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会址，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召开的地方，位于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会址房屋原为国民党军第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建筑物由主楼和跨院两部分组成。主楼坐北朝南，为中西合璧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整栋主楼通道面阔25.19米，进深17.01米，通高12米，占地面积528平方米，建筑面积428.48平方米。遵义会议会议室在二楼（一楼作战室的楼上），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面积27平方米。墙上有挂钟和两个壁柜，壁柜上有一面穿衣镜。屋子正中是长方桌，四周围有一圈木边藤心折叠靠背椅，桌下有一只古老的木炭火盆。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住二楼，彭德怀、杨尚昆、刘少奇、李卓然等住一楼，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室设在一楼。跨院在主楼的南面，是柏辉章未建主楼前的老屋，是黔北民居四合院风格的建筑，坐东向西，由东屋、北屋、南屋、西屋四部分组成，建筑面积334平方米。遵义会议期间，红军总司令部的警卫人员、机要人员在这里办公和住宿。红军总司令部与一、三、五、九军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江西苏区中共分局的往来无线电在这里发出、接收。主楼和跨院之间伸出一船形的楼房，原是柏家制作酱料及收晒豆子的晒房，遵义会议期间是红军总司令部厨房。

遵义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错误统治，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而召开的。会上，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即主报告）；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即副报告）；张闻天作批判“左”倾错误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判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和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尖锐抨击博古、李德在军事上只知道纸上谈兵，而完全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王稼祥、朱德、陈云、刘少奇等绝大多数与会者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通过了四条决定：“1.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2.指定张闻天（洛甫）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进入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班子，体现了党心军心的最大意愿，是最大的民主体现。遵义会议因此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转折。

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在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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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

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正确轨道，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使中共中央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为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www.daowen.com)

遵义会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是东方共产主义者的一个重要任务。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只有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遵义会议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解决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结束“左”倾教条主义统治，确定中央领导核心等重大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制定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战略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

遵义会议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得到许多重要帮助。但是，随着中国革命发展，远在莫斯科远离中国革命实践的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瞎指挥”愈来愈脱离中国实际，导致中国革命多次出现右倾或“左”倾错误。由于长征初期的行动经过共产国际批准，博古、李德在敌情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坚持向敌人部署重兵的湘西进军，遭到毛泽东同志等的坚决反对。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的伟大开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路线，独立自主地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独立自主地根据具体情况不断变换长征方向，独立自主地确定长征最终目的地，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克敌制胜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独立自主地领导解放战争赢得中国革命胜利，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独立自主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独立自主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原则。

遵义会议坚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遵义会议之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国情民情和中国革命实际，空谈教条，盲目指挥，只唯上，只唯书，一切照“本本” 上说的办。从遵义会议到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和抛弃“左”倾教条主义和“左”倾关门主义，坚持把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军事上的战略转移与政治上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把长征“落脚点”的确定与建立全国抗日战争的前进阵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把夺取长征胜利同实现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转变紧密联系在一起。遵义会议和长征胜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有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极大鼓舞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信心和勇气，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遵义会议建立起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前经历了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王明、博古等五任主要领导，陈独秀犯过右倾错误，瞿秋白犯过“左”倾错误；向忠发缺乏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必要的理论素质、政治素质与领导能力，最终成为叛徒；王明、博古是“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人物。所以，遵义会议前一直没有形成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以丰富的实践经验，卓越的政治远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成为遵义会议的核心和灵魂。毛泽东同志政治上的高瞻远瞩，思想上的实事求是，军事上的丰富经验，策略上的深谋远虑，是遵义会议成功的重要条件。历史证明，核心问题极为重要，核心就是旗帜，核心就是凝聚力，核心就是组织力，核心就是战斗力，核心就是影响力。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顺利发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奠定稳固基础。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7月29日06版，《遵义会议精神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