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到隋唐，形成了第三次高峰，其中隋朝铜镜自有它的特点。特点之一是隋朝铜镜外区边缘比较朴素，以锯齿和点线纹居多，且内区构图仍然比较拘谨。特点之二是隋镜多有一周铭文，但铭文内容已逐渐从单纯的吉祥语向富有生活情趣的诗句转变。例如孔祥星主编的《中国铜镜图典》^[1]，在“隋唐瑞兽镜”中收有一面“练形六瑞兽铭带镜”。说明云：“内区六兽环钮……中区铭文为：‘练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短斜线纹及点线纹缘。直径17.3厘米，陕西西安隋初唐墓出土。”（图1）说明对此镜出土地语焉不详，但知出自墓葬。从风格看，这面铜镜具有隋镜的特征。需要注意的是此镜的铭文。铭文一开始讲铜镜冶炼的精良（铭文中的“练”应是“鍊”即“炼”的意思），讲它明如珠净似月，然后讲女主人对镜描眉傅粉（铭文中的“传”应为“傅”。“传红”，不通。后述吴任臣所录铭文即作“傅”），眉是绿眉粉是红粉（这反映了当时的妆饰习俗），加上印入镜中的“绮窗绣幌”，真个是交相辉映，别有情趣，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优美的仕女梳妆图。这种带有生活韵味铭文的铜镜多出现在隋和初唐，初唐以后似乎就消失了。与这面铜镜相似，王仁波主编的《隋唐文化》^[2]，在“金银器和铜镜”一节中也收有一面“团花铭带纹铜镜”。说明云此镜“直径17厘米，现藏陕西省博物馆。在凸起的窄棱外有铭带一周，文为‘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如珠出画，似月停空，当眉写翠，对脸传红，绮窗绣幌，俱含影中’”（图2）。说明称此镜为隋镜，但没有写明出土地或传承。从风格看，此镜颇具隋镜特征，但内区为团花，于隋镜较为少见，且铜质发红，也是令人生疑之处^[3]。此镜亦有铭文带，内容与前一面镜完全相同，但说明录文中错把“练”录为“炼”，把“匣”录为“画”了。此外，这里铭文中的“传”也应是“傅”字。

图1　陕西西安隋／初唐墓出土练形六瑞兽铭带镜

图2　陕西省博物馆藏隋团花铭带纹铜镜

上述两面隋朝铜镜都因镌有内含生活意味的铭文而引人注目，但如本文题目所示，隋朝铜镜和前蜀亡国怎么会连在一起，7世纪的铜镜与三百年后10世纪时的前蜀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前蜀后主王衍荒淫好色，不理朝政，致使前蜀于咸康元年（925年）为后唐所灭。亡国的直接原因是后主王衍不听群臣劝阻，执意要远离成都，到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去。而王衍之所以要去秦州，又是因为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告诉后主说秦州多美女。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后主王衍与王承休的美艳妻子严氏有过私情。关于这一点，《十国春秋》卷三七《前蜀后主本纪》是这样记录的：“天雄（天雄军即秦州）节度使王承休请帝东游，帝将如秦州，群臣谏者众。……承休妻严氏有殊色，帝私焉，故锐意欲行。”《十国春秋》的作者是清代的吴任臣，书完成于康熙八年（1669年）。由于吴任臣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历史学家，写作《十国春秋》时依据的都是五代、两宋时代的各类著作，因而使书中记载的事件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即以此条而言，这段文字的出处，似最早见于宋张唐英的《蜀梼杌》，书中记载说：“（王）衍有所私秦州节度使王承休妻严氏，至是，自统精兵入秦州。”欧阳修《新五代史》和司马光《资治通鉴》都相信这一说法。《资治通鉴》卷二七三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年）九月条就说：“王承休妻严氏美，蜀主私焉，故锐意欲行。”能为一个女人而置国家大势于不顾，前蜀的灭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为加强上述印象，吴任臣又增加了一段记载。《十国春秋》卷四六《王承休传》说：“承休妻严，有殊色，后主绝加宠爱，秦州之行，后主颇以严故临幸焉。至则赐以妆镜，铭曰：炼形神冶，莹质良工。当眉写翠，对脸傅红。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绮窗绣幌，俱涵影中。其亵昵如此。”这段记载是否可靠呢？笔者寡陋，就所见《蜀梼杌》、《锦里耆旧传》、《鉴戒录》、《五国故事》、《九国志》、《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及部分宋人笔记小说而言，没有找到这段记载的出处。但既然晚清大学问家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都说吴任臣“采取极博，后之考据家，多不能知其出处”，无知如我而未能找到此话的出处就应该是可以谅解的了。其实，证明这段话必有所本的证据，就在记载中提到的那面“妆镜”上。我们看它的铭文，除了第三、四句与上述隋镜铭文有所颠倒，以及此镜的“涵”彼二镜作“含”外，其他字句竟完全相同！生活在17世纪的吴任臣当然不会知道20世纪出土的这两面铜镜，但他准确记录了铜镜的铭文，这就只能说明他所依据的史料并非杜撰，而是有所本的。那位写下这段文字的五代人或宋人一定听说过或见过那面“妆镜”，否则他也不会将铭文写得如此准确无误。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古代铜镜发展到五代时期，铜镜上已经没有了铭文带，因此当时的妆镜也不应该有铭文。换句话说，五代人或宋人怎么会知道带有这种铭文的铜镜呢？后主王衍总不会拿一面三百年前锈迹斑斑的铜镜送给自己心爱的情人吧。那么答案只能有一个，即后主王衍拿的那面妆镜是前蜀仿制的。据程长新《铜镜鉴赏》^[4]介绍，唐代即已开始仿制汉镜，宋代则仿制了许多隋唐镜。该书就收有一面宋代仿隋的铭文镜^[5]。四川旧产铜，并且我们知道前蜀生产的铜钱数量也很大。因此，以前蜀的冶铸能力，仿制几面铜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此可以推测，后主王衍在某种场合得知了隋代的这种铭文镜（以现存已有两面而言，这种镜在隋和初唐一定十分流行），对上面的铭文很感兴趣，于是下令仿制，并将仿制的妆镜送给了情人。镜上的铭文其实极富生活情趣，只是由于后主和严氏的关系，才使后人对铭文发出了“亵昵如此”的感叹。

一种带有“亵昵”味道铭文的铜镜在历史上的流行、消失、仿制和再出现，它以笔记小说乃至正式的历史著作为载体而流传，又为实物所证实。这一切的一切，都反映在这小小的直径只有17厘米的铜镜上，真是令人感慨不已。而这也正是历史文物的魅力所在，值得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对它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和探讨^[6]。

原载《文物天地》1997年第6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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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祥星主编《中国铜镜图典》，文物出版社，1992年。

[2]王仁波主编《隋唐文化》，学林出版社，1990年。

[3]按，此镜或为后代仿制，但因未见原镜，不敢断言。

[4]程长新《铜镜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

[5]程长新《铜镜鉴赏》，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图版164。

[6]实际上，我们只能证明五代人或宋人听说过或见过带有这种铭文的铜镜、证明这种铜镜的仿制和流行，但并不能证明后主王衍何时将一面这样的铜镜送给了严氏。因为在上述记载此事的文字中，说后主“至则赐以妆镜”，似乎后主已到了秦州。但后主实际才到利州就逃回成都了。或许这面铜镜是后主于王承休去秦州之前，在成都送给严氏的？或者是吴任臣抄书时抄错了字？总之，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