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在社会上存在许多对“死而为神”的神灵的信仰，崔府君就是其中一位。对崔府君的信仰一直延续到近代。崔府君的庙宇遍布华北，以今天的河北、山西为最多，其他则河南、陕西、山东亦多有之。近代以来，崔府君信仰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其原因盖在于崔府君信仰在众多“死而为神”的神灵信仰中，是一个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相结合的很好的例子，而且其信仰比其他各神具有更为复杂的渊源和更为多变的性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学者对崔府君信仰的研究陆续有一些成果问世，其中专门的研究文章据我所知有三篇，即吉田隆英《崔子玉与崔府君信仰》^[1]、高桥文治《论崔府君——元代的庙、传说与文学》^[2]、邓小南《关于“泥马渡康王”》^[3]。三篇文章使用了大致相同的资料，但侧重点各有不同。吉田文偏重探讨崔府君信仰与国家承认、保护之间的关系；高桥文从东岳庙的整备入手，偏重讨论崔府君与东岳信仰的关系^[4]；邓文则由“泥马渡康王”的传说研究了崔府君信仰与南宋前期政治形势的关系。综观三篇文章，大致有以下结论：

1.崔府君的原型可能是复数的，宋以后逐渐统一为崔子玉（高桥文治《论崔府君——元代的庙、传说与文学》）。

2.这一信仰主要以华北地区为中心，南方（主要是杭州）则只关注其“送子神”的性质。

3.崔府君原本是土地神、农业神，因宋高宗的奇遇这一偶然机会受到国家权力的大力保护，后来又作为冥界神、送子神而扩大了其信仰（吉田隆英《崔子玉与崔府君信仰》）。

4.崔府君因被宋真宗封为西齐王，从而成为东岳的陪神，受到国家保护，并在东岳庙中占有了一席位置（高桥文治《论崔府君——元代的庙、传说与文学》）。

5.因此，崔府君信仰同时具有国家祭祀与民间信仰两种性质。

这些结论基本可以成立，其中有些地方还可以作些补充。

例如第一点。崔府君的原型确实应该是复数的。阅读有关崔府君信仰的现存资料，可以明显看出作为地方官来说，至少有两个崔府君原型。这两个原型一个在河北，一个在山西。河北的崔府君神是官方认定的，表面看是崔府君信仰的主流。这个崔府君或“失其名”，或叫“崔子玉”，是唐贞观时的滏阳令，后迁蒲州刺史，说是有“异政”，但从不知有何异政。

与河北相对，山西祭祀的崔府君则显然是另一个崔府君。这位崔府君叫崔元靖，是山西长子县令，没有迁刺史。他有具体的异政，主要是“以牒摄虎”。虽然后代往往将河北和山西的崔府君混为一谈，但一个是滏阳令，一个是长子令，确是决然不同的。

于是我们又可以补充第二点。由于电子文本检索的便利，我们可以更精确地统计出崔府君信仰的地域特点。我们知道，虽然宋仁宗、元世祖都向全国下过诏书，将崔府君封公封王，“敕守土备礼告庙”^[5]，北宋京城开封建有崔府君庙，南宋首都临安也建有显应观，甚至元好问说“郡县之良吏，血食一方……未有由百里之邑达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6]，但实际上并非全国各地都信仰崔府君，也并非全国各地都建有崔府君庙。

由于唐代尚无崔府君崇拜，因此唐代不会建有崔府君庙。目前所说的“某地崔府君庙始建于唐代”，作为崔府君庙是不可能的，作为唐代其他建筑后改建为崔府君庙则有可能。宋、金、元时，南方似只临安有显应观^[7]，其他多在北方，例如有开封、磁州、阳平（今山东莘县）、潞州等，但因没有统一的全国各地资料，故无法作确切统计。

清代雍正年间，为了修《大清一统志》，曾下令全国各省均修《通志》。这些各省的《通志》后来都收入了此后编集的《四库全书》中。利用计算机检索功能，我们对《四库全书》中的各省《通志》进行了搜寻，结果如下（表1）：(www.daowen.com)

表1　《四库全书》所收各省《通志》中崔府君祠庙一览表

续表

续表

①又见《陕西通志》卷二八，作“齐王庙”。
②华阴县的“崔府君庙”与“崔府君祠”疑为一处。
③《陕西通志》中记：“旧为崔府君祠。”由此也可见崔府君与东岳的关系。
④《浙江通志》中写：“此庙祀磁州都土地崔府君，世传渡康王者。”则在清代，崔府君又成了磁州的土地神。
⑤《江西通志》中说：“庙神即崔府君，以辅佐东岳而祀之也。”

根据此表，可以统计出在清代雍正年间祭祀崔府君的庙的分布情况，即畿辅（主要是河北）9座，河南1座，山东3座，山西24座，陕西7座，浙江1座，江西1座，共46座。

在这46座庙中，南方仅有2座，且均改为他名，不直接与崔府君相关联。所以，崔府君信仰主要是北方的信仰。在北方，最多的又是河北和山西。这和第一点所说崔府君的两个原型所在是一致的。

特别是，山西境内的这24座崔府君庙又集中在晋东南。其中辽州2座，沁州3座，泽州府4座，潞安府8座，共17座，占山西全部的一大半。因此，任职为“长子县令”的崔府君信仰，可能是晋东南的“土产”，当地人有意识地将其与封为“护国显应公”的“滏阳令”崔府君联系起来；同时强调其为“崔元靖”，又有意识地与“滏阳令”崔府君区别开来。所以，山西的崔府君庙供奉的崔府君应该与其他地方供奉的崔府君不太一样。

关于第四点，笔者还有些不同意见，详述参见后文。

总之，三篇文章大致描述了崔府君信仰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但是也遗留了一些问题。例如：三篇文章主要着眼于宋以及宋以后，但在从唐到宋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崔府君信仰是如何展开的呢？吉田隆英《崔子玉与崔府君信仰》认为崔府君原是土地神；高桥文治《论崔府君——元代的庙、传说与文学》则认为崔府君是“地狱之神”，这两种看法之间有无同一性？究竟谁更正确一些？本文的主旨就是想更具体地探讨一下崔府君信仰的细节，试图解释以上两个问题。由于史料原因，在解释过程中如果出现缺环，我们就只能进行一些主观的推测。这是历史研究中最无奈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