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哈斯在描述他眼中的美国亚特兰大时这样写道：“亚特兰大不具有传统城市的特征，它密度不高，而且分散，人口也不多，是由一些小块区域和超级组团组合而成。它给人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植被和基础设施：森林与道路。亚特兰大不是一座城市，它是一种景观。”

库哈斯所说的这种景观化的城市形态是城市发展的第三种模式。回顾城市的发展历史，第一种模式出现在新石器的农业时代，其形式是狭小的格局，城市中心的周边被防御设施所包围；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核状的限制性结构被打破，城市由中心向外扩散，取而代之的是较为宽松的第二种模式，这种城市模式强调几何形体，如用方格网、轴线以及放射线来组织城市网络。然而随着城市无休止地向外蔓延，这样的城市模式必然会带来中心与边缘、市区与郊区、内部与外部的差别与矛盾。城市发展的第三种形式是后工业时代的有机模式，一个更开放、紧凑、小规模的社区组成的多中心城市。塞德里克·普赖斯（Cedric Price）用蛋的三种做法（煮、煎、炒）来形容上述三种城市模式。景观化的城市是由第三种被形容为炒蛋的城市模式发展而来：原本在中心的蛋黄被分散到周边，这些相对独立单元（居住、办公、商业、休闲等服务实施）可以被看成生态组团（斑块），通过景观基础设施（廊道）的连接，彼此形成一个大公园。这里“公园”不仅仅意味着休闲，而是在更广泛的层面被理解为能行使城市功能的“公园”，即景观化的城市（City = Park）。这种基于生态规划原理，“有厚度的、由积聚的斑块和层叠的系统构成的有生命的”场域状态就是景观城市（Scapecity）。或许是受到意大利颇具远见的建筑师安德里亚·布兰兹（Andrea Branzi）以农业为载体的“弱城市化”（Weak Urbanization）的影响；或许是对19世纪末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怀念，由国际知名公司Aurp 规划的80 km 廊坊万庄，就是以丰产景观为载体的农业生态城。除了具有生态城市诸多功能之外，从城市形态上它充分体现了库哈斯有关城市与乡村、人工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消除而形成无边界城市，所谓城乡一体化的无界限景观，以及霍华德有关为农业生产储备大量的土地资源，就近种植农产品供应周边城市和社区的“田园城市”的形式与格局。同时，通过应用多维协同整合的景观基础设施作为城市形态生成和演变的基本框架，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能够将城市功能与基础设施相结合的层叠而开放的网络格局，并以此形成自然生态体系与地域文化融为一体的地域景观。因此廊坊万庄这座景观城市不仅是对霍华德“田园城市”的传承，更是它的现代升级版。(www.daowen.com)

城市发展不是建筑的放大或道路的延伸。在当今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尺度和速度进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传统的城市发展模式已被证明是浪费的、仓促的和缺乏可塑性和适应性的。当城市被阅读为一种以景观为载体的生态体系；而景观基础设施成为城市发展的框架，这就为我们系统地理解和规划处于动态过程中的城市提供了新的模式。从单一转向多元；从个体转向场域；从自上而下（Top Down）转向自下而上（Bottom Up /反规划）；从封闭的形式转向开放的网络，从城市与自然互为二元的对立面转向“人工中孕育着自然”（城市化的景观）和“自然中蕴含着人工”（景观化的城市）的复合型城市形态，景观城市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