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县二轮修志工作启动后，由王镇海、胡茂生等先生承担该项工作。据我所知，全国二轮修志大部分是在一轮修志基础上续修，但鉴于一轮所修《环县志》对古代一些历史资料运用不够，考证不详，近现代时期内容也存在不少遗漏，县志编纂委员会决定重修《环县志》。为了挖掘、研究和充实历史资料，厘清环县古代特别是唐以前的建置沿革史，对乾隆《环县志》（下文简称“旧志”）进行整理就显得十分必要。因此，十余年来，他们一边组织编纂新志，一边安排整理旧志。其间，他们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曾邀请我参与对邑境部分古城遗址进行田野调查和建置沿革等重要历史问题的讨论。

《乾隆环县志》（下文简称“校注本”）即将付梓，校注者邀我为之作序。他们的邀请让我有些为难和犹豫，因二十年前，我给自己定了“四不原则”，其中之一是“不给他人写序”，曾婉拒了不少家乡学人乃至学生的请求。拿到“校注本”翻阅两日，经再三思虑，最终决定一破陈例，完成其所托。理由有三：一是环县是我的根基所在，生于斯长于斯，能为家乡文化建设做点事，是分内之事。二是“校注本”的确是一部质量上乘的古籍整理著作，值得推介，并详述其要旨与创新。三是长期关注本县历史，我也有一些话想说，不妨借此机会予以表达。

据学者考证，环县有志应在宋或元代，时称《环州志》，乾隆《甘肃通志》“疆域”条目、《庆阳府志》“形胜”条目均引有《环州志》的记述。但该志久佚不存，今人不得一见。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的《环县志》，由时任环县知县高观鲤纂修，是目前仅存的一部环邑旧志。读大学二年级时，我曾在亲戚家里获得环县档案馆油印本，系用第二批简化字刻印而成，虽简陋，却是初识本邑旧志。此后三十余年，与旧志结下不解之缘，曾借阅过环县档案馆所藏刻本，也复制过兰州古籍书店的影印本。因学历史出身，曾有标点、校注、增补旧志的想法，也做过些许工作，如参照古代典籍对部分内容作了注解和增补，也收藏了一些古代地理学著作，如唐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明顾炎武的《肇域志》、清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读民国以前典籍，凡遇有涉及环县的史料，或抄录或拍照。尽管我的计划未完成，但深知校注古籍之不易，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是难以胜任的。

乾隆《环县志》自问世以来，从未有学人对其进行整理与考释。呈现给读者的“校注本”是首次整理，具有很强的原创性。笔者从标点、校勘和注释三个方面谈谈读后感。

标点（古代称之为句读）是校注古籍最见功夫的环节，如标点出现错误往往会改变原意，甚至出现常识性错误。笔者曾读《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有关西北部分内容，就曾将《平远县志》卷三《建置》中涉及今本县境内的地名“毛居士井”，错断为“毛居”“士井”，由一地而变为两地，成为硬伤。平日读书，此类错误遇到过不少。故阅读“校注本”时对句读尤为关注，但没有发现大的问题。校注者按照文献整理要求，做到了句读语义完整，尤其比较难以断句的建置部分，涉及州、郡、县名和自然地理实体地名等，如果对县域建置、辖境、地名、方言的演变没有相当的研究，不出错也难。北京大学文献学专家漆永祥教授曾审读“校注本”初稿，也认为“全书标点正确”，评价“本志之整理，标点细致，错讹极少，是为难得”。永祥教授做学问向来严谨，能得到他的肯定，说明“校注本”的句读水平达到了应有的高度。因句读基本功扎实，“校注本”阅读起来，层次分明，逻辑清晰，文义明了。

校勘是古籍整理的又一基本功夫，为历代先贤所重视。校勘的目的是“勘同异，定是非”。清人段玉裁曾言：“校书定是非最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乾隆《环县志》自刻印后，流传不广，后世硕儒也不曾给予关注。故要断其底本之是非，何其难也！对这样一部没有“异本”的旧志，断其是非只能在广搜佐证上下功夫。“校注本”所作的一百七十二条“校勘记”，简明扼要，符合校勘宗旨。佐证文献二十余种，包括《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金史》《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武经总要》《全唐文》《全唐诗》《空同集》和明嘉靖《庆阳府志》、清顺治《庆阳府志》、清乾隆《新修庆阳府志》等，综合运用他校、理校之法，使底本错讹一一得以修正。“态度端严，讹脱衍倒，各有处置之方”是永祥教授对校勘工作的褒扬之语，笔者有同样的感受。如果不具备基本的校勘学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相关文献的广泛阅读，是难以完成如此繁杂劳作的。

注释是“校注本”的亮点和特色。从文献整理的角度而言，尤其对古代方志，许多学者主张只校勘，不必做注。六年前，笔者阅读“校注本”初稿时也认为注释过繁。但这次阅读修订后的“校注本”，反认为注释是一个亮点。为何？校勘只是对文本的错误进行修正，做到“定底本之是非”，然无法“断立说之是非”，即对底本记载的史实错讹进行考释修正，而注释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旧志中关于环县建置沿革的记载讹误甚多，所载史实的错误也误导了后人。校注者既参考了古代典籍，又吸收了当下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以注释中加“按语”的方式，对旧志中的一些错讹作了修正，对相关的历史记载作了引证说明。如旧志卷一记载的环邑“建置沿革”有两个时段比较混乱，一个时段是北朝至隋朝时期，一个时段是唐末至五代时期。在前一个时期，旧志言“至周而始升为州”，校注者写了一段较长的文字给予纠正：

按：谓环“至周而始升为州”有误。环县地域北周及隋唐的建置沿革，《隋书·地理志》《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记载均清晰准确。《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和《元史·地理志》将隋开皇十九年于鸣沙县所置环州同环县境域在五代所置环州两个名称相同而辖境、治地不同的政区混而为一，明《陕西通志》《庆阳府志》因袭此说，原志承此说，作出鸣沙于“后周置会州”即环县境域置州始于北周的断言。因建置沿革记载讹误，进而全志在纪事、人物、艺文多处引用隋、唐其他政区史料，造成越境而书的错乱。据《北周地理志》，环县地域属宁州西北地郡归德县辖。时宁州领赵兴、西北地二郡。西北地郡治彭阳（今甘肃省庆城县西南八十里），领彭阳、襄乐、归德三县。“归德：今甘肃环县北一百里归德堡。西魏置。《元和郡县志》：洛源县，东南至庆州二百七十五里。本汉归德县地。后汉迄今，无复郡县。后魏文帝大统元年，复置归德县。隋大业元年，改为洛源县，……归德堡在洪德砦之北四十里。洪德砦又在环县之西北六十里。环县治又在庆阳县治之西北一百八十里。庆阳即庆州。如此，归德堡在庆州西北约二百八十里，与《元和志》所云归德县东南至庆州二百七十五里，里数相近。故位置归德县于今归德堡，大致无误。”《宋史·地理志》环州：“归德堡，东至木瓜堡五十里，西至定戎堡约三十里，南至洪德砦四十里，北至虾蟆和市贼砦约四十里。”据上，归德县治当在今甘肃省环县耿湾乡一带。(www.daowen.com)

这样翔实的考证，不仅纠正了旧志中环邑置州始于北周之误，而且征引文献考证了北周至隋初环邑设归德县的史实。长期以来，受旧志影响，提起隋唐时的“环州”，邑人总认为与环县有关，“校注本”做了纠正。“校注本”正文“环州”条注释，征引文献说明隋唐时所置环州与五代时所置环州的不同历史沿革。并在另一注释的“按语”中指出，旧志引《隋书·地理志》记载环邑建置沿革存在两个错误：一是误将开皇十九年所置环州及鸣沙县当成隋朝在环邑的建置；二是忽略了历属宁州、庆州之归德县、弘德县的史实。那么隋时环邑建置如何？按语指出“环县在隋代的建置为：开皇初沿袭北周建置，置归德县，属宁州西北地郡；开皇三年（583）郡废，归德县改属宁州。开皇十六年（596），割宁州置庆州，归德县属之。大业三年（607），改庆州为弘化郡，领洛源、弘化、合水、华池、马岭、弘德六县，县域属马岭、弘德县辖。”这样，环县在北朝至隋的建置就清晰了。由此说明，这样的注释是完全必要的，解决了旧志建置沿革记载错乱的大问题。

古代中央政权何时在环县地域设立行政机构，以往学界公认《汉书·地理志》记载的北地郡方渠县是环邑最早的行政建置。校注者在整理旧志和编纂新志过程，关注学界相关研究动态，采纳新说。长期以来学界认为《汉书·地理志》记载的“方渠除道”是两个行政区建置。但随着西安北郊相家巷村秦“方渠除丞”封泥的发现、张家山汉简《秩律》“方渠除道”的记载和陕西省博物馆藏汉代官印“方除长印”等的证实，结合学者对“方渠除道”地望的考证，可以认定秦统一前后环县境域是匈奴人活动的地区，战国秦长城穿越其中，“方渠除道”是秦设在今环县最早的行政建置。这样把县域行政建置追溯到了秦统一前后。2012年10月中旬，适逢陕西师范大学举办史念海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校注者特意到西安与有关历史地理学者座谈，就“方渠除道”及相关问题进行了交流，他们提出的问题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和赞扬。作为地方志工作者，关注史学研究动态，把县志编修、旧志考证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这种求知求新、严谨科学的态度，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环地置县已有二千二百余年，但保留下来的文字资料稀少，要把历史上发生在域内的重要历史事件搞清楚绝非易事。而在关于环县古代历史的书写与研究中，不少人往往将旧志“越境而书”的内容，附会为本县历史，最典型的是唐肃宗即位环县灵武台的说法。旧志卷十《纪事》记载唐“玄宗天宝十五载七月，太子即位灵武”。我读大学二年级时就阅读了旧志，也看到这条记载，正值老师布置唐史课程作业，便依据这条记载想写“唐肃宗即位环县”的问题，于是带着旧志去问赵向群老师，他的一番教导让我茅塞顿开。他说：一、肃宗即位何处的问题是清楚的，贵县方志记载不足信；二、研究唐肃宗即位的问题，要阅读两《唐书》和《资治通鉴》，这是最基本的材料。根据赵老师的指导，我阅读了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的相关内容，基本上弄清楚了安史之乱后太子李亨逃亡路线和即位何处的问题。赵老师的教诲让我终身受益，也使我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对待史料来源的态度更加审慎。无独有偶，十余年前，我作为课题组长主持《庆阳通史》撰写，庆阳市的文史爱好者乃至环县个别领导同志，一定要我把“唐肃宗即位环县灵武台”写进《庆阳通史》。编委会主要领导也曾倾向把此说写进去，经我再三解释，编委会在讨论中采纳了我的意见。旧志为何有“肃宗即位环县灵武台”之说？“始作俑者”应是明代诗人李梦阳。他的《灵武台》诗云：“环县城边灵武台，肃宗曾此辟蒿莱。二仪高下皇舆建，三极西南玉玺来。”清人修府志、县志，据此诗做了一番附会，误导了后人。我之所以在这里提这件事，只是想告诉读者，一是阅读旧志，尽量参照其他相关典籍，才能判别旧志记载哪些是可靠的，哪些是不可靠的；二是“校注本”的校勘、注释修正了旧志文本错讹与史实错误，是一本了解古代环县历史时值得阅读的书籍，阅读“校注本”一定要与注释结合起来。

环县地处西北一隅，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环江发源于县北青岗峡，由北向南形成一至数里宽的平川，成为南北通衢，奠定了本县在秦汉隋唐、宋夏时期的地位。两千多年前，战国秦长城穿越邑境而过，至今遗迹尚存。秦汉隋唐建都关中，环县成为拱卫其安全的屏障。一方面，对于建都关中的中央王朝而言，环县成为他们与北方游牧民族的缓冲地带，比较受重视；另一方面，对于长期居住、活动于长城内外的戎狄、匈奴、羌、突厥等民族而言，环县成为他们与中原王朝交融的通道。正是环江流域形成的通衢之存在，使这里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农牧交错地带。环县地域因其地位重要，五代中期后建置也由县升为州。宋夏对峙时期，环州地位尤显突出。翻阅《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重要典籍，环州及境内堡寨频频出现在皇帝圣旨和大臣奏折、策论中，一些能臣干吏也曾在这里建功立业，留名青史。随着中国疆域扩大，原有边疆内地化，民族大融合通道衰落，环县地位式微，建置由州降为县，这块地域也逐渐淡出了政治家的视野。在明、清史籍中，能找到“环县”二字几乎只有两种情形，一是《地理志》里有环县，表明一个县级政区的存在；一是遭遇各种灾荒后，环县出现在朝廷的“蠲免”名单中。贫穷与落后成为外人对环县最深刻的印象。因此，如何正视环县过去的历史需要有一种胸怀。我很赞赏校注者的视野与务实精神，很少听他们说环县“人杰地灵”“钟灵毓秀”一类溢美之词。正视历史和现实，与周边及发达的县份相比，环县的经济、文化、教育还比较落后。要赶上去，环县人还需要做更多、更艰辛的努力。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是史学给人们的魅力所在。“变”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永恒的主题，而且历史上的“变”往往是向前向好的方向发展。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岁末，环县又迎来了“变”的机遇期。穿越县境的银西高铁开通运营，高速公路也将于明年贯通县境南北，环县又将成为沟通塞北与关中的大通道。我们有理由相信，环县人民只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不懈努力，砥砺奋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属于环县的崭新时代终会到来。

黄正林

2020年12月29日于西安南郊陕西师范大学雁塔校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