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是通过自然生态系统和其构成的物种维持和满足人类生活的条件和过程（Daily,1997）。这些服务包括：净化空气和水,减轻洪水和旱情，废弃物的分解和解毒，产生和更新土壤肥力，调节气候，缓和极端温度值，提供美学视觉和激发灵感。

用享乐的方法和陈述偏爱的方法研究公共绿地空间的价值已经成为大量研究的主题，如McConnells & Walls（2005）和Waltert &Schlpfer（2010），对同一类型的绿地发现积极、消极和无关紧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例外研究如Anderson & West（2006）and Irwin（2002），很多已有文献主要的处理或者是几个特定的绿地类型如自然保护或者是农田（Morancho,2003;Towe,2009;Tyrv inen & Miettinen,2000），或者是有尺度和毗邻分类的绿地（Abbott &Klaiber,2010;Jim & Chen,2006;Kong,Yin,& Nakagoshi,2007;Morancho,2003）。在一些案例中，绿地通常被认为是均质的、良好特性的植物覆盖为主的地段。

一般来说，人们能够欣赏自然化的和人工设计的景观，并能够在这两者中找到消遣娱乐的益处。很显然，人们能够辨别不同类型绿地，因此评估研究也同样可以做到。我们以都市环境绿地一致性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我们的分析是通过航空照片和市政资料将城市绿地分为8 个类别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些类别反映了城市绿地提供的娱乐和便利设施的层级。分析的目的是鉴别不同绿地类型的价值差异。

由于缺乏在城市绿地中精神恢复相关特性的了解，对于城市规划者和景观设计者设计城市环境，并且特征要满足人们的偏好如精神恢复来说是一个挑战。因此，更多关于精神恢复设计的研究是必需的。

Charlie M.Shackleton（2013）等对南非两个公共绿地数量明显不同的城镇居民对公共绿地的观察、使用和意愿做了调查。两个城市公共绿地的差异在两个城镇中不同的郊区做了重复对比。我们假设不满的等级在最少公共绿地城镇为最高。结果显示从城镇到郊区，居民的宅地到最近公共绿地的距离是相似的。大多数居民认为方便进入公共绿地是重要的，而绝大多数居民感觉他们所在城镇和郊区的公共绿地不足，市政当局没有提供应有的公共绿地或保养。拥有最少公共绿地的居民对公共绿地数量和条件不满的等级通常是最高的。

同年，南非作者Smart K.报道了南非首都东面10 个小城镇城市绿地范围和现状。在测定城市公共绿地的面积和现状（根据木本植物覆盖率）后，接着寻找贯穿10 个城镇的绿地格局指数，如面积、密度、平均面积和外来及本土植物的比例和城镇的社会经济属性。城镇间的公共绿地面积和现状明显多变：城镇越贫困，公共绿地的现状越差。低收入水平与其公共绿地质量和面积呈显著负相关。尽管如此，人口密度和人均绿地是公共绿地平均面积和比率的最好指示性指标。城镇绿地比例和人均绿地是木本植物组成与密度变化的最好指示性指标。(www.daowen.com)

历史的和规划不平等原因很少被研究，但是城市公共绿地的丰富度、可达性与实用性以及社会经济变量如财富、年龄和种族之间的关系已被研究报道。解释和沟通这种不平等能够更好地提升规划过程和环境公平，提高公平接近公共绿地的方法和绿地给予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益处。市民对于公共绿地的丰富度、分布和质量与规划机构看法不相同是很自然的。

在休闲研究、体育活动研究和活跃生活的研究中，所谓的“社会生态学”途径被广泛用作帮助组织和了解影响人类行为的构架。这种途径基于这样一种概念：当一个人了解他或他的身体及其社会文化环境的交往时只能理解人的行为。在社会生态学模型中，对人行为影响是有区别的，根据Giles-Corti（2006）的说法，等级可以分为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

距离通常作为影响绿地的主要环境因素进行检测。其他的环境因素如绿地的规模、设施的存在和休闲活动的可能性也同样被认为对城市绿地的使用产生影响。

在国内，本书作者（2015）发表对我国西部省会城市公共绿地系统结构和500 米半径服务率比较研究的文章，结论是：西部省会城市的公共绿地系统格局总体合理健康；公共绿地系统服务的指标达到国家园林城市标准。但西安、成都、南宁和昆明市的景观连接度和500 米半径服务率均低于相关标准；公共绿地斑块的连接度与斑块密度呈正相关，与斑块平均距离呈负相关，与斑块平均面积无相关性；代表公共绿地景观服务的500 米半径服务率与连接度、斑块密度之间正相关，与斑块平均距离负相关；城市规模与其绿地系统质量和景观服务之间存在负效应，即随着城市规模的递增，景观格局结构及其景观服务水平递减。

目前尚未发现其他对城市公共绿地系统社会服务方面的研究报道，这说明我国在这方面关注的少，是今后政府和学者需要重视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