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指出的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崔府君，是由各种不同来源的神灵组成的一位混合神。这其中很明显有两条线。其一，是作为有政绩的地方官，“没为神”^[8]。这样的一位地方神至少有以上提到过的两个原型。其二，也是崔府君信仰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作为地府官员的“崔判官”。实际上，由于唐代没有出现对地方神崔府君的信仰，因此，理清这第二条线，即理清“崔判官”与“崔府君”的关系，就是理解崔府君信仰在唐宋间发展变化最重要的一环了。

学者们在讨论崔府君“主幽冥事”^[9]时，都提到了敦煌发现的唐代小说《唐太宗入冥记》。由于小说中有一个地府判官叫崔子玉，因此学者一般认为这位崔判官就是后来的崔府君。甚至认为敦煌发现的某件《地藏十王图》中的“崔判官，恐怕指的就是崔府君”^[10]。学者们的推测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忽略了这其中从唐到宋的变化。其实在唐代，地府的判官有好几位，且姓名各异，崔姓判官不过是他们中的一个罢了。以下就此按顺序论述。

一、生人被召入地府去管文案的故事，在南北朝就有，到唐初更盛，成书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的《冥报记》中有许多记载。但此时，被召入地府的官员主要是录事、记室、主簿等。例如卷中“唐眭仁蒨”条说曾为岑文本老师的“〔眭〕仁蒨遇病，不甚困笃，……长史（是一个鬼——笔者注）自来报云：‘是君乡人赵武为太山主簿，主簿一员阙，荐君为此官。’”^[11]又，卷中“唐孙回璞”条说孙回璞在孝义驿遇见一人，此人对他说：“我是鬼耳，魏太师有文书，追君为记室。”^[12]魏太师是魏徵，当时已死，在地府“为太阳都录太监”。此外，《冥报拾遗》^[13]的“唐王怀智”条记某人死后，“于地下见怀智，云，见任泰山录事”，并对此人说“汝虽合死，今方便放汝归家^[14]……兼白我娘，怀智今为太山录事参军，幸蒙安泰”^[15]云云。

按“判官”在唐初虽然也有，但那时是作为四等官——长官、通判官、判官、主典——之一而存在，并非单独的官名。《冥报记》卷下“唐张法义”条记张法义被捉入地府，“录事署发文书，令送付判官。判官召主典取法义案”^[16]云云，这里的“判官”就是四等官意义上的判官。“判案者为判官”^[17]，只要判案，就是判官，因此许多官都可以是“判官”。上引《冥报记》各条中被召入地府作主簿、录事者，有些实际也是在做“判官”的事。《冥报记》卷下“唐柳智感”条记：柳智感被召入地府，“见王，谓曰：‘今有一员官阙，故枉君来任之。’”柳说自己不该死，王“曰：‘君未当死，可权判录事。’智感许诺拜谢。吏引退至曹，曹有判官五人，连感为六。其厅事是长官人坐，三间各有床，案务甚繁拥，西头一座，空无判官，吏引智感就空座。有群吏引将文簿来取智感判，置于案上……智感省读，案如人间案者，于是即为判勾之”^[18]。这个柳智感就是以录事（“权判录事”）的身份做判官的事。其上有“长官”，其下有“群吏”，因此他也是四等官性质的判官。由于录事在唐代又是“勾官”，所以柳智感不仅要“判”，而且还要“勾之”，完全符合当时的处理文案制度。

二、从使职出现以后，判官作为一种固定的官职也就出现了。因此到中晚唐，描写地府的小说中出现了许多“判官”。我们依史料的时代先后举一些例子：

李佐时者，以大历二年（767年）遇劳（痨？）……忽见衣绯紫等二十人……佐时问何人？答曰：鬼兵也。大王用君为判官，特奉命迎候。

韦广济，上元中（760—761年）暴死，自言，初使持帖云，阎罗王追己为判官。

六合县丞者，开元中（713—741年）暴卒，数日即苏，云，初死被拘，见判官，云是六合刘明府……令云：君算未尽，为数羊相讼，所以被追。

邓成者……曾暴死，所由领至地狱，先过判官。判官是刺史黄麟。

以上四条，出自戴孚的《广异记》^[19]。据研究，《广异记》成书于中唐初年的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20]。这时地狱里的判官姓名各异，有李判官、韦判官、刘判官、黄判官。

崔环者，司戎郎宣之子。元和五年（810年）夏五月，遇疾于荥阳别业。忽见黄衫吏二人，执帖来追……直北数里到门，题曰“判官院”。……环曰：“判官谓谁？”曰：“司戎郎也。”

刘讽，夜投夷陵空馆，月明下憩。忽有四女郎西轩至……女郎举觞浇酒曰：“愿三姨婆寿等祗果山……刘姨夫得太山府纠判官……某三四女伴总嫁得地府司文舍人，不然，嫁得平等王郎君六郎子、七郎子，则平生素望足矣。”

太原节度马侍中燧小将苏履霜者……亦游于冥间……逢舍利王弋猎，舍利素识履霜，惊问曰：“何因至此？”答曰：“为冥司所召。”乃曰：“公不合来，宜速反（返）。”遂命判官王凤翔令早放回。

洺州刺史卢顼表姨……忽亡。冥间见判官姓李，乃谓曰：“夫人天命将尽，有人切论，当得重生一十二年。”

以上四条，出自牛僧孺的《玄怪录》^[21]。《玄怪录》大约是牛僧孺早年的作品，大致完成于唐宪宗元和年间^[22]。这里我们看到，冥间的判官有崔判官、刘判官、王判官、李判官。特别要注意的是第二条中提到了“平等王”。“平等王”是地府十王之一。这说明在出现了地府十王以后，判官并没有相应地固定下来。除上引诸条外，被称为“张判官”、“薛判官”、“赵判官”、“柳判官”的还有许多。(www.daowen.com)

三、到唐末五代，这种状况依然继续。地府判官的数量和姓氏仍然有许多不同说法。例如：

汉宗正卿刘皞，忽梦一人，手执文簿，殆似冥吏……忽于公馆染疾，恍惚意其曾梦为齐王判官，恐是太山神天齐王也。

女道士崔练师……于路辗杀一小儿……官司召练师，并絷之。太守栾元福，夜梦冥司崔判官谓曰：崔练师我之侄女，何罪而絷之？……周高祖闻而异之。

义兴人贝禧……乾宁甲寅岁（894年）十月……忽闻扣门者……出视之，见一人绿衣秉简……自通曰：隆，姓周，弟（第？）十八。即延入坐，问以来意。曰：身为地府南曹判官，奉王命，召君为北曹判官尔。……一吏趋入白：殷判官至。复有一绿衣秉简，二从者捧箱随之，箱中亦绿衣。

这三条均引自《太平广记》^[23]。前两条在卷三一四，出自《玉堂闲话》；后一条在卷三七八，出自《稽神录》^[24]。《玉堂闲话》为五代王仁裕撰；《稽神录》则为五代徐铉撰。这时地府的判官也是复数的，有刘判官、崔判官、周判官、贝判官、殷判官等。要注意的是，《稽神录》的作者原为南唐吏部尚书，其所述地府判官的情况（包括姓氏等）与北方地区流传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可能属于两个叙事系统。

无论如何，在晚唐五代，地府判官由不同姓氏的多人组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来看敦煌发现的十王经卷画中的“崔判官”。关于十王经卷画，研究成果众多，最近集大成的是张总《地藏信仰研究》^[25]。根据书中的介绍，以及我对大部分经卷画的复核，可知在十王经卷画中，基本都有四个判官，其位置或一边两位，或在前面并列。现将有榜题的几件介绍如下：

1.日本大阪和泉久保总美术馆藏《佛说十王经一卷》，后有“辛未年（五代乾化五年即911年，或北宋开宝四年即971年）”题记。经卷画“在佛与十王身后还有四判官。佛左有‘吴判官’、‘赵判官’，佛右有‘崔判官’与‘□城王判官’”（张总《地藏信仰研究》第274—275页）。此画我没有看到照片。

2.集美美术馆藏《十王地藏菩萨壹铺》图（《敦煌宝藏》卷首刊图“美127号”，原编号为MG.17793^[26]）。地藏“两侧及下方有四地府判官”（张总《地藏信仰研究》第302页）。但与照片对照，地藏左侧两判官的榜题为“天曹判官”；右侧两判官的榜题为“地府判官”。没有写姓名。

3.集美美术馆藏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地藏六趣十王图》（美128号，原编号为MG.17662^[27]）。“六趣、十王、狮子道明和宋、王、崔、赵四判官皆有榜题”（张总《地藏信仰研究》第302—303页）。对照照片，这四个判官并列坐在狮子和道明的前面，左起依次是：宋判官、王判官、崔判官、赵判官。

4.英国博物馆藏《地藏十王图》（美474号，原编号为Stein.painting23.ch.0021^[28]）“还绘道明、狮与崔判官”（张总《地藏信仰研究》第303页）。前述高桥文治《论崔府君——元代的庙、传说与文学》中认为图中崔判官就是崔府君的也就是这张图。但是仔细看照片，此图布局与其他《地藏十王图》相同，地藏左右各有两位判官，亦各有榜题，不过只是左侧下方“崔判官”的榜题清楚，其他则看不出来罢了^[29]。

根据以上材料，可知直到北宋初年，一般认为地府中的判官还是复数的（大多是四人，若按左侧是天曹判官、右侧是地府判官考虑，则地府有判官两人），其姓名也不固定，大致有吴、赵、崔、宋、王等姓。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以下结论：如果把崔府君信仰的源头之一定为崔判官的话，在唐代还没有对崔判官的崇拜或信仰，甚至没有给予崔判官以特别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