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阙在运用中其词汇的不固定和平阙格数的不固定，反映出唐代社会政治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关于这一问题尚有许多地方可以探讨，本文只想粗略地举出几个例子，以期引起读者对此问题的兴趣。

唐玄宗统治时期增加了对“道”的平阙，这从天宝平阙式中新增的“大道、至道、玄道、道本、道源、道宗”等词汇即可明知。玄宗崇信道教，为大家所熟知，因此玄宗时期尊“道”并将其平阙就毫不奇怪了。这以后，不仅“道”，而且与道教教主老子有关的词汇也常常被平阙使用，例如“玄元、玄元皇、老氏”等。与此相似，到唐后期，随着佛教势力的发展，唐代出现了佞佛的皇帝，其中唐懿宗就是十分著名的一个，《资治通鉴》说他“奉佛太过，怠于政事”^[13]。有皇帝的提倡，百官士庶们自然信佛崇佛者多，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从法门寺迎佛骨，“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14]。于是我们在唐懿宗咸通年间的墓志中发现有对佛言之“金口”一词使用阙字（2册125页，葬于咸通十二年，即871年），也有直接对“佛”一词使用阙字的（2册102页，葬于咸通四年，即863年）。这些与佛教有关的平阙词汇不见于平阙式，在唐前期也不会有，反映了唐后期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

平阙词汇反映唐后期社会特点的第三点是前面已提到的对亲族的尊敬。大约自唐德宗以后这种对亲族成员（主要是曾祖、祖、父）及其行为的词汇的平阙开始多起来，越到唐晚期越厉害。有些平阙词汇与“皇帝”、“诏书”的阙字相同甚至要超过后者。例如长庆四年（824年）葬的乐辅政墓志（4册88页），其中“皇曾、烈祖、姑”等与“德宗、人君、帝室”等相同，均阙字一格；而乾符三年（876年）葬的吴全缋墓志（4册164页），其中墓主的“公”平出，“曾祖、祖”均阙字三格，同时“懿宗皇帝”也就三格，而“宣帝”才一格。其他对亲属的阙字在唐后期还有如“曾王父、大王父、外王父、曾大父、大父、高堂、尊堂、外祖、丈人、舅姑、伯父、仲父、家父、叔、叔母、姨、姑、长兄、仲兄、仁兄、弟、妹”等。这些词汇有的见于大和平阙式。不过，大和平阙式中的“翁婆、耶娘”在墓志中基本没有见到。这是由于“墓志”与“书信”的不同呢，还是由于时代不同造成的差别？目前还不清楚，需要进一步探讨。此外还要进行探讨的是，平阙词汇的上述变化说明了什么？一个很明显的结论是它反映了唐代后期家族势力的增长和人们对家族关系的更趋重视，同时也反映出唐代社会进一步的平民化。这从平阙词汇里原来用于皇帝的“命、恩、旨”等均可用于一般官员和亲族、“皇”字可以用在“祖、考”身上成为“皇祖、皇考”（这在平阙式中专属皇帝，是要平出的）等也可得到证明。这一平民化的倾向为后来的宋代社会所继承并发展下去。

总而言之，上述三种即对有关宦官的词汇、对地方长官和有恩于己的上司的词汇，以及对大量有关亲族的词汇的平阙，在唐前期或是绝对没有或是虽有也极少。它们都反映出唐代社会政治发生了由前期向后期的发展和变化。

以上主要是从平阙词汇的变化看唐代社会政治。此外，平阙格数的多少也能曲折反映唐代社会政治的现实。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略有提及，下面再举一例。

唐代宦官从代宗德宗时掌握了禁军大权之后，势力急速上升。唐顺宗曾试图遏制宦官势力，没有成功。唐宪宗依靠宦官即位，对宦官多有信任，宠爱吐突承璀就是他崇信宦官的显著证据。但是我们查唐宪宗特别是穆宗以后宦官的墓志，在提到“宪宗”时平阙的格数却大有不同：有的使用平出，十分尊敬；有的却并不阙字；甚至有的连提他都不提。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葬的行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省事杨府君墓志（4册66页）记：

1.（前略）（贞元）廿年

4.顺宗皇帝称诰南宫，

5.今皇帝继明北极。以公旧德，宠遇殊常（后略）

杨府君是杨志廉，唐德宗贞元十九年为左神策军中尉^[16]，掌禁军大权。新旧《唐书》之《宦官传》中都提到他，说他“怙宠骄恣”^[17]。从墓志看，他对立顺宗即位出了力，所谓“与二三元臣翊戴嗣位”即是。但是在顺宗朝，拥立宪宗为太子的宦官有俱文珍、刘光琦、薛文珍等^[18]，却没有他。所以墓志只说八月，顺宗成了太上皇，宪宗即位，没有说杨志廉的功劳。按说杨当时手握兵权，其动向对宪宗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十分重要。看来他虽没有参与立宪宗但也没有反对宪宗，因此宪宗即位后并没有惩罚他。但还是剥夺了他的“左军中尉”职务，并让其退休，到第二年即元和元年（806年）正月也就是宪宗即位的四个月后他就死了（这也有些可疑）。由于墓志的撰写者是杨志廉的部下“左神策军判官”，也由于唐宪宗可能仍然优待了他，更由于宪宗当时正是“见主”，所以墓志在提到宪宗时和德宗、顺宗一样，都采取了平出的尊敬形式。但是，长庆四年（824年）葬的荆南节度使乐公墓志（4册88页）中说：

乐公名乐辅政。墓志里对“德宗”和“顺宗”均阙字一格，但提到“宪宗”却不阙字，似不大恭敬，究其原因，盖因“至元和十三年，小有误”（见墓志），遂被贬斥，到穆宗时才重新受到信任。按唐后期的宦官分两派，这早已为陈寅恪先生所指出^[19]。但是宪宗时宦官却并没有明显的两派，宪宗宠爱吐突承璀，不过是喜欢或相信他的才干，其实从骨子里，宪宗瞧不起宦官而只是利用他们。史称元和六年（811年）宪宗因吐突承璀犯事，准备“以承璀为淮南监军，上问李绛：‘朕出承璀何如？’对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曰：‘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20]又说，宪宗与宰相交谈，“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21]由此可知宪宗不愿与宦官厮混，并视他们为家奴，连受宠爱的吐突承璀都去之如一毛，其他小宦官就更不在话下了。乐辅政因小错而受到处罚，心中不快，这种情绪甚至通过墓志中对“宪宗”一词的不阙字而曲折地表现了出来。更有甚者，大和五年（831年）葬的行内侍省奚官局令祁府君墓志（2册53页）中说：(www.daowen.com)

祁府君名祁宪直，在他的墓志中“顺宗”、“穆宗”均阙字二格，但竟然不提“宪宗”，看来他也是一个在宪宗朝因犯事而受到惩罚的宦官。由此，即由对“宪宗”的平阙与否，我们就能间接看出当时一些宦官对宪宗的态度，从而更清楚地了解宪宗与宦官的关系，这对正确理解唐宪宗朝的社会政治史不是小有裨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