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比较张说和元稹的生活，并不比较他们生活的全部，只集中比较他们的日常生活，即衣食住行。通过衣食住行的比较来看看唐代前后期在日常生活方面有没有变化。若有变化表现在哪些方面。

在比较具体的衣食住行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张说和元稹的总的生活状况。

张说生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卒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享年64岁，生活在唐前期的后段。元稹生于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卒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年），享年53岁，生活在唐后期的前段。二人生活的年代，虽然就唐前后期而言，一个偏晚了一些，一个偏早了一点，但相差正好一百年。这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唐代，前后相差一百年的二位官员，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相同又有哪些不同。另外，二人生活的时代又都大致是整个唐朝中比较和平安定的时代。唐朝的国力在各自生活的时代都还算比较强盛。这就可以大致排除战争、灾荒等对生活的影响，使我们得以在一个相对比较正常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我们的比较。

所谓总的生活状况，主要指生活来源和生活水平。相同的地方，是二人基本都倚靠俸禄生活。虽然俸禄有高有低，但都是生活的主要来源。没有了俸禄，生活就陷于贫困，例如丁忧时。张说在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丁母忧前任工部侍郎。这时工部侍郎的俸禄额我们不清楚，但可能比较优厚，“有两兄一妹，甥侄九人，又有中表相依，向成百口，吉凶衣食，待臣以办”^[9]，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俸禄，可以养活一家上百口人。而一旦丁忧失去官职，没有了俸禄，生活立即转为贫困，全家都靠张说“鬻词取给”^[10]，“佣文以取资”^[11]，即靠卖文维持生计。张说还用卖文的钱为姐妹办了丧事。由此也可知卖文所得报酬是很高的。

与张说相同，元稹在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丁母忧时，生活也即陷于贫困，“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12]，过起了吃野菜的日子，以致白居易一家常常资助他的生活^[13]。不仅元稹，此后不久白居易丁母忧时，也是既贫且病，而元稹则分俸资助，“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14]。由此可见，在张说时代和在元稹时代，官员若没有家产，其生活对俸禄的依赖程度还是很高的。没有了俸禄比如丁忧时，生活水平马上就会下降。

但是如果说这两个时代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元稹时代，官员生活对俸禄的依赖比张说时代还要大。这是因为在唐前期，俸禄制度尚未成熟^[15]，官员特别是中央官员除俸禄外还有其他收入。俸禄外的收入，举其大者，有“实封”和“赐物”两宗。关于“实封”，情况比较复杂。大致说来，唐前期享有“实封”的官员比后期多，在其生活中起的作用也比后期大。张说的场合，曾“食封三百户”^[16]。按唐前期开元前后封户丁数的计算，最低是三丁，最高是七丁，每丁除交租外还要纳绢两匹^[17]。张说食封三百户，若一户按五丁算，一年可得绢3000匹。这可是笔不小的收入。元稹时代，食实封者少，且多半是武臣。元稹虽然也做过宰相，但没有食“实封”，自然也就少了一笔额外收入。这不是元稹个人的原因，而是时代不同造成的^[18]。(www.daowen.com)

实封之外，赐物也是唐前期官员生活的重要补充。以张说为例，史籍记载他曾得到的赐物有：写成《初学记》，“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19]；进《白乌赋》，“赏卿金五挺、银十挺”^[20]；进《斗羊表》及《郑国夫人碑》，“赐卿綵罗二十匹、绢一千匹”^[21]等。这些赐物当然不是张说得到的赐物的全部，但就这有限的几次赐物，也已是张说生活的重要补充了。现在我们来估一下赐物中某些物品的价值。由于史料缺乏，这种估算只能极其粗略^[22]。比如唐玄宗赐给张说的“金五挺、银十挺”。据《太平广记》卷四五“衡山隐者”条说隐者欲娶女，“将黄金两挺，正二百两，谓女父曰：‘此金值七百贯’”^[23]，一铤金是一百两，一两是3500文。又据《夏侯阳算经》卷下：“今有金一斤，直钱一百贯。问一两几何？答曰：一两，六贯二百五十文。”^[24]则一两金是6250文。我们取平均数，一两金按4500文计算，张说所得五铤金，值钱225万文，合2250贯（即使一铤金按下引银铤的分量即50两算，五铤金也有1125贯）。再看银铤。20世纪60年代，西安南郊曾出土一件银铤，正面有刻字云：“河南府伊阳县天宝十二载窟课银壹挺伍拾两”^[25]，知唐玄宗天宝年间银铤一铤重50两。银价我们在唐代没有找到明确记载，若按五代时“银一两直钱千七百”^[26]的银价计算，则张说所得十铤银，值钱85万文，合850贯。二者相加（金铤按1125贯算），张说一次受赐，就得到了价值1975贯的金银。唐玄宗开元前期官员的俸禄额我们不是很清楚，若按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制定的百官月俸额，“一品三十一千……二品二十四千……三品十七千”^[27]。张说散官做到“开府仪同三司”，是从一品，按以上规定，一年的俸钱是372贯。如此，则张说一次得赐的1975贯，是他一年俸钱的5倍！若依所任职事官正三品的中书令算，一年俸钱204贯，则1975贯是其年俸的9倍！当然，金银价格是不断变动的，每铤金银的分量也不一定就是50两，但无论如何，赐物是官员生活的重要来源确定无疑。

但是到唐后期，俸禄制度日益完善，俸额得到了大幅提高。以中书令为例，开元时月俸为17贯，到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定俸额，增至160贯^[28]，几乎是开元月俸的10倍。这样，官员对俸禄的依赖程度就变得越来越高了。再加上皇帝与百官的日渐疏远、与宦官的日渐亲密，对百官的赐物也就变得十分稀少，往往只有象征意义了。元稹的时代，尽管他在中央任职多年，当过宰相，进过许多表、状，也献过自己的著作，有些文字还得到过皇帝的赞赏，但除了当翰林学士时接收过例行的赐设赐马外，并未得到过其他赐物。这一点与皇帝赐宴以及赐宴时赐物的变化一样^[29]，都是唐代前后期官员收入亦即生活来源的一种比较明显的不同。

从生活水平看，前面提到过张说除丁忧期间外，史料中并无他生活贫穷的记载。即使在地方上也是如此。这当然有史料不足的原因，也有可能是他在地方上官职比较高，所以生活得比较好。元稹就不同了。虽然元稹的时代地方官的收入可能比京官要好^[30]，但元稹在地方任职，生活却并不富裕。关于元稹在地方上的收入，陈寅恪曾认为“今日俸钱过十万”是元稹任江陵士曹参军时的月俸的实际额数^[31]。卞孝萱不同意陈氏看法，认为应是元稹任监察御史分司东台时的实际月俸数^[32]。我个人同意卞氏的说法，认为元稹任江陵府士曹参军时不会有超过十万的收入，因为从实际情况看，元稹在江陵时的生活并不富裕。比如他在葬他的妾安仙嫔的《葬安氏志》中说：“况予贫，性复事外，不甚知其家之无……今视其箧笥，无盈余之帛，无成袭之衣，无完里之衾。”^[33]元稹在江陵时并无妻室，却只能让妾过这样的生活，可知他的俸禄并不很高，所以白居易在给元稹的诗中也说到：“怜君为谪吏，穷薄家贫褊。”^[34]待任通州司马时，生活仍然不是很富裕，诗中有“啼儿冷秋箪，思妇问寒衣，帘断萤火入，窗明蝙蝠飞”，“婢报樵苏竭，妻愁院落通”等感叹^[35]。元稹的生活真正好起来，是他当了刺史以后，特别是在越州刺史任上和在武昌军节度使任上。我们从元稹死后付给白居易写墓志的报酬中可知他最后几年生活的富裕。白居易在《修香山寺记》中说：“去年秋，微之将薨，以墓志文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洎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来致于予。”^[36]“六七十万”，相当于州司马一年多的俸钱。由此可间接知道元稹晚年在地方上生活的富足。

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呢？说明在唐后期，虽然外官的俸禄可能比京官要好一些，但若只是州府曹司参军或司马一级，日常生活、养家（甚至家口众多）没有什么问题，但并不富裕。只有任到刺史一级，生活才相对比较好，而当到观察使、节度使一级，生活水平才会有很大提高，变得奢侈起来^[37]。唐后期史料中关于官员在地方上的收入，以及生活状况的记载明显多于前期。这是社会人物活动的重点向地方转移、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向地方转移的结果。此外，从张说和元稹财产的比较还可知道，张说的财产有许多是任中央官时“渎货”所得，史载“中书令张说……有才智而好贿”，结果被宇文融、李林甫等以“徇私僭侈，受纳贿赂”告倒^[38]。而元稹的财产大部分是任地方官时“渎货”所得，史载他任越州刺史时“放意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39]。唐后期中央官员的财产多从地方官任上搜刮所得，若无这种搜刮，其生活水平可能会低于唐前期的同一级官员。这可能也是唐前后期官员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另一种不同吧。

还有一点似也有些不同，即唐前期对于官员“渎货”的批判比较激烈，而后期则相对较宽松。张说还不算是什么贪官，但对他的批评就已经很多；而对于元稹的“渎货”，大概只有上引这一句话提到，大家并不视其为严重问题。这或者反映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渎货”的认识发生了某些细微的变化？