷在2003年出版《历史文书》^[5]。该书第六章专论明代，分为三节：第一节为明代的中央文书机构，以约300字概述内阁、通政司、六科、文书房和司礼监；第二节简述了明代文书的种类及体式；第三节为明代的文书工作制度，首先用图示的方法表述了明代公文的处理程序，其后又简要介绍了票拟制度、行移勘合制度、屡禁繁文及贴黄制度、文书字体格式抄写符号制度等。在明代皇帝文书这一内容上，该书作者主要从清代皇帝文书与明代皇帝文书沿革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简单介绍了诏书、敕谕、敕命、诰命、册书、诰书、谕旨等在明代的使用情况。但由于此书以中国历史文书作为整体研究对象，明代的皇帝文书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问题。而且该书对明代皇帝文书关注的原因，也仅仅在于其与清代文书的渊源关系，所以此书有关明代皇帝文书的内容比较粗略，全部内容约5000字。

与《历史文书》研究方法和内容基本相似的成果，是邹家炜、董俭、周雪恒在1985年出版的《中国档案事业简史》^[6]和周雪恒主编的《中国档案事业史》（1994年版）^[7]。这两本著作，都是从档案专业史的角度来认识明代的文书工作，基本没有超出《历史文书》的成果。

秦国经的《中华明清珍档指南》^[8]一书，从档案史料的角度介绍了明清档案的形成、内容、价值及存地分布状况，重点介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档案的概况，对一些重点的档案，分全宗^[9]从机构概况、档案内容、档案整理状况与检索目录等方面进行详细介绍。该书的体例和内容，本可以为我们提供明代皇帝文书的重要史料线索。可惜的是，该书虽称“明清”，但对明代的论述篇幅极少。

由张德信、毛佩琦主编的大型资料书《洪武御制全书》^[10]，收录了朱元璋的御制文书，包括《御制文集》、《御制文集补》、《祖训录》、《皇明祖训》、《宝训》、《宝训补》、《御制大诰》、《御制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等洪武朝的皇帝文书。该书将散见于各种史籍的朱元璋的大量诏、诰、敕、谕，以及祭文、书信等文书搜集起来，集中汇纂，可以说是朱元璋御制文书的集大成性质的资料书。该书为朱元璋研究、明初政治制度研究以及明朝皇帝文书制度的研究等提供了非常系统和完整的史料。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制度史研究成为史学界的热点，中国内地有关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著述颇多。其中工具书有《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刘国新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辞典》、徐连选主编的《中国官制大辞典》、臧云浦主编的《中国古代官制辞典》等多种。教材和专著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武汉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集体或个人编著的《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等二十余部。由白钢主编的，全十册五百余万字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台湾地区的政治制度史研究起步较早，钱穆、陶希圣、曾繁康、张金鉴、汤承业等也著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文官制度史》等书。这些工具书、教材、专著，除知识性之外，大多是从理论上探讨制度本身的阶级性、思想性，以及制度形成的原因、利弊、发展趋势和对社会的影响等宏观问题，对于明代政治制度，尤其是对明代文书工作制度的研究和论述很少。(www.daowen.com)

在有关明代政治制度的研究著作里，王天有的《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张显清、林金树的《明代政治史》，以及近年来比较多的关于内阁的研究成果，如谭天星的《明代内阁政治》、王其榘的《明代内阁制度史》等，都对内阁、中书舍人、六科、翰林院等机构的皇帝文书工作有所论述。唐克军的博士论文《明代政府运行研究》，从政府机关运作的角度对上述机构的行政运作方式进行了分析。这些著作中，对皇帝文书在明代皇权行使中的作用问题，都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和论述，有些还具体阐述了皇帝文书的处理机构以及皇帝文书对皇权的影响。如《明代国家机构研究》一书中，以一节的内容论述“皇权在国家机制中的运作”，将颁布诏令、批阅奏章界定为皇帝日常处理政务的主要形式之一。^[11]《明代政治史》一书，在皇权行使方式中，论述了皇帝文书票拟、批红、封还等过程，并对皇帝文书处理与明代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分析。^[12]《明代内阁政治》一书，对内阁、司礼监等皇帝文书处理机构有更进一步的论述，并对票拟、批红等皇帝文书处理程序在明代政治权力分配中的作用，做出了较以前的研究成果更为深入的分析。^[13]《明代内阁制度史》一书，对内阁在皇帝文书形成过程中的方式和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内阁的性质，是为皇帝拟定政令文件的文书房。这一观点对我们理解皇帝文书的形成与其相关机构的权力关系有很大的启发。^[14]

工具书、教材、著作涉及题目比较广泛，当然难以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何况研究者没有把明代皇帝文书作为著作论述的重点，自然也就缺乏深入研究。在这方面，论文则显出其独到之处。近年来，虽然没有专门以明代皇帝文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但出现了一些内容相关的论文涉及这一研究领域，大概集中在如下几方面：

首先，在明代皇帝文书制度方面，系统研究明代文书制度的文章当首推颜广文的《论明代公文运作制度》^[15]。颜广文认为，明代是我国文官制度成熟时期，明代统治者已认识到公文运作得顺畅与否，会直接影响国家政权行政职能的发挥，因而明代十分重视公文运作制度的建设。该文从“明代中央决策公文形成制度”、“明代公文的行移及收发制度”、“明代日常公文处理制度”、“明代公文的稽核制度”、“制订公文格式和贴黄制度的产生”、“明代公文运作制度实际执行中的违误情况及原因考察”六个方面，对明代公文运作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全文约8000字，既研究了公文制度的变革，也分析制度执行中各种影响因素的作用。其中，该文将皇帝文书界定为中央决策公文的范畴，对我们有很大启发。该文引用史料颇多，将资料分门别类，按专题论述，给人以全面系统的印象。但由于所论述内容很多，而篇幅有限，所以专论皇帝文书的部分就觉得论述泛泛而缺乏深入。颜先生的另一篇论文《朱元璋对文书制度的整顿》^[16]，主要论述了明初朱元璋在文书制度建立上的贡献，其中“制定公文格式，严禁繁文冗牍”部分和“建立最高公文的复审制度”，均与皇帝文书的形成与管理有关。但该文与前文相比，其旨在介绍，不在研究，所以论述范围较小，篇幅更短，内容也有重复。

其次，票拟和批红制度是明代皇帝文书形成中的重要程序，同时由于其在明代政治制度中具有显著特点和重要作用，这些年来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由于票拟和批红是明代内阁和司礼监的重要职掌，所以论述内阁制度时，都会涉及这两种制度。除了前述的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的专著一般都对这一问题作深入探讨外，还出现了较多的论文，如关文发《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17]，杜婉言的《论明代内阁制度的特点》^[18]，杨业进的《明代经筵制度与内阁》^[19]，林桦的《略论明代翰林院与内阁的关系》^[20]，李渡的《论明代的阁权》^[21]，刘晋华的《明代内阁制度与党争》^[22]等，都对内阁和司礼监对皇帝文书的形成和控制进行了分析。但由于这些论文立论的角度和研究的重点都是内阁制度，所以对于内阁和司礼监在皇帝文书流转和运作中的具体方式和作用，则较少论述，也较少关注票拟和批红在皇帝文书形成和处理中的程序性特征。

在其他与皇帝文书处理相关的机构中，有关翰林院的研究，有林桦的《明代翰林院制度述论》^[23]，仅以百字论述其对皇帝文书撰写之职掌。孙立腩的《论明代翰林院》^[24]一文，从内阁与翰林院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翰林院的职掌。颜广文《明代中书舍人制度考略》一文，将中书舍人定义为明代中央文秘官员的主要群体，认为中书舍人制度是明代秘书制度的核心，是明代行政管理制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由于中书舍人是内阁中处理和办理文书的具体人员，所以这种认识符合其文书人员和秘书人员的基本定位。

第三，封驳制度是明代皇帝文书运作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制度，但所见的研究成果很少，田兆阳的《封驳制的沿革及其对皇权的制约》^[25]是其中之一。作者全面论述封建社会对皇帝文书的封驳，但涉及明代的只有约200字，材料取自《明史·职官制》和《明会典》。此外，在论述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些论文中，也有些涉及了对皇帝文书的封驳问题。如张薇的《明代的监控体制》^[26]，王天有等的《试论明代的科道官》^[27]，赵毅的《明代六科论略》^[28]，李熊的《明代给事中简论》^[29]，尹树国的《明代六科制度述略及简评》^[30]等。这些著作或论文都是将皇帝文书的封驳纳入到明代监察体制中研究，而并非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

第四，近年来有关明代文书工作的专门制度，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成果。罗冬阳的《勘合制度与明代中央集权》^[31]，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对明代公文运行中的勘合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主要内容涉及：勘合的含义与起源；户籍勘合与人力的管理；行移勘合与中央集权；以保障皇权为直接目的的勘合；勘合与财务管理；朝贡（贸易）勘合；勘合与用驿管理；非独立形态的勘合等。作者认为勘合是古代符契的发展，明代勘合应用领域最重要的扩展是行移往来与对外关系，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朝政制更加集权化、政策趋于保守的特征。该文资料丰富，论述详实。但这种立足一点，兼顾全面的研究方法，在局部显得过于精细，而总体又缺乏突出的重点。

在皇帝文书的印信制度研究中，常培军著有《中国皇帝玺宝制度概述》^[32]一文，主要以皇帝玺宝制度为主线论述，基本没有涉及明代皇帝文书用印问题。

第五，对明代文书种类的研究方面，由于我国很多档案馆都保存有明清文书档案实物，所以一些研究者利用这个便利，结合馆藏的文书档案实物来研究明代的文书种类。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历史档案》杂志利用第一历史档案馆以及各省级综合性档案馆的馆藏，刊布了很多明代的各类文书，包括诰、敕、诏、题本、题行稿等。专门研究文书种类的成果，有姜培春、姜国良的《明清诰敕文书之研究》^[33]，该文研究了诰敕文书的起源、应用及其史料价值。

这些成果，由于不专门以明代皇帝文书作为研究目的，只是在对机构或制度的论述中，对这方面的内容有所涉及，所以，论述缺乏系统性和专门性。客观地说，相对于档案学、文书学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有关皇帝文书的研究，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需要大大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