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背景下，我们来看敦煌发现的小说《唐太宗入冥记》。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时代有不同看法，或以为在武后时及稍后，或以为在玄宗时。我个人有个看法：这篇小说的内容是不断补充后丰富起来的，而定型则在唐玄宗以后的可能性比较大。从其中的《大云经》、六曹官看，似是武后或稍后的事，但从河北二十四州采访使、赐紫金鱼袋看，只能在玄宗以后。将李淳风写作李乾风，是避唐宪宗李纯的讳^[30]，则又似在唐宪宗之后了（当然这也可能只说明其抄写的时间）。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地府中出现官职意义上的“判官”，大致是在玄宗前后，那么像《唐太宗入冥记》那样，地府中出现了有官职意义上的判官，同时主管地府的不是泰山府君而是阎罗王，即阎罗王和判官同时出现应该在何时呢？我们看同是敦煌出土的《黄仕强传》（柴剑虹认为应称之为《黄仕强入冥记》）^[31]，说的是黄仕强在地府的经历，知那时地府中有阎罗王，有把文书人、守文案人，有录事头，有案典，而没有判官。因此《黄仕强传》显然是唐代早期的作品。我们再检索《太平广记》中的“阎罗王”，结果发现有关地府中阎罗王的记载主要集中在《法苑珠林》和《广异记》这两种书中，而同时记载阎罗王和判官的只见于《广异记》，即前述“韦广济”条。如前所述，《广异记》是唐德宗时期的作品，因此可以推断，《唐太宗入冥记》应该是唐玄宗以后，甚或是德宗、宪宗前后定型完成的作品。

以上分析了《唐太宗入冥记》的成文时间，再从内容上看，小说写到的“崔判官”，应该只是中晚唐小说中众多判官形象之一，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从《唐太宗入冥记》问世到北宋的一二百年时间内，崔判官并没有成为地府中判官的代表。甚至到了南宋，据《夷坚志》记载，地府仍有吴判官、赵判官等各姓判官，而《夷坚志》丙集卷一〇“黄法师醮”条还说魏叔介在地府，见“都案判官追在狱囚……叔介言：‘敢问将军何姓？’曰：‘旧在人间姓王，此间无姓。每见世人设水陆，请地府诸司，称崔判官、李判官之类，皆不肯赴，不若只称第几司、第几案判官便了。’”^[32]这也就是说，迟至南宋，地府判官仍是复数的，其姓氏也是多样的。

可是，《唐太宗入冥记》中的崔判官名子玉，在辅阳（滏阳）、蒲州做官，这与后来信仰的崔府君的姓名和任官相一致。这又如何解释呢？崔判官到底与崔府君有无联系呢？

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但恰是这个问题以现存资料还无法圆满解释。我想大概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第一，唐代在滏阳有个姓崔的县令后来与《唐太宗入冥记》中的崔子玉发生了相互间的比附：或者是这个县令死后为百姓祭祀，由于《唐太宗入冥记》的流传，百姓遂将其中的崔子玉比附为这个县令；或者是滏阳的百姓根据《唐太宗入冥记》的记载在当地创造出一个崔府君，并祭祀他。看来第一种可能比较大。因为实际上，崔子玉在《唐太宗入冥记》中只是“辅阳尉”不是“令”，而后代祭祀的是“滏阳令”而不是“尉”。此外，这崔子玉按《唐太宗入冥记》中的说法，应该当到蒲州刺史，但并不闻蒲州有祭祀崔府君的事情。因此可能是滏阳当地百姓在他们的崔县令身上比附上了崔子玉的事情，使《唐太宗入冥记》中的崔判官变成了滏阳的崔府君。

第二，判官在唐末五代地位较高，在诸使（副使）下坐第二把或第三把（行军司马下）交椅。这在地府也是如此。《太平广记》卷一五七“李敏求”条（出《逸史》）记李敏求大和（827—835年）初在地府遇见过去的佣保张岸，“问（张岸）曰：‘尔何所事？’岸对曰：‘自到此来，便事柳十八郎，甚蒙驱使。柳十八郎今见在太山府君判官，非常贵盛。’”^[33]又卷三七八前引“贝禧”条言地府南曹判官周隆召贝禧为北曹判官，“禧初甚惊惧。隆曰：‘此乃阴府要职，何易及此！君无辞也。’”^[34]但是到了宋代，可能判官的地位有所下降。这一点在南宋看得比较清楚。在《夷坚志》中，判官除任职于地府外，还广泛存在于城隍庙、土地庙中，他们身穿绿袍，身份卑微，受人嘲笑，例如甲集卷一三“范友妻”条记：绍兴五年（1135年），“有数鬼来此，一判官绿袍，满面皆猪毛逆生”^[35]。判官地位的下降，致使有异政、主幽冥的崔子玉不好再以判官的面目出现，于是在北宋，他就变成崔府君了。

北宋张师正（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即1016年）晚年所撰《括异志》卷八“黄遵”条记：

黄遵者，家兴国军，性疏放，颇知书，而能丹青，善传人之形神，曲尽其妙。事母笃孝，凡得画直，未尝私蓄，供甘旨外，悉归于母。庆历中，遵忽感疾而死。凡三日，心尚暖。母不敢敛。是夕遵复甦。家人扶坐，问皆不语，遽索纸笔，图一人形容。良久乃语：始入一公府，见廊庑肃静，皆垂帘。阍吏通曰：“兴国军黄遵今追到。”有吏问遵曰：“尔黄遵耶？”遵曰：“唯。”前谓吏曰：“遵未尝有过，何以见逮？”吏曰：“尔算尽，乃至此。”遵方知身死，遂号泣拜曰：“母老无兄弟，乞终母寿。”吏曰：“此不敢与闻。”遵拜泣不已。吏哀其诚，乃曰：“俟主者来，若自告之。”移刻，两庑吏喧然，曰：“至矣。”一吏升堂，轴帘，东北隅有户洞开，朱吏数人前导，见一人紫衣金带者升堂坐。诸吏仅百人列阶下，致恭毕，分入诸局。始见领数十人，荷校者、露首者，至紫衣前讯讫驱出。已而呼遵，问里闬姓名。遵号恸叩头拜曰：“念母老无兄弟，遵若死，母必饿殍，乞终母寿。”遵叩阶额血溅地。紫衣顾左右，索籍视之，久乃谓曰：“汝母寿尚有十余年，念尔至孝，许终母寿。”紫衣以笔注其册^[36]，命左右速奏覆。遵拜而出。复呼之，命俯阶戺，问曰：“汝在人间与人传神者，是乎？”遵曰：“愚昧无能，仅成其形耳。”又曰：“尔识我否？”遵曰：“凡目岂识神仪。”曰：“我乃人间所谓崔府君也。尔熟视吾貌，归人间写之，然慎勿多传。若所传惟肖，恐人间祭祀不常，返昏吾虑，记之勿忘。”自后遵在兴国，凡所写者三本，正一画于地藏院，二为好事者所取。厥后十年，母以寿终。既葬，服除，遵一日遍辞亲识，因大醉数日而卒。^[37]

由上可知，在北宋中期，地府里管人命籍的已是穿紫衣金带的崔府君了。特别要注意的是，这位崔府君的图像是要放在地藏院和地藏菩萨供在一起的。这令人想起了敦煌经卷画《地藏十王图》中的地藏与崔判官。可见经过时间的磨砺和社会的选择（可能也有《唐太宗入冥记》的影响在），民间从众判官中选择了崔判官，又将其升格为崔府君，让他在地藏菩萨的手下管理命籍。还有一点要注意，即这位崔府君此前在人间居然没有图像。这也就是说，作为地府的崔府君，其形象在民众中还是很模糊的。从道理上讲，地府的崔府君形象形成后，应该在民众中有很大影响，但实际并不然。究其原因，大概在于另一个崔府君信仰适时兴起所带来的干扰。(www.daowen.com)

前面说过，后来的崔府君信仰至少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上面讨论的地府掌增减人寿命的崔判官变成了崔府君。另一个就是有政绩的地方官。关于这一点，《宋会要辑稿》礼二一之二五“护国显应公庙”条讲得最清楚：

庙在东京城北，即崔府君祠也。相传唐滏阳令殁为神，主幽冥事，庙在磁州。太宗淳化（990—992年）初，民有于此置庙。至道二年（996年）晋国公主石氏祈祷有应，以其事闻，诏遣内侍修庙、赐名并送衣物供具。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重修，春秋二祀。

磁州庙，咸平元年（998年）重修，五年赐额曰“崔府君庙”。

朝廷常遣官主庙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七月封护国显应公，仍令开封府、磁州遣官祭告，具上公礼服。

一在西京庆州。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十二月诏府君庙特加封号。^[38]

由上可知，这个崔府君本是滏阳县令，死后为神。“主幽冥事”当是后来附会上去的。一开始不过是民间先有祭祀，在社会上并无太大影响。关键是宋太宗至道二年因公主祈祷有应而为朝廷所知，并“修庙赐名”。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赐额“崔府君庙”，使此祭祀正式进入祀典；朝廷派官“主庙事”更提高了此庙的地位。仁宗时封崔府君为公，再次提高了他的地位。神宗时西京庆州的崔府君庙也加了封号。至此，崔府君在“殁为神”的众多地方官中脱颖而出，作为朝廷扶持并宣扬的神灵而广为人知了。

这一切，正好与崔判官升格为崔府君同步。那个作为朝廷赐封的崔府君自然比这个地府里判案的崔府君风光。所以前者到处有庙宇，被祭祀，后者连形象都模糊不清。结果自然是后者被附会到前者中去了。

但是变化还没有结束。宋代的崔府君虽然有异政、主幽冥，也被封公封王，但与东岳神似乎关系不大。将崔府君与东岳或五岳神关系强化起来的，似乎是金朝和元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