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的潮流已在世界汹涌了几十年，但是，有关“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等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不仅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日本、中国等由于各自历史研究的传统不同，对“社会史”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研究方法，就是各个国家之内，不同学者也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研究方法。不过，无论在何种定义下，“社会史”研究都至少应具有两个明显特征。这两个特征就是“非政治史”的特性，以及对“日常生活史”的研究。

所谓“非政治史”的特性，就是说社会史研究一般不孤立研究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关于这一点，本文暂且不论，而所谓“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则主要指采用历史学或社会学或人类学或民族学或心理学等方法，去“分析‘物品’及‘生活习惯’等具体的、日常的现象，并通过这种分析，达到了解‘生活形态’的变化乃至各社会集团成员意识变化的目的”^[1]，并最终和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变化联系起来。例如我们在研究英国人打着伞、抽着卷烟、喝着放砂糖的红茶的“生活方式”时，就会发现伞也好、卷烟也好、砂糖也好、红茶也好，都是17、18世纪从殖民地引入的。于是，对日常生活的研究就同研究英国近代史的特征结合起来了。其他如通过分析钟表的普及其带来的时间观念的变化，来研究民众意识和行为方式的变化等，都是社会史中日常生活史研究的经典事例。

日常生活的涵盖面很广，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生老病死，都在它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要注意，在研究生活中的具体行为时，不仅要考证其活动方式、礼仪习俗，而且还要考虑到其中的精神因素，即无意识、感情、价值观、时间观之类。二者结合，才能对日常生活有一个比较符合时代氛围的合理的解释。此外更重要的是，研究“社会史”意义上的日常生活，不是去研究一个个人，而是要研究社会集团、阶层的日常生活，考虑不同社会集团生活时的社会背景以及他们所具有的不同的社会心理。总之，要考虑日常生活的社会性，并将它和社会整体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这种研究，才是社会史中的日常生活史研究，否则就会流变为考古学或者民俗学的研究了。

要做到这一点是困难的。特别是研究古代社会的日常生活，由于资料缺乏，无法精确量化，就更显其困难。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试着做一下。我曾经写过一篇《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2]，就属于这种尝试（很可能是极不像样的尝试，这里不过是聊以举例）。“宴会”是日常生活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研究宴会在社会中的职（功）能，采用的是社会学中功能主义的理论。我在研究宴会时，首先把它限定在某一阶层即官员宴会的范围内，同时注重研究宴会兴盛与否的社会背景，指出它和政治环境以及人际交往的状态有关。例如以猜忌著名的皇帝唐德宗在位时，“朝官或相过从，金吾皆上闻”^[3]，结果就是“人家不敢欢宴”^[4]。其次，特别注意研究唐代才出现的、社会性极强的官员“会食”。会食产生在唐代不是偶然的。它和政治制度中三省制的成熟变化、多宰相制亦即集体领导或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和政治结构的变化或许有着一定的关系。不论哪种官员宴会，都是为调剂人事关系、从事人际交往而采取的手段。它的主要目的是要达到人事关系的“和”。它实际上是社会交往活动中的润滑剂。这就是宴会在日常生活中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现代社会也是如此。据《法制日报》记载，日本“全国地方官员每年用公款招待宴请中央各省官员的费用已达天文数字，去年一年便超过30亿日元”^[5]。日本社会各阶层的各种宴会远比中国为多。它是日本社会结构特征的鲜明反映。正因为如此，日本学界对宴会的研究也就远比中国发达。

量化研究唐代日常生活的另一个例子是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文章先利用文书分析了敦煌吐鲁番地区衣、食、用品的价格，然后计算一户农民占有耕地多少、收入多少，租税以及吃穿用的支出多少，最后得出结论说，当地具有一个全劳动力丁男的五口之家的均田户，在交纳了租税后，“其余勉强供食用和衣着的一半，还有将近一半的衣着费用，以及日用工具和炊具、农具以及养生送死等费用还无着落”^[6]。文章的这种通过分析收入和支出，来对某一阶层生活水平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正是日常生活史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而对民众消费水平、生活水平的研究，也正是日常生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法国年鉴学派的主将布罗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曾经写过一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书虽是一部“整体史”，但许多人都把它视为社会史的著作。该书极少涉及政治制度、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并且第一卷的题目就叫做《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作者在这一卷里研究了人口、饮食、住宅、服装、技术、货币、城市，也就是研究了日常生活方式的现状和变化，以及东西方生活方式的比较等，并把它作为资本主义产生在欧洲的最底层、最长远的一种环境或者原因。与这种“整体史”不同，近邻日本在1987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了一套八卷本的《日本社会史》（断代大约从古代直到明治时代），其中第八卷是生活史研究，总标题叫做《生活感觉和社会》。内容一共三部分九章。第一部分研究的是离身体最近的衣、食、住问题。三章的题目分别为：日本古代的民族和衣服；餐饮的体系与共食、飨宴；近世的住居和社会。第二部分研究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各种行为，以及有关身心疾病的问题。三章的题目分别是：姿态与作法——死和往生净土；闭居、围裹、遮蔽——中世的身体感觉和秩序；中世人与“病”。第三部分研究了居住在日本列岛的人们与自然和神有着怎样的关系。三章的题目分别为：普请劳力和兴工修缮——大地与人类；动物与人类社会；民众宗教的深层。

上述两种著作在研究领域和方法上有着明显不同（由于客观原因，布罗代尔只研究了物质生活，但仅就此而言，两种著作的研究领域和方法也很不同），反映了不同的史学传统。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研究了日常生活史。由此可见日常生活史研究在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性。有志于研究社会史中日常生活史的学者们，或许能从上述两种著作中得到一点启示。

日常生活史的研究，在我国还不很发达，因此至今尚无一部反映综合研究水平的著作问世。衷心希望我们的社会史研究也能有一个扎扎实实的大发展，在不久的将来，写出具有我们中国史学传统特点的煌煌巨著《中国古代社会史》来。

原载《社会史研究通讯》第一期，1996年。(www.daowen.com)

【注释】

[1]引自日本学者川北稔文。

[2]黄正建《唐代官员宴会的类型及其社会职能》，《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已收入本书。

[3]《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

[4]［唐］白居易《论左降独孤朗等状》，《白氏长庆集》卷六〇。

[5]《日本政府限制公款吃喝》，《北京晚报》1995年12月5日转载。

[6]韩国磐《唐天宝时农民生活之一瞥》，《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后收入沙知等编《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时文书录文作过校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